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宋学·道学·理学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对它的称谓一直没有统一起来,有的称“宋学”,有的称“道学”,多数的称“理学”。这看起来是个名称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等。 所谓“宋学”,一般指宋代的“性命义理”之学,它是与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相对而言的。这种称谓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高潮中,当时戴震等人为了反对宋明以来的空谈性命义理之学,就把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搬来,扯起“汉学” 的旗号,与之相对抗,于是便有“汉宋之争”。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直接点名批判程朱之学,因此人们把程朱理学称为“宋学”,把戴震一派的学术理论称为“汉学”。 所谓“道学”,是指“道统” 之学而言。唐代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有一个“道统”,即儒家的道发源于尧舜,经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就失传了。宋代的程颐则前进了一     

一种新伦理观的张扬:戴震的理欲统一论

作为一名思想家 ,戴震在批判、借鉴、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戴震赋予天理、人欲不同于程朱理学的新内涵 ,认为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之中 ,并从自然与必然的层面 ,进一步深化了其理欲思想。戴震的新伦理观是通过对程朱理学主张的“存天理 ,灭人欲”的无情批判而得以阐释的 ,它一方面表现了戴震新伦理观的进步倾向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现实价值和启蒙意义。     

戴东原儒释道观刍议

在程朱理学仍占统治地位的清代中叶,戴震（字东原）站在“新理学”的立场上。分析并揭露了宋儒与佛教,道家道教的思想渊源关系,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唯心主义本质,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封建社会反理学的进步斗争。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戴震与理学

戴震既终结了理学又没有终结理学。从价值观的层面看,戴震与理学同属中国传统道德理性主义价值系统,故戴震没有终结理学;从政治层面看,戴震揭露理学“以理杀人”的社会政治作用,可以说戴震终结了理学。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胡适的戴震哲学研究:拒斥形而上学

胡适从杜威实验主义思想出发,对戴震哲学作拒斥形而上学的解读,认为戴学是真正具有拒斥形而上学品格的新理学。这一研究具有反“五四”前后兴起的玄学之意义,具有启蒙精神     

略论“朱陈之辩”——兼谈南宋理学与事功之学对立的实质

宋孝宗统治后期,发生于理学大家朱熹与浙东著名事功学者陈亮之间的大论战,在当时思想领域引起广泛反响,史称“朱陈之辩”.这场论战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不仅反映出彼此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也成为理学和事功之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     

“尊德性”与“道问学”:朱陆之辩及其历史回响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中庸》所提出的一种关于“尊德”与“问学”关系的概念,以指谓君子人生修养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人们似乎也从未怀疑过其相互关系。但自从理学崛起,由于讲学与求知需要的凸显,“尊德性”与“道问学”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所谓“朱陆之争”便由此而展开。在朱子包括象山弟子对这一争论的叙述中,已经形成了所谓“泛观博览”与“发明本心”式的概括。到明代,又通过罗钦顺与王阳明之不同走向,转换为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之争。而从戴震到章学诚,则又通过“博”与“约”、“专”与“精”来深化这一问题在为学中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还原于《中庸》之本义,并从儒家超越而又内在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那么这一近千年的争论也许就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也可以看出现代知识论追求与认识论走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日用之实--论戴震哲学的指实趋向

根据戴震经学和新哲学的指实趋向,将之与经验、智识、功利诸主义类比,将之与先秦儒学及旧理学互观,可以发现:生活性与秩序性,正是戴震哲学指实趋向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也正是由于戴学这一内在的理路,才影响着清代"以礼代理"这一学术转型,清代经世思潮也呈现出重礼的特征①.并且,这种重生活与重秩序的日用之实以其经验与智识的态度、贴近日常生活的生动,反映了新的时代气息,不断激励着处于思想变革中的学人们.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朱熹经学之渊源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孔孟·朱熹·戴震——中国生存论哲学传统的建构

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以生命为本体的生存论哲学传统。孔孟与《易传》开辟了生存论哲学的方向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建立了生命本体宇宙论。 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戴震创造性地继承理学的合理价值 ,以“气化生生”的本体论重建天人合一之学 ,解构了程朱理学体系的矛盾结构 ,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哲学人性论的基础 ,完成了中国生存论哲学传统的建构。     

严儒释之辨,破图貌之误——论戴震的佛学观

戴震是清代卓然的考据学大师和独具个性的儒者.拙文在简要回顾清朝前期佛教现状基础上,就戴震对于佛学的基本观点进行探讨.戴震既主张“老释同质论”,又反对儒释调和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佛学观;戴震不加区别地将老释并作批判鹄的,且严厉指责儒释融合,既有缺乏严谨之处,又有不够宽容之嫌.尽管如此,戴震为了“求观圣人之道”而不惧权威、大胆质疑的儒者情怀和批判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一本与二本:也论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心

一本论与二本论之争是戴震对程朱理学之批判的思想实质。戴震所谓"理"实则是流行不已的"气",这与程朱所谓"理"已经截然不同。虽然文章篇幅所限没有分析程朱理学可能存在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戴震用以反对程朱的"气"一本论所将会导致的命定论,事实上无法应对他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