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娼妓书写与治理——以杭州(1927-1937)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的杭报娼妓书写,建构了苦难与放荡的双重娼妓形象.杭州政府的治娼行动缘于其铲除社会阴暗面、展现政权尊严的理念.同时,地方政权具体采取何种治娼模式,则受多种因素影响.     

宋明理学在赣南的创立与弘扬

北宋庆历年间,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理,探究儒学精奥,始创理学;程颢和程颐随父调迁,拜周敦颐为师,从此专心理学.宋理宗赐匾"道源书院",确认赣南是"理学之源".其后,杨时、朱熹、张九成、陈献章、王阳明、罗洪先等许多理学名家都来到赣南寻根探源,并在这里探究理学精义,传授圣学.     

外部规范与内心自觉之间——析《论语》中礼与仁的关系

<论语>中礼与仁的关系是外部规范与内心自觉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主流意见一直认为在这对关系中仁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意见始终忽略一个起点处的问题,孔子为什么无条件地相信礼应该是人生的引导规范?本文由追踪这个起点问题入手,一步步探讨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发生的观念运动--礼如何取代神成为精神支柱,这种取代的意义是什么,孔子如何继承这个观念运动并加以改造.以此思想史背景的梳理为依据,本文指出礼与仁之间一种特别的双向关系.     

清末铁路总局探析

清末铁路总局起始于光绪三十三年底,隶属于邮传部,尽管存在时间只有四年,但影响清末铁路至大.且其中的人事纠葛直接导致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及保路运动的发生,进而则是清王朝的灭亡.首任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之所以能持续掌控局面,与袁世凯及其派系人物的鼎力支持关系至密,而梁本人的求实作风亦有相应作用.铁路总局的影响是导致交通系孕育成形,并在民国历史舞台上举足轻重.铁路总局作为一个透视清末社会幕后身影的窗口,研究它,后人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窗外世界.     

让孩子快乐地成长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呢?可近几年来,激烈的社会竞争催生了许多"紧张型"父母,他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能挤进重点学校,要求孩子学这学那,英语、奥数、钢琴、书法、舞蹈等,孩子简直成了学习的机器.正是这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他们一方面智力投资不惜成本,另一方面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放学迟了挨骂,成绩不好挨打,有一点空闲要练琴,作业不能写得马虎.于是,挨批评就成了这些孩子的家常便饭.殊不知,这些在兴趣班里泡大,在父母的压力下长大的孩子变成了一只缺少快乐的小羔羊.那么,要怎样才能让孩子快乐地成长呢?     

浅论如何引导和发展茂名特色的年例文化

年例,是流传于粤西鉴、罗两江流域村镇的一种民间传统节日,数百年来盛行不衰,民间素有"年例大过年"之说。据《茂名市志》记载:"年例"唯粤西鉴江、罗江两江流域的村落所独有,清代已十分流行。是当地民     

权、合理性与司法裁判——古典司法的一种样态考察

守经和行权是古典司法的两种基本样态.行权主张反经而善并怀其常经,是一种坚持原则又灵活运用的法适用理论.权的实质是通过法律的合理化解释,来解决个案中律法不可用的问题.法律的有效性处置和判决的合理性证成问题,是行权司法须面对的两个难题.由于缺失具体的方法指引,行权始终存在擅权和叛经失节的可能.     

电热水器也要“洗澡”

道具:纸巾盒 适用地点:客厅茶几上 方法:用完了纸巾的盒子大家通常是随手扔掉,有没有想过用它来插花呢?为了避免被水浸透,先用塑料薄膜把纸巾盒的内壁包裹起来,再把盆栽的鲜花移植进去.然后用干净的小石子遮住裸露的泥土,让花茎和花头从取纸的地方露出来.只要寥寥几枝鲜花,就可以完成这样有创意的作品,简单而别致.     

史达祖研究百年述论

史达祖是南宋中叶的著名词人,与姜夔齐名.其词作属于醇雅正宗,其词风与创作方法泽被后世、影响深远.近百年的史达祖研究,虽然在词人生平事迹和词作艺术风格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展,但总体看来,对词人生平事迹的研究还不到位,有待进一步细致、深入的总结;其晚期作品和表现平戎报国之怀的作品,几乎无人提及.当今,对史达祖的研究需要进入更加深入广阔的层面.     

