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问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等等。由于这种误解,给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因此,划清这个问题的理论是非界限,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知道,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内,必须和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这个原则的完全实现包括两个方面或经过两个过程:社会对每一个生产者实行按劳付酬,即在每个生产者向社会提供一定劳动量以     

费尔巴哈实践观述评

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书中曾经指出:“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则说:费尔巴哈对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两种说法是否相互矛盾呢?应当怎样理解费尔巴哈的实践     

“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辨析

<正> “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是马克思在《1843年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来的一个思想。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一思想?理论界有一种近乎定论的看法,即把它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等同起来.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原理同‘生产关系决定国家’的原理大致相同,而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所达到的结果,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是相同的”(《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第23—24页)。国内绝大多数马哲史教材、论著也基本持这种看法.然而,具体研究《手稿》,我觉得“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不仅在涵义上不同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二者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视角都各不相同.抹煞这种不同,把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既模糊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特色,又妨碍人们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逻辑的具体把握.因此,对这一命题重新作具体的辨析,。     

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原则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时,曾深刻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品格“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马克思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列宁的这一论断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原则的精髓。综览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切入马克思思想创立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批判原则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这就是实践批判、理论批判和自我批判。     

官僚机构弊病四例——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札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揭露了威廉四世的官僚机构的实质,历数了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病。这对于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组成的官僚机构的种种罪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一曰:形式主义不讲实效马克思指出:“官僚机构就实质而言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那么就目的而言也是这样”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这一论断,曾被“四人帮”肆意歪曲,作为他们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论依据”。“四人帮”之所以这样搞,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从理论上怎么正确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呢?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它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97页);第二种认为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权利;第三种还是从资产阶级的原意上去理解“资产阶级权利”的(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     

论费尔巴哈抽象人的具体性和历史性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哲学观点的批判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性的结论。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费尔巴哈则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的的抽象物，”②“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③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④因此，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费尔巴…     

“读懂”马克思——马克思“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范畴

俄苏模式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社会形态”一词,有违马克思原著文本“社会形态”范畴的本义;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的舛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抗形式”‘‘社会形态”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不等于“社会形态”范畴.     

評考茨基編“剩餘價值學說史”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关于‘剩餘价值学说史’的原稿曾经写道:马克思的这一部分原稿‘包含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即剩餘价值学说之详细的批判的历史,此外,又以反对前驱学者的论战形式,说明此后特别要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原稿中,在逻辑关系上讨论到的大多数问题。’(‘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卷,编者序,第三页)恩格斯认为‘剩餘价值学说史’的原稿极其珍贵,把它看作是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的草稿。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天才继承人——列宁和斯大林都很高地评价了     

一面托洛茨基主义的黑旗——剖析“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一个政党制定什么样的纲领,表示了这个党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四人帮”这伙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黑帮,为了制造反动舆论,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进行篡党夺权,精心炮制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并吹嘘这是他们发现的一条“必然规律”,是“用马克思主     

制度创新

崔之元在《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上发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并在同一刊物的1995年2月号和1996年4月号上发表“再论”和“三论”),提出中国的改革已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需要新‘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从‘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发。”以上三论都是当今美国的新理论。新进化论指的是,已经被实践淘汰了的制度,不一定最终不合用,这适用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运…     

陈水扁“废统”意在法理“台独”

陈水扁1月28日（中国传统的春节）在岛内放出所谓“震憾弹”，陈水扁说，他觉得应该“认真来思考废除‘国统会’、废除‘国统纲领”’，要“在适当的期间好好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的‘国统会’、这样的‘国统纲领’要来追求什么共同的统一，甚至在纲领中来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这都是非常有问题的”。陈水扁的一番话，激起岛内外的强烈反响。台湾各界有识之士和国际舆论纷纷谴责陈水扁的讲话，批判陈水扁是要向法理“台独”迈出实质的步伐。     

批判洋泾浜学风

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和途径有一致或相似的看法,到了90年代,立场、观点发生分化。刘东在1995年12月号的《二十一世纪》上发表题为“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批评往日立场相同的同事和朋友,才离开“生于斯养于斯的故土”不久,就完全丧失对今日中国的理解力,用西方学理套裁现实,对中国问题的论述犹如“天方夜谈”。刘东针对崔之元、甘阳等人的观点评论说:“他们要么就把‘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杂揉成一个极不协调的框架,硬把当前中国这种迫不得已而且矛盾山积的新旧交替状态和妥协混杂…     

全面把握马克思正义观需廓清的三个问题

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若干根本性和深层次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研究中并未真正得到阐明,有些基础性的问题甚至被掩蔽了起来,这就限制了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要达到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全面而准确的把握,需要从根本上廓清马克思有没有以“正义”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有没有对资本主义在事实上作出“非正义”的批判,以及唯物史观有没有排斥正义等问题。出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确像伍德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以“正义”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但他事实上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非正义”的批判,这一批判本质上是他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不仅如此,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也没有否定和排斥正义。     

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些情况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长期以来,“四人帮”打着“反修”的幌子,随心所欲地歪曲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贩卖修正主义黑货。本文试图就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如何贯彻按劳分配的问题讲一些情况,批判“四人帮”的谬论,并供同志们讨论参考。     

价值论

一、价值不是“核算的工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似乎大家都知道的,但一谈到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作用时,人们的意见分歧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正如孙冶方在“论价值”一文的一个脚注中所说:“经济学家为了辨别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作用的差别,创造了不知多少‘级别’的作用,如‘调节者作用’、‘调节作用’、‘影响作用’、‘重大作用’、‘一定作用’以及上面所说的‘工具作用’等等”(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13页)。其实,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上述议论,都是从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中搬来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     

“蒙古原则”、“蒙古精神”和“蒙古人时代”:黑格尔、施蒂纳的阐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所鼓吹的历史观时写到；“当这些理论家们亲自从事编篡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匆匆忙忙地越过过去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蜕化为普遍争吵的历史”。①这里所说的“蒙古人时代”出自麦克斯·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该著作中，施蒂纳极力宣扬对精神力量的崇尚，使用了“蒙古精神”，“蒙古人时代”等术语，认为任何历史都是“精神”力量…     

如何理解“过渡时期”这个概念

“过渡时期究竟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什么列宁在有些文章中讲‘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又在另一些文章中讲‘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了弄清这问题,我们从列宁的三十多篇著作中,把凡是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或“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表述的地方,作了初步的研究,从中领会到,列宁一贯是把过渡时期看作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一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也是社会主义时期。早在1916年7月列宁就明确的指出:“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社会主义异化论”剖析

近年来,在研究异化问题的过程中,报刊和书籍发表了不少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文章。“社会主义异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社会主义异化”的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得从马克思怎样使用“异化”概念谈起。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用他的人本主义观点批判了宗教神学,指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回答“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状况,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所以,在揭露了宗教的秘密以后,必须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