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洼文化经济形态分析

史前时代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生活方式。西辽河地区是唯一具有地理学上主要地貌特征的古文化区,整个流域以西辽河为骨架,分为山地、高原、台地、丘陵等地貌。西辽河流域内复杂多样的地理地貌特征,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动植物群,为西辽河地区的先民们从事渔猎、采集、农耕等多手段获取生活资料提供了保障。从最新考古学资料的分析发现,兴隆洼文化经济模式应是复合型经济形态。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传统农耕以及汉式农耕的融入

在搜集大量的汉文献资料中记载的有关北方游牧民族的农耕史料的基础上,赴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详实的实地调查,就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人的传统农耕进行了实证考察。认为蒙古民族的糜子耕种这一传统农耕不同于汉式农耕,有其品种的地理和文化特点。糜子耕种看似简单落后,但它是游牧生产和地理环境的结合物,具有适应干旱少雨环境且保护土壤作用之特点,是有利于干旱生态环境的北方农耕技术。然而,近代以来屡次不断开垦草原、移民人口增多等诸多原因,导致传统农耕的衰退,汉式农耕取而代之。这也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在农耕化之后快速沙化的要因之一。考察之后,提出应该研究推广糜子耕种技术的合理性、科学性。     

近代蒙古地区教育的兴起

清末,蒙古地区汉民族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蒙古地区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尤其半农半牧地区的传统文化不断地受到了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蒙古族文化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从寺庙里得到传承,而后转入私塾教育和学校教育,经历了长期的融入、改变过程,现在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一部新发现的十七世纪初蒙古编年史手抄本——评乔伊玛(Sh.Choimaa)新版《〈黄金史纲〉研究》

蒙古族有许多有价值的古代文献 ,其中蒙古编年史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编年史自13世纪以来以完整程度不同的抄本形式 ,在蒙古高原上流传至今。自从俄国蒙古学者开始搜集、整理、刊布和研究蒙古编年史 ,并奠定了蒙古史料学基础至今 ,大约已经过去两个世纪了。在此期间 ,各国蒙古学家们继续对这些以抄本形式流传的蒙古编年史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令人兴奋的是 ,最近几年来 ,经蒙古国的学者们不懈努力 ,使 17世纪到 18世纪的几部蒙古编年史罕见传抄本或以丛书形式刊布 ,或单行出版。这就更加激发了学者们对蒙古编年史著作的极大兴趣。而对于…     

略论岭南地区史前农耕文化的内涵

岭南农耕文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前时期,岭南农耕文化的形成是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原始先民开发等因素共同的结果。从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的角度,综合概括了史前岭南农耕文化的内涵,以期对岭南农耕文化和我国古代农业文明有较明晰的认识。     

新石器时代聚落址、居室葬共性比较研究——以兴隆洼文化和蒙古国东方省的考古遗存为例

以兴隆洼文化与蒙古国东方省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粗略的对比得出:两地虽因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其文化各具地区特色;但在新石器时代,从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到蒙古国东方省甚至到外贝加尔地区的远古先民们在居住址的选址、建筑风格、生产工具、墓葬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田·公田·藉田——《诗经》与上古文化系列研究

古代先民从现实的生存需要出发,不断实践着对于自然环境的创造性开发和价值利用。田、公田、藉田,因而在历史政治和历史经济上存在这样的逻辑关联:土地意识与农耕方式的实践表征——土地制度与农耕劳作的支配原则——象示土地观念与启示农耕生产的礼仪典则。从依赖、崇拜土地到利用、支配土地,古代农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物质结果和历史体现。     

浅论汉族的起源

汉族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生活在中国南方的汉族与中国北方的汉族,在生产生活、习俗文化,甚至在体貌、方言等方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共同尊奉着炎帝和黄帝为自己的始祖,自称是"炎黄子孙";他们以传说中的"龙",作为祖先崇拜的图腾,称呼自己是"龙的传人";他们不无自豪地承认自己是汉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有关传说做科学的分析,可以窥测到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多元起源,及其初始的族体就是由滨海和湖泽地区的渔猎者、沿江河流域拓展的农耕者、从半农半牧转入定居的农耕者,以及从狩猎过渡成的农耕者融会而成,并且共同步入稳持发展的农耕经济文化。这也许就是汉族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分布广泛民族的根本原因。     

蒙古神话与佛教文化关系研究综述

蒙古神话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从 13世纪佛教在蒙古地区流布以来 ,佛教文化乃至印度、藏族神话从多方面影响了蒙古神话。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关注这一课题 ,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是佛教神话和印、藏神话对蒙古神话的影响 ,二是佛教文化对蒙古神话的影响的时间和程度问题     