加缪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上世纪40年代关于法国作家加缪的介绍在中国报刊出现,60年代后其作品部分译入,80年代后其作品的译入更为全面,加缪的译介也已有相当规模.伴随这一过程,关于加缪的研究也渐次开展并不断深入.此一过程迄今已近60年.文章对加缪之译介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其研究状况也做出总结,这对于全面把握加缪这一课题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试论商周时期贵族妇女地位的两次转型

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其政治文化模式的变迁对后世影响深远。殷周之际礼制下妇女角色的规制,向来被学者解读成后世妇女地位衰落的源头。然出土文献表明,周礼构建的妇女角色并不与西周历史实际进程相同步。商周时期贵族妇女地位转型实有两次,即殷亡鉴戒意识下西周妇女无与政事制度的构建阶段和东周以来由制度深入包括妇女在内的各阶层群体心灵的阶段。这一时期妇女地位演变的总体趋向,并不能以简单的"衰落"概之,尤其是后一次转型中妇女破除功利意识,对道德的真诚追求,彰显出对道德诉求的精神自觉。     

中国哲学“体知”的意义——从西方诠释学的观点看

"体知"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面对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方法,与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儒家的"体知"观念则更重在个体生命的修身成德和道德实践性的充分扩展,凸显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旨趣。作为认识社会、体悟人生的实践型智慧,"体知"重视内在的省察,反观自我之心灵,而非一味地逐于外物;强调个体生命的亲历性和在场感,将知识的获得和生命的直接体验融合为一体,视求知为一个知识内在化的过程。同时,"体知"又包含了身、心、灵、神等不同的层面,在社会实践的场域中,不断地反思和重构已有的历史意识。就个体生命而言,"体知"是一个接受教化、融入群体的过程,又是见证人类普遍精神、存续文明脉流的不息活动。     

试论儒家德育过程论思想

德育过程论是德育理论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对于发展德育过程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本文主要梳理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有关品德的形成发展阶段、品德形成的环境、教育影响因素、品德形成的个人修养及方法等内容,简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中有关德育过程论的思想。     

自然的玄化、情化、空灵化与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自然观大致上经历了老庄对自然的玄化、玄学对自然的情化和佛禅对自然的空灵化这样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导致了对美学和艺术的影响不同。其中,老庄对自然的玄化所带来的有无虚实的辩证法为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提供了精神框架,玄学对自然的热爱形成了意境诗歌情景交融的血肉之躯,而佛禅对自然的空灵化处理使中国古代意境诗歌在情景交融的形态和有无虚实的辩证结构中充满了生命的灵机。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产生和发展是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观共同作用的结果。     

柏拉图语言哲学探析

柏拉图被公认为西方语言哲学的思想先驱。他在多篇对话中深入探讨了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如名称的指称问题、陈述的真假问题、语言和实在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探讨对于后世语言哲学家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规范作用。     

电视媒体话语机制的构建——以凤凰卫视为个案

凤凰由华语传媒走向世界的成功之道,为我们构建电视媒体的话语机制提供了诸多启示.信息时代电视媒体的话语机制构建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及时性、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活力性、创新性是电视话语构建的基本元素.电视媒体话语权的构建确切讲要把制作和营销内容话题作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把原创节目及其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作为核心竞争力.通过信息报道的及时性、信源出处的多元性、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内容资源的差异性"形成媒体话语的权威性和独特性,通过汲取网络等新媒体的活力不断改造电视媒体话语惰性.     

论如何提高产品的价值

产品价值的提高有赖于产品的功能与实现产品功能的成本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价值分析的实践中,人们已不局限于对实现某一特定功能的成本降低的追求,而是寻求一切可以提高价值的途径.根据价值的概念,提出五种提高产品价值的途径.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解释的递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实践”的几种模式

在社会理论意义上,以“劳动”作为“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历史选择和基本看法。生活世界理论和生存—实践论开始意识到其中的矛盾张力,但仍致力于弥合。而认识论意义上把“实践”解释为反教条的经验累积论在中国也根深蒂固。着重强调人与人关系(而非原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并凸现自由、伦理、人文、审美等价值维度的“实践”日益受到重视。但从人人关系维度看,“实践”内含的各种张力、矛盾、复杂、多元、异质等都凸现出来,使实践智慧论和实践自悖谬论成为日益受关注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统一、知—信—行的统一开始受到反思,而实践和生存的内在反讽性或许更凸现了哲学实践观的复杂内涵,以及区分不同层次的必要性。     

法律的人道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关于我国死刑存废的思考

死刑的存废问题一直是法学家们争论的热点,其核心问题是法律的人道化与利益的最大化的关系问题。死刑的废除所体现的是法律的人道化,但这一人道化在我国现阶段并不具有实际的积极意义。法律的人道化是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但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法律的首要的价值目标。法律的人道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应当有一个最佳的结合点,而这个结合点只能靠我们在实践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