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影视艺术展望

面临世纪之交的影视艺术走向问题是影视领域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从审美的视角 ,分五个部分对影视艺术的发展趋势 ,历史进程 ,格局形式和内在机制进行了论述。审美背景使影视走向整合 ;高科技发展使影视共存 ;审美环境变化使影视不可分割 ;受众素质差异形成影视互补 ;影视本质属性回归更使它们走向联袂。本文基本从审美理论上客观论证了新世纪影视艺术在高科技等诸多新因素的介入下所形成的整合新格局。     

影视艺术批评三题

影视艺术需要批评,它是影视艺术整个生存与发展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认识到它的价值与作用,科学地设计并实施多元化的批评形式,对影视受众和影视批评家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文章从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影视艺术批评的功能与效应、影视艺术批评的主要类型及影视批评主体的素质,试图以此构建一个影视艺术批评的可操作框架。     

论影视旅游的本质及其类型

影视旅游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了较高的关注。本文在梳理国内影视旅游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影视旅游的内涵及基本属性,总结了影视旅游的基本类型。     

中国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类型、政策与路径

在全球影视产业调整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中国影视产业正在加快行业和企业洗牌。目前,中国区域影视产业发展形成了影视全产业链型、影视拍摄导向型、影视投资导向型等3种类型。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数量来看,北京、上海、杭州、霍尔果斯位居前列;从重点影视企业聚集度来看,北京和长三角地区占全国八成以上;从院线数量来看,全国重点城市的分布较为均衡;从电影票房来看,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4个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的票房贡献最大。重点区域影视政策主要集中在影视制作、影视播映与获奖、影视企业与人才、影视投融资与影视活动等4个方面,各区域应加大对影视剧本原创、影视制作人才、影视科技研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区域根据区域特色、文化资源、政策许可等因素,选择了影视基地、影视制片、影视科技、影视政策等驱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的路径。在区域影视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各区域应加速优化影视政策和发展路径,提振影视文化消费,促进区域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西北地区影视旅游发展分析

影视旅游作为影视产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产物,是近年兴起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它的快速发展将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阐述了影视旅游的概念,论述了发展影视旅游的必要性,并通过分析西北五省影视旅游的发展现状,指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西北地区影视旅游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     

重庆影视旅游开发的研究与对策

影视旅游是一种新兴的专项旅游,能为影视拍摄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得天独厚的影视旅游资源,影视旅游的开发却还处在起步阶段。以重庆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开发影视旅游对重庆的作用,在分析了重庆影视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影视旅游开发应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旅游企业的主体作用,走市场化运作的道路。     

影视服装的功能与设计

影视服装是服装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影视业的快速发展,对影视服装的设计越来越为业内人士所关注。全面地分析了影视服装的特点和功能,阐述了影视服装设计的规律和方法,希望能对影视服装的设计及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我的兄弟叫顺溜》看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运用

方言被影视语言艺术化之后应用在影视中,为影视增添了色彩,给观众带来了幽默和诙谐的新感受,也逐渐的被影视人和观众所喜欢和推崇。但是,也不能说所有的影视创作运用方言都是有利的,要酌情考虑影视因素来定,否则会显得突兀。     

论手机影视艺术的叙事特点

经过手机数码基因化的影视艺术——手机影视,不仅仅是为影视艺术增添了一条传播途径,还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特点。较之传统影视,手机影视无论是本体特性还是其它显在特征都有了质的变化,它已然超越了传统影视艺术的生存模式而呈现出一种全新艺术形态。其叙事特征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能指大于所指、对视觉进行修辞、碎化主题中心、强化消费以及虚实空间不断转换等新的叙事特点,都对传统影视艺术的叙事方式进行了延宕,使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文学消费与影视艺术作品

中国当代社会经济转型带动文化转型。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呈现出新的特点。文学与影视艺术作品结合,二者形成双向互动,互利共赢的局面。影视艺术作品依文学而立足;文学也借助影视艺术获得新的生长点。影视艺术作品扩大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和受众的认知度,文学成为了影视艺术作品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周原甲骨文的书法艺术

对周原甲骨文的审美特征进行了归结,提出了其爽劲奔放类、严整劲挺类、萧散简远类、烂漫恣肆类、写意流便类的五个艺术分期;认为周原甲骨文应出自于周人之手且横跨了殷商、周两个朝代,而萧散简远类则可能成为殷商甲骨文与西周甲骨文的分水岭;从契刻工具,书、刻的关系与涂朱、涂墨,契刻刀法与契刻笔画次序等方面探讨了周原甲骨文的契刻技法,并对周原甲骨文的用字与结字、章法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自然书法观"的确立、"草甲骨文"的创造、萧散简远、烂漫恣肆、写意流便新的审美范式和微雕艺术的开创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与其应有的中国书法史地位。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课堂实践中的课程理解与文本诠释

