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族女子服饰的变迁

满族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其两百多年的统治过程中,满族在自身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也经历了巨大变迁,这一点在满族服饰的变迁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尤其是清代满族女子的代表服装——旗袍,它由适应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设计,逐步发展变化,成为中华民族服饰的典型代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     

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考察,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满族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因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清代,不仅汉族、满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或回族以及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民族融会才升华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     

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

元明时期是广西壮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王朝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成就之取得,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为强化其于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封建统治和各个壮族土司政权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上对地域农业开发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和壮族土司为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一方面为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夯实和强化了壮族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壮族土司制度在元明时代得以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进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谷苞先生的民族学思想内核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谷苞先生在新疆天山南北的农牧区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在前期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谷苞先生在关注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思想,进而将其用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关系;同时,谷苞先生认识到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这是谷苞先生最重要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并对中华民族进行长时段的形塑。谷苞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策略。     

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壮族古代文化的影响(一)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由于壮族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流行的文字,所以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未能载入史册。因此,对壮族的历史文化应该加强研究,以揭示其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文化成就,肯定她们在缔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另一方面,对汉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壮族古代文化的影响的研究,亦不能忽视。因为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其文化亦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凝聚体,历史上对促进周边诸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推动其社会     

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

元明清等朝创设和实施土司制度,使中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对国家权力渗延与乡村社会管控、王朝社稷稳固与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进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等深具影响.各族土司为保有自身统治利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认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实践历代王朝积淀的制度文明,拱卫王朝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维护西藏边疆领土安全的协同行动——以民国后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考察

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后,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就不断地深入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国人对“中华民族”观达成一致的认同。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由于英国政府借中英结盟抗击法西斯之机以及印度政府独立初期的大国梦,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反民主的国内战争,使国际影响力下降等因素构成了英国和印度在西藏边疆地区蚕食中国领土、教唆西藏地方民族分裂等危害中国边疆安全的主要原因。国民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针对英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西藏边疆地区的侵略行为,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共同采取了抵抗侵略、外交抗议、回击民族分裂等措施,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弘扬敬老爱老文化构建文明和谐长阳

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围绕老龄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认真贯彻落实,长阳县于2012年出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自当年10月1日起实施.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高度重视下,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坚持老龄工作“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方针,围绕“五个老有”的目标,认真贯彻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切实履行职责,宣传老年事业法律法规,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传统美德,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为构建文明和谐长阳做出了贡献.     

明代云南治边实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381至1382年,在相继清除了元廷梁王、大理段氏等割据势力后,明朝开启了对云南边疆长达200余年的统治。在此期间,明朝先后从制度设计、施政方略、官吏擢用等方面着手,积极开展对云南边疆的治理。这些举措的实行不仅促使其与内地一体化进程加快,进而出现了“其富丽擬於中原矣”的景象,还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向慕华风”的倾向日趋明显,并推动了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因此,梳理总结明朝云南治边实践的历史进程,对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以史鉴今的积极意义。     

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的思想道德教育研究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全面的引起了仁人志士的爱国热情和救亡图存的斗志,而且让清政府更进一步认识到其统治危机的严峻性,为了实现缓解战争引起的尖锐社会矛盾冲突,并抑制各种社会思潮,清政府对各方面的统治政策进行了调整,特别加强了代表这一时期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道德教育。本文立足于传承和反思历史的角度,对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的思想道德教育特点与局限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以便为当前我国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更多的警戒和反思。     

东盟国家威权统治时期女性政治参与探析

东盟五国经历了长期的威权统治,限制了女性的公民政治参与,表现为妇女运动低迷,妇女非政府组织受到控制,女性在立法、行政等权力部门的比例极低。其根源在于威权统治的父权制社会结构、军人专权、操控选举、控制媒体和言论、排斥非政府组织,这些特征对东盟国家女性政治参与产生了消极影响。     

