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早期政治思想特点论析

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三先生,由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遭际的不同,也由于他们对于西方哲学与文化了解和认识的不同,特别是他们的心性及致思趋向的不同,还由于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了解的不同,致使他们在建构哲学体系上表现出重大的差异,而且在探索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时所提出的政治思想或理想也大为不同。具体说,梁先生提出的"乡村建设"和"民主建国"等思想,熊先生提出的"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和世界文化国的设想,冯先生提出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思想,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不过,他们也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取向,即以"民本"承受"民主"、高扬"道德理性"、破"私(德)"而立"公(德)"、以哲学或道德代宗教、中国文化救世界等。他们政治思想中所表现出的这些共同特点,是具有保守主义特征的现代新儒家在探索"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时,力主"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返本开新"思想的具体体现。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留学生群体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挖掘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族称,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找到了重要的认同符号;他们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宣传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动力;他们以西方新型的政治文化观为思想武器,不懈地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他们同时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中华民族真正凝聚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超越与逃逸:对"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重新反省

"60年代出生群体"仅仅因为年龄上的相近而被列为一个创作群体,虽然这一称谓并不意味一个统一的文学派别,但这些作家的文学观念、表现方式和语言风格也有相近之处.他们远离意识形态中心,创建一种回到文本、回到个人经验的文学趋势.这一代作家无疑把当代中国的文学带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创造了汉语言文学在叙事方法、语言表现以及个人的内心体验方面的崭新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表明传统中国文学的顽强韧性,又预示着未来无限开阔却杂乱的前景.他们是一种象征、坐标,一种终结与寓言.     

将实现理想社会与完成当前任务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理想社会的原则与实现中国梦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理想社会时,坚持将实现理想社会与完成当前任务统一起来的原则。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体现了这一原则。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提出,采取非社会主义性质的"过渡措施"会"引导我们大踏步走向社会主义",也体现了这一原则。他们的这一原则及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具有理论启示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的横向研究与朱自清的贡献

中国文学批评经由了从"诗文评"到批评史的发展,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是这一现代"纵向"研究的奠基者;而朱自清、傅庚生、方孝岳所作的是"横向"的研究,<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为学科的建设提供了理论范式,贡献尤大.因历史际遇不同,"横向"三家在文学批评研究上的学术影响不及"纵向"三家,但他们中国化、世界化的学术观念,比较文学批评学的思想与实践,已在半个多世纪后得到回应,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也将在纵、横双向演进中取得进步.     

"巫""蛊"之语义、职业及其控制——中西有关巫法文化的比较观察

"巫"、"蛊"是一种文化现象,中西都不能例外.但是由于双方所本的文化传统不同,他们发展的过程也有差异,对待巫之行为、职业的管理与控制也不一样.西方"巫"之发展变化始终与宗教有密切联系;而中国古代"巫"的命运则与政治或政权的稳定相关.     

"妇女主义":五四时代的产物——五四时期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杂志》

五四时期由男性"新青年"主办的《妇女杂志》曾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虽然他们也讨论妇女求学、就业等问题,但却将更多的篇幅集中于"自由恋爱"和婚姻生育问题,欲以"自由恋爱"和"母性"取代妇女问题的解决的意向极为明显,为此他们提出了包含着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欲望想象等多重因素的"妇女主义".虽然"妇女主义"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想象.但却依然是一种以男性主体性为根本出发点和立场的对妇女的想象,它与中国现代初期的女权启蒙一样,是一种男性话语对女性乃至女权主义的建构,而不是妇女自己创建和从事的事业.     

横向里的相似与纵向里的延续——"加州学派"的对比范式

过去关于中华帝制晚期经济史的研究,学者们往往以欧洲发展模式来评判中国.于是,在他们视野里就出现了很多关于"差异"、"断裂"等一些"畸形"幻象."加州学派"的学者们在中西横向对比中发现了相似点,在古今纵向对比中发现了延续性,他们的意图都是在对比中寻找中国经济自身的特色.他们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从东方主义到中国经验——先锋小说的巫术传奇

基于一种启蒙主义的思想诉求,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经常会以巫术文化为武器,去表达自己的历史批判意识,但他们的东方主义心态,却又令其更沉迷于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书写,先锋小说中的那些巫术魅影,也就因此成为一把思想的双刃剑:它既能颠覆历史权力,也能扰乱先锋作家的启蒙表达。这种双重影响,直至90年代方才有所改变。彼时由于先锋作家的创作转型大多以民族主义式的"中国经验"为依据,故而他们才能在祛除东方主义的影响下,让巫术文化进入了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谱系。巫术文化的这种历史发展,无疑也反映了先锋作家在追求文学现代性道路上的思想流变。     

功利:第三种视角——评滋贺秀三与黄宗智的"情理-法律"之争

滋贺秀三夸大了中国古代司法的不确定性,而黄宗智在纠正滋贺秀三观点的同时也陷入了狭隘的立场.因为司法中的某些准据并不属于律例的范畴,仅仅用"法律"或者"情理"都不能准确地描述他们,毋宁说,是一种关于功利交换的准则.     

