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政治信任: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

任何一种政治信任的形成都需要在道德的政府和现实的政府之间实现均衡,这导致任何一种形态的政治信任的建构都会形成积极的政治信任和消极的政治信任两个维度。而积极的政治信任不仅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应然目标,更应当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积极的政治信任体系的型构,离不开三个要素:一是政府能否建立有效的连接民众的制度性通道,二是政府能否从理念塑造层面将自身理念与社会理念进行融合,三是政府能否与民众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     

“央强地弱”: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研究

作为衡量民众政治参与状况的重要指标,农民政治信任度关乎国家治理绩效。政治信任具有层级性差异,即农民政治信任度与政府层级呈正相关关系。社会转型期,"央强地弱"信任级差归因于利益分化、央地资源掌握程度、压力型体制及政治社会化等因素,并影响地方政策执行、社会稳定、社会信任及国家治理能力。为此,从基层治理能力、普遍信任、央地财权事权划分、惠农政策与基层反腐、利益表达机制等路径解决农民政治信任层级差异问题迫在眉睫。     

执法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的生成

正执法不只是法律实现的手段和方式,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属性和社会意义。笔者拟从三个方面阐明执法是如何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的。执法是政府信任发生的重要源头。一方面,广泛发生的执法活动是比法律宣传和司法裁判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影响力的法律传播方式。另一方面,民众在执法活动中有机会将对政府及执法机构的抽象印象转变为具体的交往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和建构出政府印象。     

政治信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天津的一项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5年底至2016年初对天津市居民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政治信任的现状与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天津市社会公众的政治信任现状呈现如下特点:政治信任水平呈央地递减、公检法较低的结构特征;公共政策和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影响政治信任的显著因素;通过制度化渠道反映诉求的民众,其政治信任度较高;总体上是人格信任和政治信任相混合的政治信任形态。同时,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社会资本较低、对公检法评价相对较低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民主和谐需要社会资本 燕继荣认为发展民间组织是改良社会资本有效途径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存在于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资源,表现为个人关系、成员身份、社会网络和信任关系,其中核心要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社会的普遍信任是和谐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燕继荣教授近日在《学习时报》撰文提出,构建民主与和谐社会,需要政府"投资"社会资本。而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成员的组织机制和行为规范的供给者以及社会交往的平台,     

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领导行为困境与能力提升路径——基于108个案例的深入分析

通过对108起灾害性公共危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层级的领导主体在实际治理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困境、信息传播的后真相困境和应急管理的多部门资源联动协调困境。为了更好地提升领导能力以应对危机,应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以社会信任弥合政府信任缝隙;增强政府-民众信息沟通回路,以理性思辨替代情绪驱动;构建闭环式治理网络,实现不同部门纵横之间的数据共享。     

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及其优化

在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存在的众多分析逻辑中,尤其以两种思路表达为要:一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二是"大政府、大社会"的思路。然而,就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建构和微观表现而言,我国的治理实践仍然无法跳出"大政府、小社会"的窠臼,这一制度惯性仍然具有符合当下实际的合理内核,且不会在短时间内消解"。大政府、小社会"实践模式的逻辑机理体现为国家主义传统的有效约制、政治参与制度化稳步推进和社会组织自组织程度不高三个表征。因此,应当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耦合来优化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依靠政府自身的改革促进政治参与制度化;从社会层面来看,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以弥补国家主义的不足。     

南台湾多方当事人对“服贸协议”政策认同之判断

服贸协议在台湾引起很大争议,各界对服贸协议于台湾之经济发展利弊的看法存在分歧。该文以公共事务管理架构(PAM)为分析基础,以结构方程式与社会判断理论分析行为面之"经济"、"社会"、"政治"、"政府"等四个层面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问题高于其他因素,两岸问题主要来自社会基层民众的制约。两岸除了提升交流合作对接和改善南台湾"经济面"发展外,还需从"社会面"与"社会条件"着手,才能解决目前的困境。     

