结构·解构·重构——儒家思想与商贾文学关系研究

儒家思想对商贾文学的历史影响至少体现在:儒家思想发展对商贾文学发展的衍射,儒家思想对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历史结构以及对文学作品中商人个人行为的影响等方面。商贾文学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商贾文学中对商业及商人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商贾文学中大肆渲染了利的地位和作用;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思想构建的传统义利观,商贾文学中对商人集团色欲膨胀的正面描写具有反抗和解构封建理学的特定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商贾文学与儒家思想互动视野中的理论重构,是建立在扬弃基础上的重构,而非一种对儒家思想的重述。     

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

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纷繁交杂,概有官商依附、由官而商、由商而官、商人抗官、昏官欺商、明官护商、以法待商等类型。商贾文学中复杂的官商关系现象昭示了商业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折射出商人地位的历史嬗变,诠释了道德品质之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位置。     

2004年我院教师出版的部分著作简介

儒学国际传播 朱仁夫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属于中国也是世界的儒学,从诞生起,就开始了它的国际传播;首先播传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形成亚洲儒教文化圈,然后随西方传教士播传西欧、北美,19世纪起中国国门打开,儒学随学者、华侨播传世界各地。该书分章阐释了儒学播传朝韩、日本、越南、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中国商贾小说史 邱少雄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该书旨在探寻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探索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探讨中国商贾小说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从小说这个角度挖掘有中国特色的商人文化。该书从中国商贾小说的具体描写出发,分析小说中的“商人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人文化精神,挖掘表现在中国商贾小说中的中国商人文化,因此,中国商贾小说史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商人文化精神的形成史、发展史。     

“商才士魂”：以德统美视野下的唐人小说商贾形象

唐人小说中商贾形象的鉴定,不外乎正面与负面两分法,而依据的标准为是否符合儒家的传统文化道德,如此审美下的完美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的统一是“商才士魂”——商为皮相,士为心迹。故整个社会对商贾形象的审美标准是以德统美的,人物形象也因此具有浓郁的伦理性特征。     

论商品经济发展对文学中商人形象的影响——读《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两部古代白话小说集都对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作了大量描写,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商人形象。但二者在商人形象塑造上又有很大区别:一、相貌形神之别;二、商贾之道之别;三、经商时的心理与人们看法之别。本文通过这些比较,揭示了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带来的重大变化。     

管窥唐人小说中商贾形象的社会意蕴——以《郑绍》为中心

商贾形象在唐人小说中虽然相对暗淡,但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郑绍》是一篇反映唐代普通商贾爱情婚姻生活的小说,作者通过讲述商人郑绍在爱情婚姻中的矛盾﹑无奈以及因此而饱尝的痛苦,深切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新旧价值观念交替之际,普通商贾身处其中的尴尬地位。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弃儒从商

《聊斋志异》的400多篇文章中有90多篇内容涉及商业经营活动。这些士人出身的商贾不似一般商人那样过分追求金钱,而多是重情重义,甚至是爱好诗文的君子即“儒商”。这些士人下海有自身迫于生计的原因;也有社会发展繁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原因。士人弃文从商壮大了商人的队伍,提高了商人队伍的素质,积累了商业资本,繁荣了当时的商品经济,对已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试论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的提高

在商人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唐代商贾阶层,由于其所处特定的历史环境,形成了许多明显不同于前代商人的新变化、新特点。政治意识的显著提高,就是其中之一。 一 为提高政治地位而竭力挤入仕途,是唐代商人阶层政治意识显著提高的集中表现。商人跻身仕途唐以前虽然也有,但受几成习惯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局限,商人入仕并不多见。唐初,商人在     

论清代徽商江春及其诗歌创作

明清两代文人和商人互动,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重视研究的课题。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巨商江春不仅进行了养士、组织雅集、刻书等文事活动,更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传世,提供了商人文学的研究样本。纵观其诗歌,可以看出江春有着与其商人身份不符的儒生情怀;通过对比其诗歌与文人诗,也可看出其诗中与当时文人不同的务实精神与富贵气象,商人文学的独特性就在于此。     

强化与散化——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试探

纵观我国文学发展史,不难发现文学作品中人的主题的强化趋势与文学形式的散化趋势。现试分而论之。一、人的主题的逐渐强化这里所说的“人的主题”是广义的,它包含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共性、民族性、阶级性和个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此,人的主题包容三个大的方面:被加工过的客观物质世界,被过滤的作家情感世界,被诱发的读者情感世界。这三个方面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层次,不同比例的交融渗透和相互结合,可以造成无穷多的形式。     

徽商精神的历史源起、三维定位及科学内涵

徽商的精神内涵十分丰富。从徽商精神的历史起源来探析,可以发现徽商精神既具有文化层面的共性,更具有地域层面的特性。徽商精神在几百年徽商的经济活动、思想观念、道德标准中,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引领和行为约束,这也是徽商在诸多商帮中能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徽商精神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思维模式、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为基础,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三角核心模式,并最终形成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贾而好儒的诚信精神三个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内涵。     

明清山西盐商与茶商之比较

山西商帮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人集团,其经营的商品以盐、茶规模最大,两者均为官府严格控制的专卖商品,均能获得垄断利润,因而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盐商与茶商在兴起的时代背景、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衰落的原因等方面又有明显的相异处。本文就山西盐商和茶商之间的异同作一比较分析。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梦与粤商文化内涵新解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国人为之奋斗实现个人价值的梦。近代兴起并于改革开放大潮再次崛起的粤商在发家致富的发展壮大中,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为支撑形成了新粤商文化。中国梦和粤商文化相同的内涵集中在致富、实干、强大等方面,从而建构了中国梦与粤商文化研究的价值。     

论明清时期晋中的中小商人

中小商人是晋商研究中不可忽缺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中下层商人的利益,在明清两朝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许多寻常百姓的生活命运更贴近。研究明清晋商中的中小商人对当前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清代广东商人在山东的经济活动

清代山东是粤商在北方沿海地区活动的重要场所。粤商以济南、烟台、青岛为中心开展南北物资贸易,甚至投资设厂从事近代工业生产,在山东建立商号和会馆等商业组织,对山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官僚经商现象,就会以为是对“抑商”传统的偏离。作者在探讨“抑商”思想本质的基础上,解释明清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的联动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开始研究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围、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及其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徽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清代两淮盐商与扬州饮食

清代的两淮盐课“动关国计”,两淮盐商富甲天下。盐商的大量资金相当一部分用于自己奢侈性的消费,其饮食消费对扬州饮食风尚产生了极大影响。清代盐商对扬州饮食文化有着应予肯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