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贫困与农村财政扶贫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的本质及度量贫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经济收入的贫困最终要靠经济增长来解决 ,但这是一个长期与缓慢的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要求对提供和创造不同效率的人给予有差别的报酬 ,依靠市场机制解决社会公平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现代社会 ,政府都有职责帮助贫困人口缓贫、脱困。因为如果贫困差距过大 ,温饱问题得不到长期解决 ,一部分人过着富足、体面的生活 ,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 ,而另一部分人却挣扎在生存线上 ,缺衣少食、受歧视、目不识丁而处于社会的边缘 ,那么社会就会存在着信…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研究

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存在明显的差异,暂时性贫困的比重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持久性贫困则完全相反.因此,在对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对未来扶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实施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效果.     

未来农村扶贫需以提升可行发展能力为方向

中国以"两不愁三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农村扶贫开发将取得全面胜利,扶贫工作将进入到以解决相对贫困为重点的新阶段。新阶段农村扶贫的对象,除了过去扶贫工作中没有照顾到的边缘群体外,初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数人群仍然是重点。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已经得到了全面改善,可行生存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其贫困具有典型的可行发展能力贫困特征,尤其是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导致的抗风险能力和较弱的高质量产业发展能力。要使贫困人口摆脱能力贫困剥夺,需要在持续改善贫困人口的基础发展条件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可行发展能力,关键是要把做好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同增强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有效结合,把体制机制创新与方法创新有效结合。     

能力视角下农村脱贫攻坚政策的创新路径研究

目前脱贫攻坚战已经到冲刺阶段。实践中多是聚焦收入脱贫,而贫困群体却由于自身健康情况、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等能力因素的限制,抵抗外界风险能力较差,容易出现返贫和新的贫困问题。按照森的能力贫困观点,提高贫困群体收入仅仅只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外在手段和工具,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能力不足或者被剥夺才是致贫的根本原因。从能力视角来看问题,农村脱贫攻坚最终只能通过提升贫困者就业技能、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等改善贫困群体自身能力来完成。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与公共治理

多元贫困理论不仅关注收入贫困,更注重对贫民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探讨,这对我国反贫困事业提出更高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实现了科技扶贫和自主扶贫相结合,在提高贫困农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帮助其缓解了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因此更符合多元贫困论的扶贫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也有其条件约束,贫困地区应该结合当地致贫因素和资源特点,有针对性地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帮助其全面发挥扶贫效应,并防止其各类异化。     

能力建设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基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从生活贫困到能力贫困的判断,扶贫工作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能力指向,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已经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方向。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贫困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并从能力视角,对典型区域农村贫困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能力缺乏是我国农村贫困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聚焦于能力建设。在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贫困家庭和人口的社会认知、风险防范、资源整合、技术应用、信息利用、社会参与和要素流动等能力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汲取历史经验、变革生存方式、扩大对外交流、引入外部要素、优化政府介入。     

收入分化与教育政策选择

收入分化与教育的关系理论界认识并不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收益率提高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问题是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化出现了“大、偏、固”等缺陷,这主要由于教育水平低、不公平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导致的。教育能够通过自身的巨大效应创造出新的资产并且促进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发展,应该从增加教育投资、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塑造公平的教育理念、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改变教育单一培养模式等多方面努力。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基于武陵山片区的实证考察

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致其减贫难度大,减贫进展缓慢,其中人力资本匮乏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的减贫进程.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总体上十分匮乏,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却相对较低,说明人力资本在减贫进程中的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

贫困主体具有多样化,致贫原因具有多因性,贫困程度具有多层次性的差异。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得各种资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群体致贫的主要因素;内生动力是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的思想条件,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治理必须关注个体因素的差异,要给予不同贫困群体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差别对待必然涉及到公平正义问题,治理贫困有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问题,不能获得伦理支持,技术就会陷入具体情况复杂性带来的公正拷问。伦理支持是一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一种治理路径,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     

