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会与胶济铁路的收回

华盛顿会议上,中日“边缘”性会谈山东问题,其中胶济铁路的交涉为重中之重。为支持北京政府收回胶济铁路,全国各地开展了“筹款赎路”运动。天津商会积极领导津埠地区的“筹款赎路”运动,对胶济铁路的收回起到推动作用。     

简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以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代表的上海中、下层商人充满了期盼与希望.力主中国与会,乘势一举实现收复国权、废除二十一条的目的.会议期间则以函电、游行等方式对中国代表进行有力声援,会后协力开展筹款赎路与抵货运动,表达了中下层商人以和平示威为手段、以经济绝交为策略维护国权的理性诉求.但中、小商人的力量有限,国民外交终究难以解决国家外交层面上所应解决的问题.     

吊诡的商会经费——以杭州市商会经费为考察中心

史学界一直对商会经费问题关注不够。抗战胜利后商会普遍经费拮据,该问题却无人问津。聚焦此时的杭州市商会,其经费运筹呈现出吊诡现象: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商会运作正常,会务还有增无减。该现象是经费制度使然,即由商会经费中事务费与事业费分离所造成,实际上商会缺乏的是事务费而不是事业费。     

清末官方与民间社会互动之一瞥——以1908～1911年天津商会反对印花税为中心

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是近年来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之一。1908~1911年天津商会和商界反对开征印花税这一事件的动态过程,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官方与民间社会的利益冲突及双方的表达。这样一种从细节上重建历史过程的尝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官民的互动关系。     

孙中山与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国民外交

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会议召开前后,广大民众就南北政府参会代表资格问题和鲁案直接交涉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议论,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行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对会议前后的民众舆论和国民外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表现了其对民众的关注和重视。事实表明,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对国民外交的大力支持以及民众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认同和拥护,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论新时期政府、商会和民营企业的新型关系

中国加入WTO后,商会和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的需求,目前首要的任务是理顺商会、行业协会与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加强商会、行业协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实现组织的民间化和民主化,培育和发展组织完善、运行规范,既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商会和行业协会。     

筹措与用度:近代常州商会经费问题考察

饬办商会是近代中国政府改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群体的中介,商会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基于公共团体的属性,商会经费问题成为衡量组织整合能力的重要标准,经费筹措从一个侧面反映组织的影响力,经费用度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组织职能的履行。以常州商会为例,探微近代中国商会的经费问题,经费困境主要影响因素为规制与现实的脱节、非强制入会原则,从而影响工商群体的整合。受其影响,商会经费主要来源于商会领袖的捐款、劝募、会员会费、公共事业捐,经费用度主要分为事务费和事业费,体现"联络商情,保护商业,开通商智,维持公益,承上接下"的事业宗旨,然而经费支绌、组织整合能力式微等困局日显,究其原因在于组织规制的不完善。     

政府、商会、同业公会关系研究——以1906—1937年江西南昌为例

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以后,商务总会及各商会在各省纷纷成立。其后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以文本形式明确了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权属。不同时期法规文本内容不同,体现了政府与商会、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关系的不同。     

天津教育界的辛亥革命民主活动

天津是辛亥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尤其在教育界涌现出"伸国权,保商利"、"立宪请愿"的热血青年,造就了宣传辛亥革命、发动武装起义的民主革命志士。他们当中以张相文、白雅雨、李大钊等人为代表,表现了中国知识阶层为建立民主共和上下奔走的民主热情,和不怕流血的牺牲精神。挖掘整理他们在天津的革命活动,丰富北方地区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展现教育界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从“红帖”禁行看民国前后天津钱业市场中的主体博弈

民国前后,天津钱业市场中,政府、商会、钱业公会以及普通商民立足于本集团利益,围绕"红帖"的发行,在天津私钱票市场展开了主体博弈。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商会、钱业公会和商民之间基于利益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温州个案研究

温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了民间商会兴起的基础,温州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显著绩效使其获得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温州地方政府不断地赋权于民间商会,而民间商会在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持续地提高自主治理能力,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良性互动的局面。温州商会的经验表明,＂在参与中成长＂是发展社会组织和构...     

孙中山创办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的活动及其影响

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是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商业团体。此前关于广东商人和商业团体的著述中,谈及该组织时仅仅是一语带过而已,有些著作甚至称其成立于1924年,也有称是由广州市商会与总商会共同创办。本文论述孙中山为了改变广东商界不关心政治的心理,发动商人积极参与民主革命事业,从而设立这一新的商业团体。探讨这个新组织产生的背景、筹办的经过、成立后的一些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效应等一系列问题。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背景、目标与路径

商会承接政府职能,是破解政府失灵难题和发挥商会比较优势的产物。商会承接政府职能的目标,就是使商会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当前,必须从制定承接的基本原则、构建承接的稳定基础、形成"三元管理体制"、确立承接的方式、加强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和拓展运营资金来源渠道等方面着手,提升商会承接政府职能的能力和效率。     

广州商会(1925～1938):民国政商关系的一个侧面

以广州为例,20世纪20年代以来,商会在抵制外货、推广国货的运动中积极发挥着主动性。在此过程中,商会维护商民经济权益的举措得到政府方面的谅解,为双方走向联合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商会利用自身在市民中的动员力为政府所主导的反日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抗战爆发后,尽管商会的活动日益被政府所下达的行政性指令所限制,但商会也掌握了来自地方政府的部分行政职权,获得了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总体来说,广州商会与政府当局长期保持着一种以合作为主线的向心运动趋势,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     

近代商会研究的新成果——《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评介

张学军、孙炳芳教授所著《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作为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是国内首部关于商会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近代商会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救济活动述论

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青年宗教和社会服务团体,在下属各小团体的支持下,在社会常态下以平民为服务对象的医疗救济和以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助学活动,及在天灾人祸下的赈灾救助成为它开展社会救济的重点。其慈善社会救济活动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是利用会员的经济优势和宗教的劝勉作用,将会员的财富分享社会,为社会造福;其二是利用自身优势,采取组织体育娱乐活动等形式为救济活动筹募经费;其三是除了物质的捐助以外,青年会作为一个宗教组织,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帮助。作为天津基督教各会开展慈善和社会救济的中心,青年会的慈善与社会救济活动在天津城市的文明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值得肯定的作用。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