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

“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了都市化的具体历史性质 ,确定了它对更迭变换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依赖关系”① 。我们所说的现代城市 ,“是一种以大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其结构底蕴 ,以发达的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运作为基本生存法则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有机统一体 ,它是人类社会从农     

都市化进程论

所谓都市化进程,是指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它是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都市化进程成为人类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问题。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共同之处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从自然向社会、从农业地区向城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流动与聚集的规模、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化进程迅速波及中国。都市化进程加剧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一是农民进城依然压力巨大;二是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的矛盾升级;三是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冲突;四是城市盲目扩张与科学发展的冲突。要使之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一是必须对当代以都市化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有清醒的现实意识,这是发现问题的主要与根本矛盾、实现中国城市科学发展,并由此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前提;二是结合中国国情理顺“都市化”、“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并根据不同地区、城市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战略目标。     

城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生

城市化进程正在全球范围内对当代人类的生活与命运产生着深刻与重要的影响。而由于在物质基础、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发展前景等方面的差异,其进程与结果也总是难免“几家欢乐几家愁”。由这一剧烈社会变动所产生的“城市问题”乃至“城市危机”,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也是如此。从城市化的历史看,这一进程在人类社会中已持续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走向知识化、信息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的城市化也呈现出一些重要的新特点。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城市化可以划分为城镇化、中小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类,但与一两个世纪前英美等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不同,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标志的“都市化”模式在当代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都市化的影响并不限于数量有限的都市人口或几个国际化大都市,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当代都市及其生活方式早已成为一般中小城市乃至乡村竞相模仿的主流与中心,因而,在大都市发展过程中所有的优点与问题,一般都超越了都市空间乃至于民族—国家的界限,它们既是全人类都需要认真面对的生存境遇,也是每一个当代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难题。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都市化”新特点,其范围已超出了经济社会领域,并深刻地影响到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乃至于审美趣味等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与精神问题,不仅直接促使了中国民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型,同时也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期笔谈就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对城市化浪潮挑战的一个回应,我们期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研究中国城市化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特别是城市化与精神生产的问题。     

暮色中的工厂:都市化进程中的审美景观生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正在被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取代。在都市化进程中,作为传统城市化进程主要实践方式的现代工业受到巨大的冲击,被当代的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都市经济要素所替代。在都市化进程中,现代工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现实命运:一是边缘化,现代工业作为人类生活支柱的朝阳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二是景观化,是指工业生产空间同自己固有的“生产内容”与有限的“实用目的”剥离,在都市化进程中通过文化创意等审美生产程序使自身再生产为新的都市景观。正是在大都市的财富、人口与剩余时间的基础上,占据着庞大都市空间的废弃厂房才能现实地完成新生的历程,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商业流通、文化创意与艺术生产的重要空间。如果说,前者可以用“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作隐喻,那么后者则是“暮色中的工厂成了都市最美的风景”。     

现代人的乡愁

都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都市化的时代也是创新的时代,此时谈论“乡愁”似乎不合时宜。然而,“乡愁”反映着人们对自身来源的追索,而对来源的追索中包含着对自身本质的追索。本文尝试对“乡愁”的抒发和对本质的追索之间的关系做一诗意和理论的探索。     

论中国乡村都市化

乡村都市化,是近十余年来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课题.这一课题提出后,无论是实际工作者还是学术界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我们所作的课题“华南都市比较”“是从乡村的角度来立论的,所以笔者对乡村都市化这一问题作了很多思考.本文结合珠江三角洲都市化的实例,来讨论有关方面的问题.     

大都市灯火阑珊处的人文理性跋涉——2006年度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语境与话语

都市文化研究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通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重物不重人”问题,是相关研究过渡到都市社会学、都市文化学、都市美学、都市传播等领域的原因。中国当下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其重政治-经济层面而轻社会-文化层面直接相关。都市文化研究本身肇始于全球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并随着中国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而明确了研究对象与应用范围。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都市文化研究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对各种城市社会与文化问题,提升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文明与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俗工程刍议

<正> 民俗是一种文化现象,自从产生了人类社会,便产生了相应的风尚习俗。民俗伴随着人类社会渡过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前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结构是一个变动迟缓的稳定系统,因而民俗的演化与社会的发展也长期处于一种基本适应的状态。但是,目前生产力发展迅速,国家趋向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在急剧地变化。而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民俗,由于具有强烈的传承性,便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与社会大系统不相适应的迹象,甚至限制、阻碍了人类走向现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本文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文章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依据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决定论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论在其恢宏、博大的理论体系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却极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当代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社会”不同于只在人类特定历史阶段上才有的“国家”,它是人类永恒的伴生物且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方面,因此,应树立“社会”本位的思想。在“国家”占据着人类历史舞台中心地位的当下,需要警醒,“社会”依然发挥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积极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家”和整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进步。     

