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清晋徽商人才选拔制度与绩效

晋徽商帮是中国明清时期驰骋商界的两大商业群体，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其人才选拔制度密切相关，同时，不同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两大商帮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文章运用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对明清时期晋徽商人才选拔制度与绩效进行比较研究，并分析二者不同制度选择的原因，及其对商帮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河南山陕商人

明清时期，地处中原的河南，交通便利，人口密集，使它成为国内重要的消费市场，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纷纷到河南从事经营，尤以山陕商人为最伙。他们遍布于河南的府州县城及主要的集镇。其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开设店铺，成为坐贾；一是长途贩运，往来各地。经营的商品，有食盐、煤铁、粮食、丝棉绸布、药材、金融等。这种经营，弥补了本地商人经营的不足，促进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回族农牧业经济概论

自元明以来，农牧业就是整个回族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回族因而同汉族一样也成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①。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更加完善。与元明两代相比，回族农业经济已十分成熟，不仅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而且在农业经营活动的分布地区、经营方式、耕作技术、农产品种类和产量、生产关系等方面也都有着突破性的进展。（一）清代“是回族人口分布得更广、更分散的重要时期”②，与此相适应，回族的农业经营活动除了仍然主要地分布在我国西北的陕、甘、宁、青，华北的晋、冀、鲁、豫，华东和华南的江、…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清代晋商之盐商和票号再探讨

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当前经济史研究阵地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形成的一个商业集团,支配着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晋、秦、豫、鲁,经济实力,远及东北;甚至通过乌里雅苏台及新疆等地远及俄国。明清时代是晋商最为活跃的时期,平阳府尤为大商人辈出之地。《平阳府志》称曲沃县人“挟资者多远贩贾”,《皇明文海》也说蒲州人     

晋陕豫金三角区域旅游联合开发研究

区域旅游联合开发是旅游大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区域旅游品牌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晋陕豫金三角区域旅游现状,区域旅游规划特点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晋陕豫金三角区域旅游联合开发对策,进一步探析了晋陕豫金三角区域联合的一体化机制,深层次地打造出晋陕豫金三角"古中国"的区域旅游品牌,实现晋陕豫金三角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使晋陕豫金三角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和一体化发展的跨越式示范区。     

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

认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 ,使整顿市场秩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封建政府长期实行的“重农抑末”政策 ,官商不相交接 ,造成市场管理的空白 ,使得工商会馆不得不承担起整合市场秩序的任务。工商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 ,仲裁商务纠纷 ,营造“诚信”的会馆文化氛围 ,以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 ,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因而主要以明清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 ,论述上述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     

明清晋商“东掌制度”的利弊分析

“东掌制度”是明清时期晋商的经营手段之一。其经营方式、分配方式、责权范围都有诸多优势，但同时也有很多弊端。对“东掌制度”的探讨，可对当前的市场经济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探究陕晋煤矿报告文学的艺术风貌

陕晋煤矿报告文学从矿工和矿主二元视角出发观照矿区世界，刻画出鲜活生动的众生相，客观真实地记述着陕晋大地上煤矿行业发展的蹒跚步履，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高度的艺术真实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龙游商帮文化的“可视性”旅游开发策略

龙游商帮以一县之域跻身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十大商帮”之列,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将这一商帮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并开发成可视性旅游景区,是龙游旅游文化之神韵,也是龙游经济发展的新的支撑点和增长点。文章提出了以“鸡呜山民居苑”为载体,以龙游商帮文化为文化主线,打造“浙商故里”旅游品牌的开发策略。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京郊粮食生产成本效益问题探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价值规律对粮食生产的调节作用必然日益增强。在此情况下,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问题,即如何以较少的生产耗费和生产占用,取得较多的效益,必将日趋成为支持农民生产经营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本文从分析研究京郊粮食生产成本入手,评价其经济效益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京郊粮食生产由“产量型”向“效益型”转变的主要对策。     

“分陕而治”说再认识

本文从研究西周王朝官制结构当中的大宰问题入手，着重对“分陕而治”施实的具体时间、界线地点、以及人物职官等几个方面作以再认识。我们认为，“分陕而治”应始于东都洛邑建成以后，当以郏山为界线，“陕”本是“郏”之误，“分陕而治”实际上是“分郏而治”，周公、召公分别是以大宰、大保的身份治理“东土”和“西土”，所谓的东西“二伯”之说，并不能成立。另外，文中对《尚书·洛浩》篇“命公后”的解释，包括对西周金文《作册大方鼎》中的“皇天尹”之“尹”的解释等，都发前人所未发，值得留意。     

“陕”字到底从夹还是从夾？

“陕”字到底从夹还是从夾？徐建设在鲁迅先生的手稿里，“陕西”的“陕”字，写作“”（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４月版《鲁迅手稿选集第三编》）从阜，从夹．这显然是笔误。“陕”，是形声字，繁体作“陕”，从阜、“”声。而“”，《说文解字》属“亦”部，曰：“，盗窃怀...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研究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是在继承传统商业伦理的基础上，又在“敬业自重”、“义利互动”以及商人素质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儒家经济伦理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明清时期商人阶层角色心理转换的结果。     

梅村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诗学转变的关键人物，明清诗学的变化从他身上都可以得到解释。他学习前人而不一味地因袭前人，继承的同时又体现创造，其梅村体进一步把唐代元、白所开创的叙事诗传统推向了抒情写意的极致，显示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抒情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他又以明“七子”复古派后继者的身份具体落实了“七子派”在明清之际的影响，开创了清初诗文的局面     

山曲、爬山调和信天游的共性研究

本文从民歌的命名、歌词的形式、曲调的特征,以及方言的运用、人口的交流等方面,试图证明流传于我国冀、蒙、晋、陕、甘、宁、青、新八省区局部地区的两句头山歌——“山曲”,也就是“爬山调”和“信天游”。它流布广阔,传唱久远,影响浓重,歌词与西北方言区内的晋方言有关,传布与我国历代人口长期反复地大规模流动有关。     

同心共筑中国梦 老县长的新奉献——记河曲县退休干部刘三虎

河曲即黄河拐弯的地方，河曲县位于晋陕内蒙古三省交界处，被称为一鸡鸣三省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