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园杂诗》看钱澄之对陶渊明遗民色彩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形象中的遗民色彩被刻意凸显,无论其归隐、力田,还是其诗文的风格,都成为明遗民效仿的典范,钱澄之即为其中的代表之一。通过钱氏的《田园杂诗》可知,在明清易代及遗民心态的影响之下,钱澄之在继承陶诗田园世界与真淳风格的基础上,又更多地彰显出了自我的遗民情感。由于钱澄之与陶渊明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与个性气质,所以钱氏之作颇能袭得陶诗内在之精髓。     

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易代士人的特殊与重要,也早就暗示了"遗民"定义本质上存在的模糊问题。在文史学者一致努力下,遗民研究成果丰硕,遗民行为的复杂、与时俱进以及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也得到关注。显然,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往往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相较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发展,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剖析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影响广泛的成果,能够发现这样的取径与方法早已面临严重局限与发展困境,故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再次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论张炎与陶渊明的隔代契合

张炎是宋元之际成就比较高的遗民词人,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张炎有强烈的慕陶情结.在其三百余首词作中,涉及陶渊明的竟达五分之一.由于有共同归隐的经历,以及宋元之际遗民们对陶渊明节士形象的推崇风气,加上相同的穷困与落寞情形,更主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雅趣,张炎对陶渊明才会推崇倍至.     

论明遗民曾灿的诗心历程

曾灿是明末清初"易堂九子"中的重要成员,又是清初诗坛一位重要的遗民诗人.曾灿一生跨越明清两朝,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历了从贵公子到抗清志士再到前朝遗民、官府幕僚的身份转变.而随着人生经历和身份的变化,其诗歌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透过其诗歌创作,实可窥其一生心态之变化.作为在鼎革易代之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遗民,曾灿其人、其诗有其典型意义.     

明遗民画家的“遗”与“逸”之辨析

明遗民画家处于明清两朝易代之际,由于对政治抱疏离态度,多数人追求隐逸的生活。但他们的"隐逸"建立在"遗民"的政治身份之上,被动"遗"世的命运和主动"逸"世的选择产生出态度、行为以及作画风格的两极化状态。首先,明遗民画家在对"遗民"语义的厘定中,与"逸民"身份划清界限,是对易代之际节义的强调;而明清画坛标榜"逸气",明遗民画家的创新能力又使"逸品"得到了新的诠释。其次,明遗民画家在隐逸生活中的穷愁、欲有所为的反机以及谋生手段的多样奇特表现出与历代文人迥然不同的"逸"世特征,"遗"与"逸"在此又发生碰撞。最后,明遗民画家绘画中"技巧的仿古"与"目的的遣兴",形成狂放与隐忍风格的两极发挥,这和"遗"与"逸"共同在他们身上的结合有很大关系。     

明遗民的群体身份认同与群体聚合

明清易代,汉族士大夫队伍分化出遗民、降臣和贰臣三大群体.与腼颜事清的贰臣和降臣不同,明遗民以"不仕二姓"为道德底线.作为易代的劫后余生,明遗民有着相同或相近的人生历练和家国之痛,这种易代体验结合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助成其群体身份认同.以此为契机,遗民们广通声气、阴相联结,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类社会结构.作为清朝的"体制外"存在,明遗民群体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陶渊明意象在明末清初的建构——基于明末士人李渔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易代给明末的遗民士人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他们通过回忆陶渊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伤痛。这种记忆当与明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阳明心学的影响等因素有关。若对陶渊明做人物形象研究,则仅仅依据后人的历史记忆作为史料会有失偏颇,应当综合各种史料才能比较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的形象     

《史记》与陶渊明的政治理想

《史记》是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反复阅读的一种典籍。陶渊明反对暴秦统治,反对苛剥百姓,提出“桃花源”理想,这些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政治倾向有很大关系。     

浅谈明代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接受情况进入明代,基本思路仍沿袭着宋人的推尊。明代文人对陶渊明的喜爱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明人的美学追求和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多方面的。     

“靡王税”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解读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

陶渊明的生存存在着物质乃至精神的压力。田子泰自耕自食的居民点对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并诗》有启发。税有积极的正面作用，但王税异化为盘剥百姓的同义语时，没有存在的必要，陶渊明呼唤着“靡王税”的理想社会。“王税”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王朝的更替没有意义。陶渊明并非晋室忠臣，因为晋室也有盘剥人民的“王税”，陶渊明呼唤没有王税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对晋室的否定。     

论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可谓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其人生后半段隐居田园期间,更是将陶公作为效仿的对象,写下了大量效陶的田园诗篇。本文拟从气节操守、生存方式与生活态度、诗文及艺术风格方面来论述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天师道信仰考辨

陶渊明生活在佛教、天师道教兴盛的晋、宋之际,他的思想主流是儒家,但不可避免地杂糅了佛教、天师道的因素。受宗族、时代思潮、道俗交游的影响,陶渊明的确是信仰天师道的。     

中国山水诗的咏叹

中国山水诗萌芽于《诗经》与《论语》的某些章句,功能是为了诗的起兴。汉武帝的《秋风辞》,曹操的《观沧海》等已得山水诗的雏形,到六朝已形成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固定形式,并流传有序,历代继承下来。晋有陶渊明;南朝宋有谢灵运,齐有谢;唐代李白的豪放、王维的禅悦是中国山水诗的顶峰;宋代苏拭的清雄,陆游的苍凉;至元已觉局面狭窄,引起山水画家诗的勃兴;明清的山水诗境界狭小,部分折射唐宋,满足其感情世界,明代李攀龙、清代吴梅村和王世正各有建树。因山水而造就了的历代诗人,又引起对山水诗的咏叹,本文并探讨了这些山水诗的美学特征。     

理学知行观与明清实学

明清实学思潮的产生，就其思想渊源来说，是来自于宋明理学而又 对立于宋明理学，是理学中所包含的实学思想的继承、改造与发展，二者既有密切的联系， 又有严格的区别。本文从剖析理学知行观这一角度，揭示理学，尤其是王守仁的“心学” 与明清实学的关系，进一步透视明清实学的渊源、演变及其特征。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论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朝鲜风”简

韩国古代文人从高丽朝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或是精神力量,或是艺术风格。在“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诗歌呈现方式上主题的直白表露与接受过程中诗性意象的取舍。这种表现本质上起到了树立其民族意识的功用,也是一个把影响逐渐转化为“朝鲜风”的消融过程。     

“湖湘四记”简论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及现代沈从文《湘行散记》合称“湖湘四记”。它们植根于湖湘文化,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是体现湖湘文化和中国意境美学的绝胜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