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宧与冯玉祥关系述论(1915～1916)

《陈宧和冯玉祥在1915～1916年的关系可以分两个阶段:陈宧和冯玉样合作阶段——冯玉祥基本上效忠拥戴陈宧,陈宧重用扶持冯玉祥;陈宧和冯玉祥抵牾阶段——冯玉祥拥兵背弃陈宦,陈宧愤恨离开冯玉祥。通过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利益,是他们行动的唯一出发点。     

冯玉祥集团与河北地区关系探研

冯玉祥集团与河北地区的关系源远流长,在河北地区时重要人物籍贯遍布河北、山东、吉林、浙江、安徽、贵州等省份.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河北本地人与外省籍生在河北者.如集团核心人物冯玉祥就生在河北、长在河北,其他重要者则有张之江、鹿钟麟、刘郁芬、韩复榘、庞炳勋、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高树勋、邓长耀、张允荣、何基沣、李德全等.这些人不仅官居高位、苦心于权术之争,而且还办了一些对普通百姓有益之事,如建校、办厂、修路、开垦、造林、放牧等.     

谭献与陈宦

谭献作为陈宦的恩师，在他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比如其“忧生念乱”的创作理念；勤谨务实的行政作风；其爱国主义精神；其宽厚、廉洁、勤苦治学的美德。     

关于陈宦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实——兼与彭勃等同志商榷

许多可靠的史料表明:陈宦没有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有担任过云南讲武堂堂长和新军云南第十九镇统制;晚年未做汉奸,也非1943年逝世于南京.     

冯玉祥与察哈尔抗日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多次联系旧部以东山再起,但始终未能如愿。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爱国思想的体现,同时也"颇有自谋之嫌",是其反蒋复出活动的继续。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同盟军的经济困境及内部矛盾等原因,同盟军很快陷入困境,冯玉祥抽身隐退,以保存实力,待机再起。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及其取得的胜利,打击了日本的侵华气焰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乃至全国的抗日反蒋斗争,冯玉祥功不可没。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但是,不能人为拔高冯玉祥与中共合作的思想境界。     

冯玉祥与福建事变

蔡廷锴等主张反蒋抗日,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冯玉祥即是重要的支持者。蔡等废止民国纪年,废除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又使不少支持者不愿接受。冯玉祥积极鼓励韩复榘、宋哲元举兵响应,韩等也未敢行动。蒋介石无后顾之忧,即动用大兵,将事变镇压了下去,使冯大失所望。     

冯玉祥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冯玉祥力主和平解决 ,并采取了一些相应行动 ,为事情的进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动机与其时冯玉祥的地位 ,对蒋、张的认识态度不无关系。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与苏联合作问题研究

冯玉祥和苏联的合作在性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当冯玉祥谋求自身发展和对抗外来压力的需要与苏联推进中国革命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双重目标一致时,双方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而当冯玉祥认识到弃苏别投更有利于自身发展时,双方的合作就必然破裂。     

试析冯玉祥与郭松龄反奉的失败

1925年,冯玉祥与郭松龄、李景林结盟策划了反对奉系张作霖的战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违反盟约抢占李景林的地盘,把本是盟友的李景林变成敌人。国民军的背盟行为成为导致郭松龄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使自己陷入被动。     

唐蕃舅甥关系述论

唐朝通过文成、金城两位公主入蕃和亲,与吐蕃缔结、发展了舅甥关系,本文以这种亲属关系上升到的舅权制为切入点,阐述汉藏民族以儒家伦理为纽带,形成伦理体系的认同,为藏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感情基础和心理基础。     

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述论

关于晚年的梁启超为什么会放弃政治活动,同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职,学术界歧义纷陈。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不仅是晚年梁启超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清华国学院研究中绕不开的命题之一。本文的研究,从史料的实证出发,力图建立一个长时段的视野,从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间由来以久的历史关系与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后思想上和心态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两个维度,梳理和阐释梁启超走向清华园的心路历程,并从中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复杂性。     

朱熹思想与佛老关系研究述论

新世纪以来的朱熹思想研究呈多向展开态势,本文拟就学界关于朱熹思想与佛教、朱熹思想与道家道教关系的研究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认为十余年来关于朱熹思想与佛家、道教关系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成就是卓越的,将在朱熹思想研究中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并对宋明理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民国时期（1915年～1930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的英文科（下）

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的英文科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函授教育模式,而是根据社会实际需求,设置"本科"制(学历教育)与"选科"制(非学历教育),灵活地创建了一套适合民国初中期的双轨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其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材、教法等针对学员的职业需求和成人特点,有的放矢,突出了实用性、技能性和职业性.尤其是课程设置不仅紧随社会市场需求,而且还密切关注学员职业发展动态,及时对其作出调整,以满足学员职业岗位群的需要.     

