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论战国说辞与屈原赋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既是辞赋文体的奠基者,又是诗歌新形式的开创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考辨

关于司马相如<上林赋>与<大人赋>的作年,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对<史记>、<汉书>及司马相如赋作等文本进行考辨,认为<上林赋>作于建元六年五月到元光元年五月之间,<大人赋>作于元狩五年武帝因"病鼎湖"而沉迷神仙方术之后、相如病免家居之前.     

近现代报刊“洋题材”辞赋撰作考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服务于大众传播的现代报刊在国内兴起,不但刊发全球热点、新闻论评、社会万象,亦登载了不少辞赋撰作。相对于传统辞赋的书写题旨,近现代报刊所载辞赋已悄然发生变化,赋作者开始关注世界时局形势,不断描写新事物,传达新理念。而其中“洋题材”成为重要的书写范畴,尤以洋物、洋事、洋场为铺叙重点。具体而言,洋物赋表现域外新事物的输入与国人对外界的好奇;洋事赋书写对于域外文化(新观念)的他者想象;洋场赋则更多地描摹了外来生活方式的冲击。虽然这些“洋题材”辞赋在体式和艺术上未有创新,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却能让世人在比较中认识外界新事物,普及新知识,也逐渐培养起国人的现代意识,其社会价值和文献价值值得肯定。     

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但在审美趋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贵族化和典雅化,“崇雅尚丽”是其共同的追求。辞赋作为汉魏晋六朝的经典性文体,对骈文影响最大。就发展路向而言,是赋的日益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做文章,最后形成骈文;就其实现方式而言,则是各类辞赋日益骈偶化,然后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辞赋不仅给予作家以突出的骈对意识,而且为骈文提供了四言、六言和骚体等各类偶句的骈对资源。     

司马相如与扬雄论略

司马相如和扬雄均为西汉散体赋代表作家 ,并各自在创作上取得了较高成就。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 ,但更多的是表现在人生观、文学观的作品意蕴等方面的不同。     

司马相如文艺审美创作个性化思想初探

司马相如强调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必须匠心独运,必须要"得之于内".所谓"得之于内",即在他看来,辞赋创作既要深思熟虑,又要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还要自得于心,即自己要有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感悟,要自娱自乐,自言自道,是所谓"夫子自道",自得其乐.应该说,"得之于内"是司马相如提出的有关辞赋审美创作构思方面的一个命题,其内涵已经涉及到文艺审美创作个性化追求方面的内容.     

论唐代京都赋的文化意涵

京都赋作为辞赋作品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在推阐京都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代辞赋家李庾、崔损等在他们的笔端尽显京都文化风采,主要体现有三:第一,展现京都多样的社会风貌;第二,宣扬京都的王道政治理念;第三,崇尚京都的礼仪典章制度,由此彰显出中国几千年大一统政治文化的内在精神。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赋体杂文的先导--论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

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形式上韵散结合,介于诗与散文之间,是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性作品,是“不歌而诵”的赋的先导。内容上则彰善瘅恶,激浊扬清,表现对丑恶现实黑暗社会的无比愤慨和无情揭露,既是抒发牢骚的泄愤之作,也是典型的社会批评,是辞赋体杂文的开山之作,对后代的赋体杂文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

柳宗元深受屈原的影响。屈原的辞赋是柳宗元在文学创作上学习和借鉴的范本,屈原的"美政"理想是柳宗元政治上孜孜以求的目标,屈原的学术思想是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的重要源头,屈原的执著意识是柳宗元坚持操守、不入流俗的精神支柱。     

宋代理趣赋的审美建构与赋史价值

宋赋由于受到学术思潮、文学生态、文人审美心理结构和辞赋自身嬗变轨辙的综合影响,呈现出尚理重意的时代特质。宋代尚理之赋,根据理、象关涉的程度,可分为弃象言理、堕入理障的论理赋,有象有理、包孕理致的蕴理赋和即象即理、充溢理趣的理趣赋。宋代理趣赋,从内涵而言,或阐发自然之事理,或揭橥人生之哲理,或诠释社会之义理,或参悟道学之性理,丰富多彩;从言说方式而言,或因事及理、感物明理,或假物喻理、借事说理,象与理都融合无间。宋代理趣赋以其深醇的哲理意蕴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涉理辞赋的高标,对后世辞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赋史尤其是辞赋审美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慷慨悲歌末代木铎——刘宗周骚体赋创作刍议

明末大儒刘宗周一生创作了不少诗文辞赋,但其辞章之学历来湮没不彰,学界少有人关注.实际上,刘宗周的辞章修养十分丰厚,尤其是他的骚体赋创作成绩显著,至少在明代辞赋史上应占据一席之位.与其倡明正学、济世拯民的儒学宗旨相一致.刘宗周的骚体赋创作通过反映明末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出哀时悯世、肃正人心的强烈愿望.其文内充而外显,慷慨悲歌.主抒胸臆.无意于文而辞自工,在昏惨无道的末世如金声木铎响彻云天.     

论两千余年来屈原形象的历史演变──兼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内涵

在汉代，屈原身上最显著的“怨怼”、“忠贞”这两种精神被发现，之后，又以文章英杰、辞赋宗祖的身份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坛上的崇高地位。从宋到清，屈原由“怨怼”所生发出来的反抗精神被清洗干净，而变成了千古忠君第一人，从而完成了封建时代对原原的塑造。现当代，屈原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又否定、再肯定的过程，最终以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被当代文化所接纳。     

朝鲜时代科试律赋考述

朝鲜时代的科举考辞赋,其体式有古赋、律赋、六言体.相对而言,律赋在科举考试中所占比重最小,留存作品也很少,因此,律赋成为科举文体的事实及其施行过程很少被人研究.其实,朝鲜时代自明宗朝开始就兼考古律赋,朝鲜末期的别试亦时而考律赋.朝鲜时期的科试律赋既继承了唐宋程式赋的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点.     

东晋赋学批评的分期及时代特征

东晋100多年间,玄言和山水是辞赋创作的主要取向.在赋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上,则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强调赋是陶冶性灵、抒发怀抱之具,重视赋作声韵的和谐、文气的酣畅,是东晋赋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新的特点.而本时期辞赋作家对声韵的讨论研求,更是我们探讨永明声律说以及赋的诗化和骈化所应当注意的重要参照.     

从贾谊的赋看贾谊的屈原情结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其特殊的人生经历、高洁的人格魅力和"卓绝一世"的艺术成就形成了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的屈原情结。汉代士人中最先体现出屈原情结的便是贾谊,他的思想和赋作中无不体现出屈原情结的深刻印记。     

屈子辞赋悬日月 三闾精神继世长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的楚辞体诗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世文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朽的人格魅力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屈原的辞赋与屈子的精神一样薪火相传,光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