从““唐慧案”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处理情与法的关系

<正>注的"唐慧案"有了新进展:最高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周军辉、秦星死刑,将案件发回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判。唐慧表示不能接受,她将"回到之前不断上访的老路"。主流的舆论评价则普遍认为,最高法的裁定顶住了舆论干预,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司法的理性与独立精神,而政府与民众也在这个案件的发展变化中受到教育和启示。在这场堪称"中国司法、民意和政治微妙三角的最佳样本"中,政治力量的介入、地方政府的作为、民众情绪的     

2013年3月(中)学术推介

林雪霏在《转型逻辑与政治空间——转型视角下的中国政府信任危机析因》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当前的场域内,政府信任存在危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妨碍政府与民众之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在削弱政府行政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通过对2008-2011年四年间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分析发现,当下的政府信任危机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总体性信任危机的一部分.     

地方政府遭遇“塔西佗陷阱”的行政文化因素与创新思路

正行政文化被称为行政管理的灵魂,透明开放、诚信负责、廉洁公正的行政文化有助于规范政府行政活动,塑造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信任与支持作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政府的权威性资源和软实力的象征。欲赢得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需要摆脱传统负面行政文化的束缚,塑     

公众相信政府的四种境界

民众相不相信政府,关键在于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有了公共信用,政府从政治上来说,就拥有了足够的合法性资源;从道德上来说,就有了很好的道德基础;从经济上来说,相当于有了社会资本,可以节约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成本。靠愚民政策赢得的公信力,属于公信力泡沫政府公信力,其实就是人们对政府的信心。这种信心的最高境界,是人们对政府本身无条件的信任。这种信心,在政府即使     

“最信任中央权力”隐含民众焦虑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官和警察、社区组织、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信访机构、宗教组织等8种社会基本权力选项中,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     

新视野

微政治:我们身边的政治文化演变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微政治的出现,一方面是政治过程中民众现实生活需求日益受到关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政府将难以应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民众私人领域的问题有关。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     

干部“火箭提拔”背后的猜忌与“暗黑推断”防范

年轻干部被火箭提拔后常遭遇周围人群的各类"暗黑推断"。这已不单单是年龄、资历因素所致,更是民众政治信任不足、组织程序正义不明、干部业绩成效不硬、口碑基础不牢等层面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不良后果。想要避免如此推断而正身正名,就需要组织对拟加速提拔者提高标准,落实程序正义,对晋升提拔机会进行更公平的分配,并对被提拔后无所作为者严肃惩戒。     

社区建设中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意识内在关联的实证分析

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性举措在全国迅速开展。社区公民参与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而政府信任既是公共政策过程科学性、有效性、准确性和公民参与性的前提，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本文以山东省诸城市的实证调查为例，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政府信任状况、公民参与状况进行考察，并对政府信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探讨如何培育合作型信任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有效途径。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政府绩效评估

我国目前的行政改革多着眼于宏观的"体制层面"和"结构层面",局限于政府机构数量的增减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对微观层面的政府内部"管理问题"很少予以直接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政府绩效评估作为安定政府和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并没有太大的革新举措,由此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是很多的地区都出现了一系列的"伪造"现象,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基于平衡记分卡的政府绩效评估能够有效改善过去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仇官:结构性怨恨的主要形态

结构性怨恨是社会转型中,制度、政策等社会体制的失调、错动造成资源、机会等社会基本要素配置失衡,导致社会成员普遍不满的一种心理状态。仇官是结构性怨恨的主要形态。仇官心态主要表现为对官员群体的低度信任、污名化以及针对官员群体的暴力行为。其产生的原因是官员的现实行为与民众对官员行为的期待之间以及政府责任的缺失与民众对政府责任的期待之间出现了巨大落差。     

网络问政的法治化建设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飞速发展和普及,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互联网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同时也开始逐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互联网作为个人、民间组织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力量,正改变着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网络问政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效手段,开创了网络时代民众参政议政的一种新时代。网络的不断发展,已经对法治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何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强化法治保障方面的建设,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与公众的政府信任

正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公众政府信任生成机制的重要背景因素。自"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批判性公民"概念提出以来,"经济发展—物质丰裕—价值观变迁—政府信任下滑"这一理论逻辑,一直是理论界分析发达工业国家政府信任下滑的理论视角,但以往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在个体层面上验证这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