不被“整合”的向心力——民族走廊“国家化”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主要表现为: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然而,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及空间结构显然并未沿着一种预期的整合模式,中原王朝推行的羁縻统治、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以期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想法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民族走廊历史上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及部落,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礼仪规范等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方式对其影响较小,它们保持着不易改变的风习.然而,异质性较强的走廊文化并未影响到它千百年来形成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历史上,边远民族跨越万水千山阻隔表达慕义归化之情;在对外关系中,民族走廊的“国际”走廊属性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此外,少数民族意识中民族间同源异流的观念,及其创世史诗中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意识,汇聚成一股强大动力,使得民族走廊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并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社会治理与民族生活方式现代化

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民族内部力量的推动下,在其他民族的影响下,生活方式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现代化已成为生活方式建构的主要目标,中华民族得以在当代世界上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现代化.社会治理对民族生活方式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实现对民族地区的有限统治,二是在民族地区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并获得民族地区人民的认同.现代,社会治理应当将自己纳入生活方式的轨道,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积极推动文明的民族生活方式的形成,构建文明、健康、科学、和谐的新型民族生活方式.     

社会治理与民族生活方式现代化

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民族内部力量的推动下,在其他民族的影响下,生活方式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现代化已成为生活方式建构的主要目标,中华民族得以在当代世界上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现代化。社会治理对民族生活方式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实现对民族地区的有限统治,二是在民族地区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并获得民族地区人民的认同。现代,社会治理应当将自己纳入生活方式的轨道,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积极推动文明的民族生活方式的形成,构建文明、健康、科学、和谐的新型民族生活方式。     

改土归流后湘西庙学时空分布与文化共相——以庙学碑刻为中心

在中原地区庙学兴盛的唐时,湘西尚无庙学。湘西庙学发展时间晚,数量少,分布地区窄小有限。改土归流前,湘西庙学主要集中分布于泸溪和凤凰两县。改土归流将湘西民族地区正式纳入国家直接管控的统治体系之中,逐渐实现了由“化外”到“化内”的转变。在流官统治的100余年里,湘西庙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空间分布覆盖到湘西全境。湘西庙学对于推进儒家文化共相的构建、唤起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重大意义。     

试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

文章具体考察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实行近代化改革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内容,认为达赖喇嘛对藏军的改革,是在内外部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虽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统治,但客观上它加快了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是西藏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起点或标志,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     

清朝宁夏儒学教育与共同体构建

中国古代儒学教育长盛不衰,成为中央政权的官方学术,为历代王朝"大一统"国家形成和稳固夯实了思想根基,为君臣百姓树立"家国"意识提供了遵循,为今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借鉴之义。清王朝为延伸帝国权力,在宁夏地区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建立起了由府、州、县官方儒学和书院、蒙学组成的民间儒学教育机制,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儒生,增强了王朝统治的向心力。几千年儒学教育的渗透对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民心性,促进了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与铸牢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生产活动、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涉及经济交往、政治认同、文化交融的心理活动过程。其核心要义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自强意识与使命意识;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共有精神家园的自豪意识与守护意识;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政治意识;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自尊意识与责任意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主义分析

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多是基于某一具体的现实问题和单一学科视角，缺乏一种系统的理论阐释理路和知识图景。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重新找回结构主义之理论与方法。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此需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结合结构主义之认知论和方法论，从政治、社会等诸层面出发，对其展开系统考察并提出具体应对之策。     

试论清代盟旗制

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清代最高统治者经几代时间才完全征服蒙古地区。在漫长的征服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们逐渐认识到征服和驾驭蒙古,对于他们的统治及其政权巩固的重要性,并在总结历代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及宗教文化等,掺合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办法,制订了一系列统治蒙古地区的政策和制度,诸如实行联姻,驾而驭之;大兴黄教,因俗而治;封赐爵位,使之臣服;诸多禁令,限而治之;设置盟旗,重分其力等等。这些政策和制度,环环相联,有如一张大网紧紧套住蒙古地区,达到有效驾驭和统治蒙古的政治目的,诚如清帝康熙所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巩固。”清朝历代帝王为统治蒙古地区用尽了心机,收到了历朝统治者想做而做不到的成效。本文论述的盟旗制是清政府统治蒙古地区各项制度的一环,从中也可以窥见其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