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会与胶济铁路的收回

华盛顿会议上,中日“边缘”性会谈山东问题,其中胶济铁路的交涉为重中之重。为支持北京政府收回胶济铁路,全国各地开展了“筹款赎路”运动。天津商会积极领导津埠地区的“筹款赎路”运动,对胶济铁路的收回起到推动作用。     

1920年前后废督裁兵运动中的商会与孙中山

自辛亥武昌起义之后,督军制度逐渐形成,袁世凯死后益形恶化,成为中国内乱和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到1920年前后形成以废除督军制度、裁减军队为目的的“废督裁兵”运动,并以此为救国之方.在这一运动中,主要的介入者有军阀、商会,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派,他们虽然各有动机,但亦互相促动.其中商会的活动是民众废督裁兵运动的中坚力量,不仅乘军阀的表演顺势而进,而且与孙中山的号召彼此呼应,既敦促军阀政府有所举措,也声援孙中山持之以恒,从而为国民革命的兴起做了前期的社会动员.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

近代国语运动以民众教育普及化为其初始目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历来地域方言隔阂甚重,时人也认为民众之间因言语不通而互不团结,无益于国家强大。职是之故,推行国语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近代国语建构和推广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统一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如何认识、处理代表“国家”的国语和代表“地方”的方言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精英在语文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协商民主中的社会协商

协商民主体系至少应当包含三个基本层次:(1)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过程;(2)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过程;(3)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过程.可以把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称之为“政治协商”,而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统称为“社会协商”.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具有间接民主的性质,而社会协商具有直接民主的性质.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社会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民主功能.     

论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

近代以来,以商会为主的商人团体参与城市公共环境的整治与管理所做的贡献毋庸置疑。过去在文章中对此有过一些简单论述,但对以商会为主的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管理的专门论述尚不多见。本文拟对近代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论题,以天津商会为中心展开探讨,以便对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协调合作的城市管理模式有进一步的理解。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是政府政策启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天津商会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商人社会团体,不仅在辅助政府实施工商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方面转换的过程,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国家自行消亡的过程。从“为民做主”到“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与社会权力的转换,其有效途径是“村民自治”,但这只是社会重新收回国家权力的开始。     

从“红帖”禁行看民国前后天津钱业市场中的主体博弈

民国前后,天津钱业市场中,政府、商会、钱业公会以及普通商民立足于本集团利益,围绕"红帖"的发行,在天津私钱票市场展开了主体博弈。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商会、钱业公会和商民之间基于利益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     

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温州商会的兴起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从绅士阶层到“绅商”集团——论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力量

与缺乏广厚社会基础的戊戌变法不同,清末收回利权运动是从社会中下层喷发而起的民族抗争风潮;与19世纪中叶以后基于“华夷之辨”而形成的反洋教斗争有别,收回利权运动属于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成熟的时代内容.在自然世纪的流转过程中,时代的更新便寓于其中了.     

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     

志愿运动、志愿行为和志愿组织

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场“团体革命”,世界各地的民众创建各种非营利的志愿团体,开展人道服务,促进基层社会经济发展,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以及种种关乎人类福祉而却长久遭到政府忽视的目标。美国研究志愿组织的专家赛拉蒙评价道,这场革命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重大。 90年代以来。我国采用了国际社会对公益活动的通行表述,正面举起“志愿者活动”的旗帜,这反映了世界志愿运动发展的壮观局面及对中国的影响,反映了志愿运动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立社会力量和原则。     

天津编译社与近代日本在华舆论操纵活动

针对“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排日”浪潮,日本驻华北军司令部在陆军省、外务省和日本企业的大力支持下,1920年2月在天津成立通信社——天津编译社,作为军方操纵舆论的秘密机关.根据军方制定的经营方针,编译社每天向当地及北京等处报社提供大量有利于日本的新闻稿,通过私下提供赞助等手段使其刊登,试图以此操纵舆论为日本侵略政策辩护,平息中国民众的“排日”情绪.天津编译社的活动是近代日军对华宣传战的一个缩影.     

清末政治漫画析论

清末民众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持续开展和报刊杂志的纷纷涌现,为政治漫画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作为一种特殊的宣传工具和教育手段,政治漫画具有批判社会现实,教育民众和“唤醒”社会的独特作用,清末政治漫画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新桂系政权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新桂系集团通过民团组织和“三寓”政策对乡村社会的民众进行有效组织,通过村街民大会有效将政府意志传达到乡村地区,依托国民基础教育培养了一批服从政府的民众群体,对分散的乡土社会进行了有效的动员和整合。这就第一次将国家权力延伸到基层地区,改变了农村的乡土意识形态,强化了民众的国家参与意识。     

论日德青岛争夺战

19与 2 0世纪之交 ,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在远东争夺的焦点。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机 ,发兵山东 ,指向德占青岛 ,想以此作为跳板 ,扩充其在华势力 ,最终独霸中国。为此 ,日本事先进行了周密的策划 ,对内大肆宣传 ,调集兵力 ;对外积极争取英国 ,结成军事同盟 ,并组成联军。经过 68天的争夺战 ,日本终于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权。“一战”结束后 ,山东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收回山东”请愿运动 ,成为“五四运动”的序幕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     

社会资本视阈中“民众导向”治理模式探析

基于我国政府行政在活动依据、服务功能、绩效评价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民众导向"治理新趋势。"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拓展,逐渐彰显了其在行政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发展也面临许多局限,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将立足"民众导向"治理这一新趋势,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切入点,探究我国"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