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

秦汉以后,墨家学派式微,逐渐衰落下去,但墨家的思想传统却融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其中,墨家天道观就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鉴吸收,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天论思想和政体观对墨家“天志”、“明鬼”学说及天道思维模式的借鉴利用上。厘清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对于我们理解把握秦汉以后墨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有重要的意义。     

论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响

作为汉家思想旗帜的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对墨家学说进行过吸收融摄和借鉴发挥,主要表现在天道观、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厘清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墨家思想的内在关联,对于我们理解秦汉以后墨学思想演变发展的脉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儒学的神学化与系统化——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为适应大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需要，董仲舒将战国以来的儒学加以系统化、神学化，为后世统一王朝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由于其思想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最终上升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辩证地观照其思想，其消极性不言自明，但其合理性也是不容抹煞的，因此，对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是科学的。     

儒学的神学化与系统化——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为适应大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需要,董仲舒将战国以来的儒学加以系统化、神学化,为后世统一王朝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由于其思想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最终上升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辩证地观照其思想,其消极性不言自明.但其合理性也是不容抹煞的,因此,对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是科学的.     

儒学的根基:人性抑或人伦?——兼论荀子之为儒家的理由

人性与人伦皆为儒学的核心范畴,属于人的本质特征,人性重在内在维度,而人伦重在关系维度.宋儒基于形上诉求将人性问题提升为儒学的核心,人性与天理相贯通,理无不善,自然人性必善,由此为人之成圣奠定基础,并以此建立儒家道统.孟子因其性善论恰好契合宋儒的理论建构需求,故得到极力表彰,成为儒家道统中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与此同时,荀子...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孔论"与"王制":荀子对儒学制度化的理论贡献

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荀子之礼的核心是政治制度.以礼为中心,苟子揭示了礼在人性层面、组织结构层面、经济政策层面及制度运行层面的涵义与作用,探讨了儒学制度化的实现方式,阐明了儒学在制度化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困境及其解决途径,为儒学的制度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儒学的“社会”观念——荀子“群学”的解读

21世纪儒学界开始注意"社会"概念的儒学解读。"社会"虽是近代日本人对"society"的汉字对译,却体现了一般"社会"概念与汉语传统的"社""会"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严复将"society"译为"群",源自荀子。确实,荀子的"群"概念即是一般"社会"概念。为此,有必要明确提出荀子的"群学",但不是严复那样的社会学的理解,而是生活儒学的理解,即理解为基于生活方式转换的社会哲学或一般社会理论。对于今天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历时性的"社会形态"概念和共时性的"公民社会"概念。社会形态的历史转换,可由荀子的群学原理"仁→义→礼→群"的理论结构加以阐明。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从修一身到治天下:宋元明养生话语的儒学转向

宋元明时期,道教衰微,儒家知识群体伴随科举的发展而壮大,借商业发展及出版技术进步之东风,儒者以孝之"爱身"、以德之"修身"和处世"保身"将养生伦理化,以不同人生阶段的养生指导和大众生活化身体规训,而延长了国家管理的手臂,将养生从修身之术转化为国家治理之方。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从以吏为师到以天为教——董仲舒天人学说新探

在以往"两军对战"的中国哲学研究模式中,董仲舒大概是最为人们所诟病的人物了.他被许多人视为最荒唐的唯心主义者与最典型的形而上学家.当我们摆脱了这种从前苏联搬来的教条式的研究模式束缚之后,从中国哲学自身出发,紧紧把握天人关系这一中国哲学自身的基本问题,从新的视角研究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就会发现一个有别于以往成见的董仲舒,而且从他的天人学说中可以解读出一些新的内容.董仲舒作为一个有原创力的政治哲学家,提出了一种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新看法.他的天人学说一方面是对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路的调整,另一方面是对先秦儒墨两家思想资源的整合.董仲舒天人学说的第一个基本论点是人上有天,通过整合孟子和墨子的思想资源,提出由天、君王、臣民三维组成的政治架构.其第二个基本论点是以天论政,通过整合儒法两家的思想资源,倡导"任德不任刑"的施政原则.其第三个基本论点是天人感应,表达了以教权对君权加以限制、约束与监督的理论诉求.     

儒学与市场经济兼容——现代新儒家的新视角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开启现代性,而是批判地接纳现代性,并且同时避免现代病,避免价值世界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儒学的普适性发掘出来,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而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认同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在他们之中,对这一观点阐述最为充分的人,当属贺麟。他突破了重农抑商、存理灭欲等旧观念,主张儒工儒商做现代社会的柱石。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本文对以往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做一逆转性思考,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作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评.作者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始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认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儒学的历史与未来——我的儒学观

通过关于儒学历史的反省和反思,揭明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哲理化/哲学化、神学化/宗教化和技术化/科学化的历史进程,是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渐行渐远以至于变得敌视人了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的儒学历史观;在此基础上,省察和沉思儒学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走向和未来命运,提出接续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进程以拓展儒家仁学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和心理文化支撑的理论构想,这就是我的儒学发展观.二者合称为我的儒学观,是本人关于儒家思想和儒家学问的历史和未来的省思所持有的个人立场和观点.     

从人性伦理到社会秩序:荀子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重建良善的社会秩序是荀子政治哲学的内在关怀。荀子虽然对人性充满悲观,却对社会理想极其乐观。荀子之所以实现从悲观的人性论向乐观的社会理想的理论跨越,主要是基于对人从先天之恶向后天之善转化的自信,这个转化的达至主要通过去性存伪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群分相合的社会关系和隆礼重法的社会治理力量。     

从荀子的伦理方案到机器人的伦理草案何以可能?

在不久的未来,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有自主行动的机器人进入人类的伦理社区。机器人跟人类不同的基本之处是前者完全是"伪"的成品。在构造材质上,机器人不属于血气之类,不会偏爱其亲,没有感官之嗜欲,不会以私利私欲争夺逞强,更不会有人情之种种不美。在适当的设计之下,机器人可以成为荀子心目中的"君子"。荀子的伦理方案如何应用于机器人的伦理草案呢?如果以荀子的品德伦理学来建构机器人伦理,就必会是一种着重理性规范,以及强调群体结构的伦理方案。在这个基础上来考量机器人的伦理设计,我们可以运用荀子提出的几个必要品德:专一、恭敬、谨顺、诚、信、忠、义,作为机器人的核心结构。以荀子的理念设计的机器人在人类社会中会扮演服务的角色,遵从人类社会的阶层架构,学习模仿有德君子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这种伦理方案设计出来的机器人当然不会是圣人、明君,但也绝对不会成为暴徒、恐怖分子。这样的机器人应当可以融入人类的社会规范,从而得到人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