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民主视野下的公正社会建设

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本文概述了治理民主理论,认为社会公正原则的内容涵盖了治理民主的价值取向,治理民主的制度体系是落实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从这一理论视野出发探究中国公正社会建设,发现治理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社会不公,而流行的选举民主无法根治社会不公。为促进社会公正,应大力建设治理民主,遵循法治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的顺序,以法治民主保障公民权利;以分权民主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培育社会自治;最后,以多种上层民主形式畅通表达渠道。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国家治理视阈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及其优化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是优化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人民政协中进行协商,能够强化政协功能,整合不同群体利益诉求;能够坚持求同存异,推动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能够依托群策群力,促进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有利于拓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引导民主政治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发挥党际协商的独特优势,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兼顾少数人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当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功能发挥面临着制度化水平低、程序不健全、沟通衔接不畅通等问题。为更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需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推进政协协商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作出新的部署,对进一步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基层民主提出新的要求。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体现的基层民主,其与基层治理相融相生、有机复合,能够以人民精神为基层治理嵌入人民性,有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切实提高社会政治认同,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进而全方位促进基层善治的实现。在基层治理中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要以改革完善基层人大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决策民主和实现民生民主为主要抓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在落实,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基层治理互促互进、提质增效。     

单位制利益表达模式的嬗变及其社会风险

单位社会场域下,社会个体和政府基于单位利益表达模式进行信息沟通与交流,使单位利益表达模式成为国家整合社会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单位制趋于消逝,单位制利益表达模式发生嬗变,开始了新的转向,导致缓冲层缺失,个人直接面对政府,并因此产生一定的社会风险。为此,必须重新建构取代单位制的组织式利益表达模式,以促进社会和谐。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研究

作为治理的协商民主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治理呈现社会共识、商谈伦理、利益均衡三个层面的需求。在现实社会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以多层次协商制度体系为依托有效整合观点与诉求,以良性互动为纽带保证政治输入影响到公共权威部门,形成社会舆论推动社会共识达成;在伦理层面,沟通商谈伦理内蕴我国伦理道德传统,实现传统伦理向构建社会新秩序的现代商谈伦理转换,营造协商而不是暴力化解矛盾冲突的商谈伦理氛围;在具体利益冲突情境之中,切实考虑矛盾冲突各方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各界达成广泛共识的舆论压力之下倒逼冲突方通过利益的协调化解现实矛盾,构建利益均衡长效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民主: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深化对民主理念的认识

民主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或层次的发展:第一是古典民主,即"多数人统治",解决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归属的政治制度层面;第二是近代民主,即"精英选拔机制",解决的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配置的政治体制层面;第三是现代民主,即"利益均衡机制",解决的是资源和财富占有与分配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运行的政治机制或政策层面。在当代,应当特别强调民主的第三层理念。以分工、竞争与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分化和利益的不均衡。因此,需要通过民主机制进行利益再分配,实现利益相对均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机制

协商民主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权利和理性。它通过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和治理形式,具有整合利益、化解矛盾、形成共识及凝聚力量的功能。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且能够发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功能。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从培育协商的民主文化、赋予协商的发展效能和健全协商的民主程序三个方面入手。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集成,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显著的治理优势,蕴含着丰富的治理逻辑。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转化进程中,具有复合治理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自身的制度优势,通过价值引领、机制供给、要素整合实现在治理程序、治理过程、治理结构方面的效能转化。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效能转化,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强化民主治理主体能力、提升民主治理程序制度化水平、探索民主治理技术创新,以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持续转化供给动力,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在培育创新系统场中让民主运转起来——以杭州的治理探索为例

地方治理创新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突出表现,它在改变传统政治权力的结构中展现了民主的理念,由此走上了民主治理的道路。民主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博弈的结果,显著的制度绩效强化了这种合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公民文化等变量在互动中构筑了民主发育的动力机制,由此形成一种社会创新系统场并使民主运转起来。实践证明,在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中推动民主治理是民主发展的切实道路,立足中国社会和文化基础试验"批判民主"、探索中国式民主发展道路是根本方向,而培育民主发育的动力机制和创新系统场则是让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所在。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的收缩型城市“后单位”社区的治理创新路径——以黑龙江省S市L社区为例

当前，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即是市域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达成。随着部分收缩型城市遭遇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会要素消解的持续挑战，其原本依托单位组织的“后单位”社区治理也随着单位制解体而产生诸多困境。作为社区动员和治理实践的关键因素，“后单位”社区的社会资本由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扩散至社区，其内在的变迁逻辑恰与单位制度变革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机制变迁同步。基于此，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就需要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内外部的互惠、信任和互动的社区行动提升社会资本。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优化社区软硬件环境等举措协同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     