关于《蒙古秘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整个世界对于有关（蒙古秘史）问题的兴趣正在不断地增长。这种状况从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为蒙古和中国的蒙古学者在这个领域中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些学者们的论著不仅出现在国内外的刊物上，而且还以各种文字加以发表。因此，关于《蒙古秘史》及其相关课题的研究已经不像二十年前由西方和日本有限的专家们所垄断的那样了。有关《蒙古秘史》文本及其内容中的语言、历史、文学和民俗的各种问题均已得到过广泛的讨论，并且出版物数量日益增长，尽管这些出版物的质量在我们看来参差不齐。《蒙古秘史》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     

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

黄淮海平原是先民们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萌发了对其东部辽阔大海的崇拜,出现了对东海神的祭祀.从东海到东海神的形成,从东海神纳入国家祀典的岳镇海渎到历代统治者的祀典礼制不断完善,东海神的封号与神祠位置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宋代东海神崇拜与祭祀日隆,就与庇佑社稷和护卫海上交通有关.东海神崇拜与祭祀的变迁可谓是国家祀典岳镇海渎变迁的一个缩影.     

炎帝是沿江河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首领

炎帝和黄帝都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公认的首领，也是汉族人民共同尊奉的至高始祖，汉族先民还把自己的文明和许多发明创造都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身上，因此，汉族便世代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有关炎帝和黄帝的一些历史传说，正好反映和折射出汉族先民起源上的多元性，以及他们早期生产、生活方式上各自的不同特点。古代华夏之所以视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似同胞兄弟，可能是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先民，已知晓游牧文化对于农耕文化，以及从游牧者或半游牧者转入农耕生产，对古代华夏农业经济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从蒙古语看古代蒙古族农耕经济

古代蒙古族是否有农业,长期以来众说不一。而以往对它的研究主要依靠的是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文物,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文化语言学的方法,从蒙古语族语言着手阐释了古代蒙古族农耕经济的一些情况。     

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概况

胡仁·乌力格尔在东部蒙古地区产生并广泛传唱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 ,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只有 80年的历史。最早着手研究胡仁·乌力格尔的是国外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古国的学者们 ,前苏联、德国、匈牙利、英国、日本国学者也很注重胡仁·乌力格尔研究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满、壮、苗族创世女神的比较研究

北方满族阿布卡赫赫,南方壮族女米洛甲,苗族蝴蝶妈妈都是创世女神,本民族伟大的始母神,这是三位女神之共性。有五方面差异:女神出世的差异,神力、神格、在民间信仰中的差异,以及萨满教、麽教、巫教之差异。差异源于:满族先民乃猎牧民族,水泡泡图腾;壮族先民乃水田农耕稻作民族,花图腾;苗族先民乃水田农耕和山地农耕稻作民族与造林民族,蝴蝶图腾。     

云南少数民族农耕祭祀中的性象征及其生殖主题

生殖崇拜大都以祈求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主题,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远远扩及到了对谷物丰收、牲畜兴旺等美好愿望的企盼上。随着对自身认识的加深,先民们对生殖的崇拜不再付诸于赤裸裸的、纯自然的感官对象,而是把直观具体的生殖主题用各种类比物的形式再现出来。性象征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农耕祭祀等日常活动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黄帝时代《云门》舞的审美思想与文化生态环境

《云门》舞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农耕的目标是五谷丰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风调雨顺为前提的。用"门"这样的形式和手段控制云,以达到风调雨顺,既是先民们天人合一理想的表现,又是其追求真、善、美思想的反映;既体现了黄帝时代这一时空的生态环境,又展示出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水平。     

各国收藏蒙古文古籍的历史概况

蒙古族的先人们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超出人们的想象。１８世纪初，俄罗斯的学者和旅行家们开始搜集、珍藏蒙古文古籍。其后，欧州各国的学者们也相继加入这一行列，搜集了大量的蒙古文古籍。从此蒙古文古籍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博物馆中有...     

凉州农耕信仰中的生殖崇拜文化解读

借助于两性之间的性巫术来促进农业丰产的现象业已消失,但它作为华夏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仍然在农耕信仰当中有所反映。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方,因此安土重迁、丰衣足食、风调雨顺自然成为当地农耕文化追求的目标。凉州地区的农耕习俗中的送耙齿、送“粪馍”、种子的贮藏、男耕女播等事象中,至今仍留有先民生殖崇拜的印记,它既是凉州人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的延续,也积淀着劳动人民的理想和追求。     

从蒙古族人名特征看农区蒙古族文化变迁——以辽宁西部阜新地区烟台营子村为例

辽西地区的蒙古族聚居村落,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涵化较为突出,烟台营子村是其中一个有着百余年农耕历史的蒙古族村落,村落中老年人群体、中年人群体、青少年群体等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名字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化特征。从老年人群体宗教化蒙语小名与宗族化、＂移写式＂汉语大名并存的双名制,到宗族化特色与时代性色彩杂糅的中年人群体的姓名特征,再到当下张扬个性的青少年群体的姓名特征,历时性地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起名习俗,可以映射出该区域蒙古族缓慢而深刻的文化变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