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的演变与新诗体的出路——读《新诗体艺术论》

无可讳言,诗歌的生命历程,已步入她有史以来的最低谷,人们对诗歌的态度,冷漠得令人心颤。究其原因,自然可以列出种种,但诗歌要想再度复兴,则还在“自己救自己”。然而如何“自救”?或者说新诗努力的方向何在?有了於可训先生的《新诗体艺术论》,似乎可以窥见诗歌前途的一缕曙光。作为国内第一部论述新诗文体艺术的专著,其开创性的价值已无庸多说,更重要的乃在于它探索出了一条诗歌发展变化的定律。这部专著的理论构架可说是以胡适的“诗体解放论”为基础。胡适归纳了中国诗歌从诗经到辞赋、到五七言古诗、到词曲再到自由的白话诗的四次大变化,然后总结出一条定律:“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元稹的诗体理论

中唐是唐诗理论的总结期,也是诗体理论的相对成熟期.在这方面,元稹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敏锐的诗体意识对初、盛唐以来诗歌创作“体”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总结,为唐诗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元稹将唐代诗歌分为乐府、古体、近体三种诗体,他对乐府诗和近体诗理论贡献较大.元稹的诗体理论也暴露出一些矛盾,主要表现为他的诗体理论中有明显的“尊古轻律”思想倾向,其本人的诗体理论与创作实践也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元稹诗体理论的矛盾是他本人思想矛盾在其诗体理论中的反映.     

新诗现代化进程:诗体变革与诗神再造

中国20世纪诗歌始终处于现代化的动态发展进程之中,这一进程现仍在延续,具有许多特点,而不断地进行诗体变革与诗神再造,则大大促进了新诗的现代化。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起始于诗体变革。“诗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要“全力去实验作白话诗”[1],胡适的这些主张     

论法国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法国现代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 ,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的建设 ,还促进了新诗诗体的散文化和自由化。特别是在新诗草创期 ,散文诗体的引进刺激了偏激的自由诗运动 ,象征派诗歌也在新诗诗体建设期妨碍了新诗诗体的定型 ,纠正了以英国传统诗歌为诗体模式的新格律诗过分重视诗的格律的极端。即法国现代派诗歌加剧了新诗自由化和律化的对抗     

三曹对中国诗体发展之贡献

曹操把我国四言诗创作推上新的高峰，曹植的五言诗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曹丕为中国诗体开创了新的形式，三曹以自己的艺术成就雄视百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晋宋之际山水之兴与赠答诗的诗体解放

诗歌中题材与诗体是一种辨证互动的关系,新题材的出现对诗体的发展变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晋宋之际山水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山水描写艺术的发展,使赠答诗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诗体解放过程,突破了西晋以来四言体赠答诗的发展困境,同时确立抒情体物的新的诗体内涵,形成了新的赠答诗艺术传统。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新诗诗体标准的建构及当下意义

新诗作为中国诗歌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诗体标准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人们应以相融相包、共荣共生的思维方式对待新诗的自由化和格律化,依据现代汉语的十三辙音韵规则,搭建“简约的诗体标准”,引导其走上一条既适度定型,又宽松灵活的健康发展之路。     

论格律诗是汉诗定型诗体及唐代的诗体格局

汉诗由不定型到准定型再到定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到唐代才建立起定型诗体和格律诗。格律诗确立了汉诗的音乐美形式特征,构成了严格的齐言体,形成了书面文学的建筑美,为汉语诗歌(古代汉诗和现代汉诗)重视听觉效果和视觉效果、将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作为主要的两大外形式特征打下了基础。唐代形成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垄断诗体后,汉诗诗体的齐言体格律形态完全形成,形式的变化日趋缓慢。唐代仍然是一个以格律诗为主导、其他诗体为辅助的多元诗体并存的时代,出现了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高雅诗体与低俗诗体共存的局面。     

"诗界开一新壁垒"--现代性视野中的梁启超诗体变革理论

被称为"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诗歌理论主张包含了复杂变化的新诗体创建追求.他主张突破传统诗歌体式的局限,从外来文化吸取营养创建新诗体.这一主张包含着文体变革观念与文化化合观念,是文学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的产物.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李白、杜甫诗体与唐诗嬗变

李白、杜甫是唐代诗国的双子星座,其诗歌不仅众体兼备、题材广泛,而且匠心独运、各领风骚。李白诗体多学古,杜甫诗体多新变;李白擅长古体,是集成,杜甫演化近体,是开派;李白诗体,代表了初盛唐诗歌体裁古体诗多的发展实情,杜甫诗体,开启了中晚唐近体诗多、诗变的先河。李白、杜甫站在时代的分水岭上,其诗歌分别代表了初盛唐向中晚唐诗歌嬗变发展的关节点,也即李、杜诗体的不同,正透露出唐诗转关的深层内涵。初盛唐是以李白古体诗为主流、为正宗的"李白时代",中晚唐是以杜甫为开派、为发展的"杜甫时代",他们是唐诗总结前人、转折启后的关键所在。     

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中国古诗体探源

从语言学角度探索中国古代诗体之源 ,在追寻古诗体沉淀轨迹过程中感受到诗与歌结合的紧密可演化为该诗体是否与劳动大众联系紧密这一问题。因此 ,诗歌社会意识必有复苏的来日。     

论卞之琳的诗歌追求与诗体创造

1935年1月,“现代”诗人卞之琳在一种特殊的心境下写过一首极富戏剧意味的诗作《距离的组织》。朱自清先生评论此诗的特点是将时间和空间的远距离用联想组织在短短的午梦和小小的篇幅里。其实这不仅限于对这首诗的评论,也颇能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明卞之琳诗歌的诗体创造乃至30年代现代派诗的诗体特征。     

浪漫主义诗作尽现“斯宾塞诗体”的艺术魅力

埃得蒙·斯宾塞是生活在乔叟时代和莎士比亚时代之间的英国最杰出的诗人。他继承了乔叟所开创的英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加以丰富和发展,把诗歌的火炬传给后来的诗人,因而被称为“诗人的诗人”。他创立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斯宾塞诗体。后来的不少诗人从他那里学到了这种美妙的诗歌创作技巧。仅19世纪就有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分别用斯宾塞诗体写出了传世佳作。本文详细分析了诗人和相关的诗篇,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种艺术形式。     

论诗体及其与思维形态的关系——《中国诗体：传统与现代》导论

诗体包括结构、语言、形式三个方面。这样的认识中外古今皆然,本文对此作了多方面的引证阐释。但诗体又受思维形态制约,由神话思维派生的诗体更近于诗的质的规定性。中国传统汉诗之诗体有其神异的魅力就在于中国传统诗人侧重于以神话思维来把握诗歌世界。     

余光中的诗体美学

诗体建设是新诗发展中的重要话题 ,也是考察新诗艺术成就的重要角度。新诗的诗体探索在诗行、韵律等方面取得了成就 ,但也存在着散漫的不足。从诗体建设角度考察余光中的诗歌创作 ,可以发现他的诗体美学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出特色 :对“综合语言”的寻觅 ;义与音的交融 ;律与变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