论基层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价值的三维向度

从政治学视域来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价值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是以村民自治制度为载体的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整个国家上层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影响,包括为中国上层民主政治的改革和推进提供了稳定而坚实的农村社会基础,发挥了政治主体培训班和政治实验场的作用;二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对党内民主发展带来的影响,包括探索架构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为两个支撑点的基层民主政治体系,两者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及党组织权威提升的路径;三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为农村政治有序、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运作机制,包括民意表达、民意集中和农村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需求平衡的机制等。     

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机制创新

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既不能实现水资源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也不能有效协调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无疑有助于提升政府民主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为此,应以政社合作为突破口,树立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理念,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民主合作互动机制,以实现社会组织民主有效地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和促进社会组织自身的健康发展。     

论预算治理的三重维度

现代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石,如何践行预算治理理念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挖掘现代预算与预算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应把现代预算的规范性、民主性与绩效性作为推进预算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领。预算治理的规范表达是各种预算权主体动态博弈妥协的产物,实质在于实现预算权之间制约的平衡。预算治理的民主基础包含代议制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的双重向度,代议制是预算治理的直接保障,协商式是对代议制下预算公共性不足的合理补正。预算治理的绩效维度是预算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和目标取向,体现出预算结果和预算目标意义上的良好预算治理。为提升我国预算治理能力,立足上述三重维度,应促进立法、行政、社会之间预算权配置的平衡,夯实代议制民主与发展协商式民主,加快"抽象的绩效"向"具体的绩效"的转化。     

治理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与经验

治理民主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实践探索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和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协商民主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举措,拓宽了治理民主场域,丰富了治理民主形式,并完善了治理民主规范,使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权利保障得以相互推进。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民主探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改革探索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与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社会分化、分层与民主——基层民主研究的社会结构视角

从发展的角度看,民主的深化、转型与真正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结构下社会发育的推动与契合.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横向的社会分化与纵向的社会分层两个方面.基层民主发展困境的一个核心症结就是受传统和现有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的束缚,基层社会处于不同的分化水平上,社会整体的分化程度不均衡,社会层级流动能力逐渐减弱,进而导致基层民主的发育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弱化.通过完善基层社会的沟通和利益表达机制,创新横向的社会流动方式,优化宏观社会结构等重新培育基层民主发育的社会土壤,促进基层民主的深化与发展.     

劳资冲突的新趋势与治理政策的选择

劳资冲突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民主作为劳资冲突治理的基本政策思路,但是由于推行经济民主的相关政策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受到制约,我国的劳资冲突呈现出新的趋势:以集体抗争为重要表现形式、劳资冲突的潜在基础增强、劳动者权利意识日益明显、增长型利益越来越成为劳动者争取的目标、法律和政策介入劳资冲突的程度越来越深。为了应对劳资冲突发展新趋势的挑战,实现国家对劳资冲突的有效治理,须继续坚持经济民主的基本政策思路,在分配领域、生产领域、市场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分别制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具体政策,进而形成相互衔接的政策组合,以提高我国劳资冲突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单位制"变革与城市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在完全的单位体制下,城市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控制,整体呈现出一种平均主义的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单位组织在分配国家资源方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单位组织的利益型特征逐渐突出.单位组织自身的状况(内生性因素)以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外生性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在单位制变革的过程中应当控制过高的贫富差距,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城市治理多元化及利益均衡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环境日益复杂,政府在处理城市事物上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同时城市其他主体拥有的资源和谈判力却在不断增加。城市管理变革的本质是城市主体间博弈均衡和利益关系协调的过程。要构建现代城市治理结构,实现城市管理的社会化,必须基于主体间利益博弈均衡的诉求,进行关键影响因子的制度创新和长效机制建设。利益最大的功效是其激励功能,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首先要培育城市主体利益确认机制,其次要建立城市主体利益规范机制。而规范政府权力是实现各方博弈均衡与治理多元化的关键。     

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治理:浙江温岭的经验

参与式预算是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一种制度机制.以民主恳谈为核心程序的温岭参与式预算,其制度逻辑在创制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公共理性,引导地方公共决策的理性化等规范性维度方面具有独特的绩效,但也存在预算决策执行缺乏理性、未能建构起官民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对于公共精神与社会资本建构作用有限等不足.经由制度自身的技术性完善及外在条件的优化,可以改进这一治理机制的不足,提升其地方治理与民主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