余华小说《活着》所渗透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

余华的小说<活着>通过反复渲染的苦难和死亡来表现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人性,他们的善良和平和,他们对苦难的承受和忍耐在小说<活着>里都能找到表达所对应的空间,也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生""死"观的蛛丝马迹,作为中华大地的本土文学,它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斩不断的"血肉"联系.     

“新殖民主义论”与中国外交应对

近几年,某些西方人士在国际上掀起一股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歪风,歪曲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倾销商品和阻碍非洲民主化进程。这些论调反映出这些人士对中国的误解和猜疑,暴露出他们仍以冷战思维敌视中国,对中国推行价值观外交,也凸显了这些国家对与非洲关系疏远的焦虑和离间中非关系的目的。对此,中国外交应从理论上剖析和批判这一论调,实践上采取有效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中非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从而进一步推动中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     

华侨华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华侨华人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凭借自身优势,在中外友好关系中发挥着助推器、粘合剂的作用。华侨华人在沟通中外关系的同时,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也加深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他们为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中国梦"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民族本位”与抗战文学的文化构想

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新文学作家在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涯中,深刻地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漂泊"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并深刻反思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性;"流亡"既激发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复仇意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因此呼唤民族精神、渴望民族复兴,几乎就是抗战文学的时代主旋律:它以爱国主义为主导思想,以民族本位为核心价值观,以文学叙事为表达方式,为新文学的后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重写"记忆中"情爱的中国"--印尼土生华人文学中的一种流行叙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文学中,有着大量的情爱故事.在故事的叙述中,透露出土生华人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他们将中国的情爱故事--梁祝故事,转化为一种对"神话"的记忆男为爱生,女为爱死的情与爱的神话.这个神话,通过"记忆",深化在印尼土生华人情爱故事中的"一些套子"与"结构"之中.土生华人在"重写"自己的情爱故事时,一方面透露出一些"中国神话"的影子;另一方面,这种"重写",也重在发挥,在发挥中叙述"自己的故事".     

诗与现实的平衡——九叶诗派诗论研究之一

九叶诗派20世纪40年代的理论思考紧紧围绕"探索现代诗的中国道路"而展开。他们寻求诗与现实的多重平衡,这一"共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他们认为诗要扎根于现实,但又不能拘泥于现实,现实具有超出纯粹政治的复杂性与包容性;其二,他们认为诚挚的诗人应该融合社会意识与个人情感,成为沟通"群众的心"与"个人的心"的历史个体;其三,他们认为艺术有自身的价值与绵延的传统,好诗在反映现实之余理当享有独立的艺术生命。九叶诗派的"平衡"诗论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派诗论的某些不足。     

写“不写之写”,书“书中之书”——论作家批评的“补白”之道

当代作家转向文学批评,是近二十年来发生于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常以书写批评对象中的"不写之写"为特征。在此过程中,格非和毕飞宇等人不仅以逻辑经验为据,补写了批评对象中的"飞白之地",而且还以细腻缜密的逻辑推演,一再扩充、重写了文学经典。然而,尽管这种文学批评能以"补白"之道,发掘出经典作品的潜文本这一"书中之书",但格非和毕飞宇对逻辑经验的极力推崇,却也令他们的艺术创新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批评的霸权。     

尴尬和突围——省思当下中国第六代电影

在第六代的中国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电影人匮乏自己的信仰和价值立场,习惯于依附外在的权威.其走的是"调侃"和"自娱"之路.在文化上他们是一群"无所适从"的一代.他们的电影在反价值的同时,将真正良善、美好的东西抛弃和否定了.冷静地检视当下的电影,寻找新的坐标,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电影的人的责任.     

新式学生的聚合之途:报刊媒介与“学生共同体”的打造——以民国初年为中心的讨论

自清末兴学到"五四"时期,随着现代教育体制初步确立,新式学生群体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打造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参与力量。与此同时,报刊这种新式媒介随西人传入中国以后,既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塑造着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特性。与报刊媒介这种较具即时性的新型传媒方式广为流行相因应的是,许多学生的命运也与报刊媒介紧密联结,后者成为他们了解新知、表达自我、塑造人生样貌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在一个风云涌动的年代,报刊为作为新生力量而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青年学生们提供了的最初的聚合途径,并成为他们寻求同道支援的有效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报刊媒介聚集起来的"学生共同体"的打造,也成为一种历史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