现代意义的课程整合了美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认知,教师课程理解的生成性与批判性在本质上体现了教与学的意义。对教科书文本及其之外的教学参考文本、教具、补充教材的诠释,起到了复制与传承文本的意义。在课堂实践中,教师是课程文本与学生的中介角色,课程的理解与文本的诠释是对知识和价值的探索、争论、传承,内在地包含着解放的方向,这既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的归宿。     

观念竞合与国际体系的变迁

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里，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分别主导、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维也纳体系，而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虽然塑造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主导该时期的却是激进主义。直到雅尔塔体系时期，民族主义才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则成功战胜了极权主义。因此，国际体系确立的背后是观念分配竞合的结果，是主流观念取向在竞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观念作为深层次因素，始终是影响、塑造国际体系的更新与变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现代性构建与现代三大文化思潮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虽为三个鼎立的价值系统,但均属“现代”思潮,三者在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转型、要不要接纳现代性的认知上是共同的,在体现现代性的“当下性”、“世界性”、“个体性”与“世俗性”等四个重要向度上不难体会其共性;但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展示为“保守的现代性诉求——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温和的现代性诉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激进的现代性诉求——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等三种不同类型;还可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坐标上分析三大思潮现代性诉求的区隔,文化保守主义是以“前现代”的美好凸现“现代”的弊端,激进主义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思路可视为现代性的创新、也可视为“后现代性”。     

构建“疫情经济学”学科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了重大影响,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厘清了“疫情经济学”的理论渊源,界定了“疫情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并介绍了“疫情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认为,“疫情经济学”的创立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包括流行病学的学科基础理论、相关学科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政府有关疫情政策文件以及百年来人们应对疫情的实践经验; “疫情经济学”的学科可以定位为一门涉及多种门类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对象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在疫情发生、发展、疫后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研究主线为疫情的管理、影响及机遇; “疫情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疫情的概念及其演进、疫情的危害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疫情预防、疫情控制与管理、疫后经济发展特点与政策、应急产业发展与管理和疫情管理体制等; 创立“疫情经济学”学科,能够通过系统分析疫情来源,研究疫情防控措施,从而对疫情进行事前预控、事初急控、事中管控以及疫后经济恢复、疫情相关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安老怀少”:构建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背景下,要实现老有所安和关怀少年的成长,国家体系化的高质量养老公共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分析“一老一小”人口形势、生育意愿下降背后的原因,研究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路径。研究认为,构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要强调“一个中心”:敬老爱幼、安老怀少;“两翼互动”,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四轮驱动”,即高质量取决于服务的福利性、有效性、可及性和及时性。研究还认为,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和失能老人群体的服务是养老服务业的重点人群,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养老责任包括对这些人群的兜底养老、普惠养老、公平养老和品质养老的责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老年的价值友好、文化友好、政策友好、环境友好和服务友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生育责任包括适度生育、优化生育、生育服务和生育保障的责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则要体现生育的价值(文化)友好、福利友好、婚姻友好和服务友好。研究表明,在全方位构建现代化“安老怀少”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社区是关键环节,需要顶层设计和分类推进相协调,才能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     

数字乡村建设的国家逻辑

国家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制度引导者、体系创新者、要素调配者和安全维护者。依循国家逻辑,要科学、理性地肯定、强化国家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即要突出国家设计的数字乡村建设理念,突出国家主体的数字乡村建设规范,突出政治引领的数字乡村建设路线,突出制度主导的数字乡村建设方式。防控乡村返贫,推进数字强国进程,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是数字乡村建设国家逻辑的价值取向。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国家逻辑应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协调城乡建设步伐,提高干部责任意识,追究违法违规责任,践行制度价值功效。     

文明吸收中的他国化创新与叛逆——《五卷书》的异域流传与变异

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以它出色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阿拉伯译本《卡里来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及印度教、佛教为载体,《五卷书》辗转流传到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译本数量仅次于基督教的《新约》《旧约》。在东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中,《五卷书》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由于社会风情、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和翻译者风格等差异,以及时代跨度、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等因素,《五卷书》在各国形成了“创造性叛逆”的变异,甚至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方式上的改变,即发生文学他国化变化。变异现象发生于文明交流活动的始终,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对异质文明的比较推进到异质文明的交汇上来,以开放、多元、包容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探索其中的本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