反思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探索新时代的价值目标--读《启蒙的价值目标与人类解放》

“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分别是西方近代启蒙和马克思的价值目标。这两大价值目标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启蒙思想用“个体主义”价值取代中世纪基督教价值 ,使得资本主义在短暂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人类此前数千年都无法比拟的巨大进步 ,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 ,倡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极大地塑造了人类现代社会。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两大价值目标自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来 ,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 ,指引着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辩析

《关于费尔哈的提纲》第十条的传统理解中,对“市民社会”,“立脚点”和“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解释在逻辑上和历史层面都是矛盾的。只有联系马克思新世界观产生的背景,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才能真正理解其内涵。“市民社会”指的是私人利益的物质交往关系中的孤独的原子式的个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立脚点”指的不是笼统的历史基础,而是以利益为属性的历史的具体的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指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人性假设与人类社会的管理之道

回顾历史上各种划时代的人性假设 ,探索人类社会的管理之“道”———包括“道路”即人类管理所经历的过程 ,以及“道理”即人类管理所秉持的理念———对于提高人类管理活动的自觉性 ,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卡西尔的“文化人”假设 ,作为划分不同管理时代的标志 ,从而揭示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管理、现代社会的经济管理以及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的管理活动的人性基础。     

是解不开的谜还是历史的误会——论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说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形态近几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人们已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说是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首先这么明确地提出来的.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并没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五个阶段,而认为是三个形态.这三个社会形态,第一是“最初的社会形态”,或名“原生的社会形态”、“古代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或“史前社会”;第二是“第二大形态”,或名“次生的社会形态”,即“阶级对抗的社会”,或“文明时代”;第三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是这么说的:“人     

试论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问题

“天人”问题的含义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问题有广狭二义。广义地说,“天人”即宇宙、人生,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结构,可区分为天道(自然观)、人道(人生观与社会历史观)和知天人之道(认识论和道德修养方法)三大部分。狭义地说,“天人”指“天人关系”,即所谓“天人之际”,其具体含义,大体可析而为三: 其一、宇宙与人类、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又包括人类起源问题,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即人生意义问题,人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问题。     

论家庭功能及其变迁

家庭是人类社会延续至今的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具有本原功能、经济功能、衍生功能,这些功能随人类生活方式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家庭功能的变迁表现为“外化”、“回归”、“提升”、“调整”四个方面。     

生态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思考——兼论现代社会的“绿色劳动”

本论文基于人们对人类的发展前途、人与资源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阐述了人类社会的“适度人口”思潮及其发展,指出人类经济活动对自身生存环境不自觉与自觉的破坏,如追求用居住舒适造成的“水泥丛林”和最多的“火炉”城市。就此,作者提出这种生产与生活对环境与生态的破坏是一种“外部效应”,其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损失巨大,应当关注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以建设生态社会。进而,作者还对具有社会生态意义的绿色劳动、国际组织倡导的“体面劳动”和具有绿色劳动特征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人力资源管理”范畴进行了阐述。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从疫病演变的自然界发展逻辑来看,史前的“地方性”疫病发展到“区域性”疫病,进而演变到全球“公共性”疫病,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命健康的现实问题。从国际社会应对疫病的实践逻辑来看,“区域性合作”发展到“全球性合作”,大国合作而非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是战胜疫病的历史选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揭示了各国相互联系、依赖不断加深的“客观规律”,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决全球“公共性”疫病问题的根本路径。根据上述逻辑理路,当今国际社会应当顺势而为,加强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卫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论社会实践的它批判和自批判

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批判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实践有对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运动的基础性,却没有超然的、抽象的神圣性。从“劳动异化论”经“感性实践论”到“实践自由论”,展示了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批判轨迹。人类思维对社会实践的批判,是社会实践的“它批判”或“反思的批判”。人类精神生活的积极成果均是这种“它批判”的产物,而“它批判”在实践总过程中只是社会实践“自批判”的一个中介环节。实践的自律性使社会实践由曲折到前进;实践的创新性则使社会实践创造出越来越高的条件,从而实现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实践“自批判”的终极指向是超越生产劳动实践的“必然王国”,达到具有充分精神享受价值的人类生活的“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