以可行能力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城镇贫困——兼论“以收入的视角看待城镇贫困的不足”

阐释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可行能力"和"贫困"的理解,从可行能力的视角论述了如何全面地看待中国城镇的贫困问题,指出了以收入的视角看待城镇贫困的四点不足:没有考虑到不同的贫困家庭将收入转化为功能性活动、转化为享受良好生活的不同的能力;会出现"信息的扭曲";忽略了社会氛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还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足。最后,联系森的相关观点,阐述了社会应该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者获得实质自由:中国富人应该慷慨捐赠;政府应该积极完善"低保金"以外的其他社会救助措施和政策;让贫困者参与到与社会救助有关政策的制定当中去。     

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

贫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收入问题,而是涉及健康、教育、社会资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公正、参与权利、性别平等、个人尊严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理论以实现更加公正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它也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贫困问题、设计更为有效的扶贫战略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和梳理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农村贫困而制定和实施的救济式、开发式和攻坚式农村扶贫政策,反思过去农村扶贫政策的得与失,从而设计和实施新世纪有效的扶贫策略.     

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

本文利用人力资本因素解释了我国农村的地区收入差异问题。按照收入来源对农村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进行了具体分解和计量研究。研究表明,农村各地区之间收入差异的扩大主要来自农村地区间工资性收入的差异,而农村工资性收入水平又主要与各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关。本文通过对Lucas(1988)模型的扩展,分析了农村的教育水平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指出应该通过加强农村教育来缩小农村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我国财政的收入再分配能力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对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对居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是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因此,提高国家财政对居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财政汲取能力、财政收入支出结构和财政运行效率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财政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能力,从中发现我国财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可行能力视角下资产积累的社会救助政策探讨

在可行能力视角下,贫困已经扩展为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复杂概念。建构有效的社会救助政策机制,以帮助穷人提高可行能力,有助于穷人在财产积累过程中改善经济生活。这一政策体系体现了现代社会救助理念的重要转变,即由维持消费到促进发展的转变。     

中国农村扶贫措施成效评估指标选择与分析框架

精准扶贫脱贫本质上是一场供给侧与需求侧深度匹配的创新性治理过程。从不同主体出发评估扶贫措施成效,会得出差异性甚至对立性结论。科学的评估需要将供给主体实施的所有措施进行整体性考量,而不能仅仅针对某些措施或某一项措施,以避免遮蔽这些措施带来的溢出效应,并从需求主体出发设定更为多元化的指标。这些指标既要体现贫困的本质属性,也应体现需求主体真实获得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借助评估机制将所有措施与核心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提升扶贫措施成效评估系统性、科学性的同时,为相关措施后续适时调适提出具体改进意见。     

我国城市贫困线与政策目标定位的思考

目前世界各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两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即要让贫困者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我国的低保线也属于绝对贫困标准,低保金主要考虑的是家庭食品开支.基于相对贫困标准和绝对贫困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当前城镇社会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相对贫困线,即相对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是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而相对贫困人口则不断扩大.由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两极化特征非常明显,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要远远超过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居民的社会政策受益和财富拥有状况比绝对贫困线下的居民要复杂得多.因此,一旦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那么政策目标群体定位(资产调查)方法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基于农业补贴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9—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通过收入流动性矩阵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财政支农政策尤其是农业补贴政策的支农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财政补贴没有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状况,虽然对中低收入农户有一定正面影响,但总体上不会改变整个农村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财政补贴有助于缓解农村的绝对贫困,可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但相比于其他财政转移性支出,农业补贴发挥的减贫作用并不具有优势。为了提高补贴政策的精准度,本文建议对现有补贴方式进行调整,即不再将普惠制补贴与土地面积简单挂钩,而是将整个补贴归为两类:一部分与农村低保资金整合支持农村弱势群体,另一部分通过支持农业保险和担保等方式重点补贴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以及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