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与公共治理

多元贫困理论不仅关注收入贫困,更注重对贫民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探讨,这对我国反贫困事业提出更高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实现了科技扶贫和自主扶贫相结合,在提高贫困农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帮助其缓解了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因此更符合多元贫困论的扶贫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也有其条件约束,贫困地区应该结合当地致贫因素和资源特点,有针对性地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帮助其全面发挥扶贫效应,并防止其各类异化。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研究

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存在明显的差异,暂时性贫困的比重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持久性贫困则完全相反.因此,在对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对未来扶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实施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效果.     

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

贫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收入问题,而是涉及健康、教育、社会资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公正、参与权利、性别平等、个人尊严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理论以实现更加公正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它也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贫困问题、设计更为有效的扶贫战略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和梳理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农村贫困而制定和实施的救济式、开发式和攻坚式农村扶贫政策,反思过去农村扶贫政策的得与失,从而设计和实施新世纪有效的扶贫策略.     

基于空间贫困视角的扶贫模式再选择——以甘肃为例

贫困是困扰世界各国发展的全球性难题,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农村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的甘肃,则是中国农村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近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深入,甘肃农村贫困的原因和性质也在发生着变化,并且贫困在全省范围内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即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甘肃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尤其是“两州两市”地区.因此,基于空间贫困的视角,构建新型扶贫模式,对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甘肃农村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整治路径

中国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离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一步之遥。精准扶贫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式主义。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精准识别不精确、精准干部识别、精准填表、数字扶贫、帮扶对象按供给分配、不切实际数字脱贫、手段置换目的等方面。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农村贫困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较低、精细化治理方式与传统性农村社会匹配度较低、监督考核机制的偏差等制度性原因,又有部分扶贫干部能力不足,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等主观上的原因。要去除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还需要从优化政策,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和党性修养,构建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突出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整治路径。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对扶贫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从农村贫困群体对扶贫政策认知的角度出发,考察其对现行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基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农村贫困群体的年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导致贫困的原因、对政策的知晓程度、扶贫过程存在的不公平与脱贫后又返贫的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满意度.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定性与定量分析,认为目前救济式扶贫的成效高于开发式扶贫的成效,遏制“返贫”是提高挟贫满意度的关键.提高农村贫困群体对扶贫政策满意度,要继续加大开发式扶贫力度,加强挟贫政策与相关配套措施的衔接,建立帮扶基金帮助困难群体参加社会保险,加强监管确保扶贫公平性等.     

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贫困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权的“贫困”。发展权被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严重,发展权“贫困”限制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发展权对贫困主体具有内在的价值功能。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村扶贫重点应逐步从物质扶贫和能力扶贫转向权利扶贫。     

城乡协调发展背景下的新贫困问题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带来了新的贫困人群:农民工、失地农民和留守人群。新贫困人群随着城市化进程将会不断扩大,并成为新时期贫困问题的重要方面。尽管新贫困问题已非常突出,但现有城乡分割的政策体系却不能做出有效回应。未来的扶贫政策应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扶贫政策体系、社会福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当务之急是建立专项的扶贫监测体系和瞄准机制,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扶贫项目,逐步减缓新贫困问题,提高城市新增人口参与市场的机会和能力以及应对脆弱性冲击的能力。     

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6年5月29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农业大学共同主办，《天府新论》编辑部、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在我国扶贫战略部署的大背景下，就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中的政府作用与社会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还邀请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及四川省农业厅等相关部门同志出席，他们介绍了四川省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希望学界关注扶贫宏观上公平与效率、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标准、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中观上“三位一体”扶贫的发展方向、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关系、贫困村户的精准识别等问题。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从收入扶持到资产拓展:社会救助扶贫的政策转型

在当前精准扶贫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基于收入贫困的收入扶持救助政策面临瞄准偏差、社会对立、污名效应、贫困陷阱等实践困境。基于资产贫困的"资产拓展"救助政策在我国既有可行性,又有促进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资产积累以及技能的专门化与专业化等潜在优势。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家庭总收入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尤其是对贫困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为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且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社会救助扶贫政策应进行转型,以资产拓展为调整方向,拓展资产收益项目,建立参与式资产管理制度,开展监测评估,让农村贫困人口成为有资产者。     

扶贫管理:来自战略、组织与资金维度的问题与创新对策

贫困是复杂的社会建构,那么研究与治理贫困的视角和思路也必然是系统而多元的.如何优化扶贫管理、提高扶贫绩效,从扶贫的战略、组织以及资金三个维度出发,对我国的扶贫架构和扶贫绩效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细化扶贫客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责任制;加强贫困人口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巩固现有扶贫成果;建立科学的扶贫效绩评价体系,推行财政扶贫基金监管信息系统.     

脆弱性与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农村长期贫困是一种脆弱性贫困。由于农村农户脆弱性程度较高而导致的承受冲击能力较弱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隐藏在我国农村长期贫困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而社会排斥与脆弱性高度相关。与此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制定消除农村长期贫困的基础性政策,应从消除社会排斥的层面降低农户的脆弱性。这样,在保证扶贫成果的同时,既可以保障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和提升扶贫投入的有效性,更能有效防止农民群体脱贫后的返贫问题。     

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的国际趋势及其中国贫困走向的调整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 ,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

农村垄断的市场结构、残缺的土地产权、公共产品对农民的排斥和社会保障在农村的缺失 ,造成农村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 ,要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必须从变革现行的农村经济制度入手 ,开展“制度扶贫”。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城市扶贫与可持续生计

本文以缓解城市贫困为目标,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城市扶贫”和“可持续生计”。围绕这两个概念,提出了四条政策建议:一是承认“非正规就业”的积极作用,二是依托社区组织做好贫困人士的工作,三是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发展贫困人士的可持续生计,四是创办创业中心帮助贫困人士创办小企业。最后的结论是:建立一个以社区为依托的城市扶贫和发展可持续生计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是城市反贫困取得根本胜利的关键。     

道德资本建设与无耻辱化扶贫

如何缓解贫困、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是世界各国反贫困政策的核心议题。文章在简要梳理欧美国家扶贫策略基础上,从比较社会政策角度,首次将中国扶贫策略的基本范式概括为无耻辱化救助与注重道德资本建设。     

宗族与减贫——基于贫困地区的研究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宗族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农村贫困地区宗族关系和农村贫困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宗族多样性越大,以贫困差距比、贫困缺口平方、收入差距比为指标度量的贫困状况显著减小。因此,宗族可能通过阻碍市场化和村民自治给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此说明在农村扶贫和促进村庄发展中不能忽视农村宗族等传统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