岑春煊与龙济光、陆荣廷关系述论

岑春煊是清末民初时期风云人物,大多时间活跃在西南地区,特别是两广,主要依赖于他提拔的龙济光与陆荣廷。在风云变幻时代,三人关系时近时远,他们的合作与分裂对两广及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四个时间段：清末至军政府时期的一致行动;二次革命时期龙济光、陆荣廷投靠袁世凯背离岑春煊;护国运动时期岑春煊、陆荣廷联手驱龙济光;护法运动时期陆荣廷、岑春煊亲密合作,击败欲返粤的龙济光,排挤孙中山,形成桂系独霸两广的局面。两次粤桂战争后,岑春煊、陆荣廷先后宣布下野,退出政界。     

陈宦与张作霖的政治抱负与谋略之比较——论护国后陈宦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

陈宦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和两人的政治抱负与政治策略有关.首先,陈宦入川之后,忠于袁世凯.拼命打压四川地方势力,为北京统一四川卖力,导致四川各股政治势力均对陈宦恨之入骨,这就为陈宦被驱出四川埋下伏笔;其次,陈宦对冯国璋、黎元洪效忠,得罪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这是当他被驱逐时得不到北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张作霖早就有称王东北的野心与准备:他拼命扩充实力,笼络奉天各种政治精英,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在袁世凯倒台前后傍上段祺瑞,使他在和冯德麟争夺奉天的过程中得到段祺瑞的有力支持.     

辽代贵族联姻关系述论

纵观辽代风俗,婚俗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国的经济、社会以及对外交往等情况.尤其是辽代贵族联姻婚制,由于发端于统治阶级上层,所以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地域色彩,对时局影响重大.辽代皇族婚姻保持了高度的排他性,在外在形态上有着高度政治化、集权化倾向,目的则在于保持耶律氏的独治,维护辽王朝的长治久安.与周边政权、部族间的婚姻,则为了达到牵制周边政权,以实现与宋长期对峙的目的.但是,这种多阶层、多民族之间的婚姻,在客观上增进了各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各个民族之间的认同度得到提高.     

李烈钧等与冯玉祥在30年代初的反蒋抗日活动

察哈尔抗日,是本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起伏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对于活跃在上海地区的李烈钧等反蒋派与该事件的关系,学术界迄无研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揭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军侵略的深入以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李烈钧等上海反蒋派与冯玉祥频繁接触,酝酿反蒋抗日活动。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后,李烈钧等积极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冯玉祥筹备举兵抗日。     

文艺学中内容／形式范畴述论（1900～1949）

在20世纪前50年，“形式”一词从传入到学界对它的运用并专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从不成熟到成熟，虽处在启蒙救亡的大语境中，却在学理上达到了令后50年惊叹的成就，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尤其是向培良对这一对范畴的研究，既反对题材决定论，又反对单纯追求技巧的形式主义；既赞成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两者都不能单独存在，又在整个的艺术创造活动中研究内容向形式的动态转化过程。但后50年学界对此并没有好好继承，究其原因，除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艺界长期贯彻《讲话》精神，政治倾向压倒学理倾向之外，也和学界对这些成果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有关。     

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清代中缅两国的宗藩关系,是在长期的隔膜之后,经过战争与冲突方才建立,最终又在一个共同的敌人,即英国殖民者的压迫下而中断。双方在存续近百年的宗藩关系中,不仅有着诸多友好往来的记录,而且亦有互相影响,以及各自为民族振兴、自立图存所做的探索。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封建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能够“以藩屏周”,抵挡住西力大潮的冲击;亦不能够“以大字小”,保护住周边属国不被殖民主义列强所吞并。     

近代中外战争与条约关系（下）

近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侵华战争,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中外条约关系的建立和变化,与此有着不解之缘。条约关系产生和形成于两次鸦片战争,充斥着不平等性质的内涵,体现了列强对华战争的本质。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通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扩展并巩固和强化了不平等条约关系,具有种种新的特征,中国的主权则遭受空前的损害。在世界范围的国际战争背景下,伴随国际法的进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有利因素,不同程度地促使了条约关系从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转化,走向了新的格局,但仍含有不平等因子。战争与条约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所涉及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值得思考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