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的形成,不仅指明了国际法已经从其诞生之初的共存国际法经由合作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愈来愈指向基于共进国际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宣示了新时代中国厉行依宪治国的法治使命及其对当代国际法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新涵义。因此,在实在国际法意义上,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不断载入有关国际法律规范文件和国际条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不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与人类法治文明进程的相向而行,也展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谋大同所抱持的“胸怀天下”情怀和新的更大的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统筹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实现国际法体系现代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法治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治创新实践;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实现中国从国际法规则的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的革新与中国共产党之历史使命

现行国际法体系本质上由霸权国主导构建.中国的国际法治思维停留在"第三世界"层次.美国国际法治思维的堕落,动摇了其霸主地位和构建新时代国际法体系的主导权,这对于中国这位国际法体系后来者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促进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维之革新,乃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中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新国际法治思维,明确不旨在称霸世界,也不走霸权国称霸前国际法治思维层次高、称霸后则逐渐堕落的老路,而是旨在将国际法治思维从"第三世界"提升到"领袖型国家"的高度并予以保持;要借鉴罗马法的范例,以法律因素争取国际认同,倡导适应于新时代的、先进而合理的国际法并以诚信的态度遵守、维护和发展国际法,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掌握国际法律体系构建的主导权;要在国际法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以身作则、大度公允、兼顾公私,保有担当构建国际法体系责任之使命感与魄力,最终主导构建出适应于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发展需要的国际法体系.     

我国清代国际法之一瞥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并立,互相交往,它们之间的关系上,逐渐发展出一些国际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些地方与现代的国际法颇有类似之处。不过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些国际关系的规则,就无从继续存在。在秦朝以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王朝,只承认“天朝”是国家,把邻邦视为夷狄,与周邻各国不是平等交往,而是一种阶层关系。邻国成了向中国纳贡和受封的“藩属”。在这种关系中,自然也没有国际法的存在。当16、     

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是否已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对于探讨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四个非缔约国的核问题有重要意义。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是习惯国际法的编纂,因此判断条约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包含条约是否具备成为习惯国际法的条件和是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两个层面,即条约规则是否具备"规则创立性",以及是否符合习惯国际法的两个构成要件。依此两标准分析,条约中的和平利用核能已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但由于条约本身的契约性和属于军控与裁军领域的特殊性,不扩散仍然只是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而核裁军成为习惯国际法则遥遥无期,二者仍然需要国际社会在"通例"和"法律确念"两个方面进一步形成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引领中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从表达自己(和平崛起)到表达世界(和谐世界)后的再次升华,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世界历史观,着眼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弘扬传统文化,通约各国传统文化,超越单纯的国际关系视角,超越普世价值,寻找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方位引领作用体现在:理念引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全球化、全球治理铸魂;原则引领——完善不干涉内政原则,倡导各国掌握自己的命运;实践引领——通过"一带一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抗疫外交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人道主义干预":一个法理学的思考

"人道主义干预"的根据是人权的国际保护.人权的国际保护离不开两个条件其一,有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其二,相关的主权国家同意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并进行合作.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滥用了人权的国际保护,将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际法中的主权原则对立起来,主张限制甚至取消国家主权,其实质不过是将"人权"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维护大国利益的借口.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没有国际法的依据.但是,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预"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大行其道,确实暴露了现行国际法的局限性.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但是,主权概念在当代必须充实与完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主权观的逐步建立,预示着国家的逐渐成熟与兴盛.     

新多边主义时代中国国际法的使命

近年来,解决全球性化问题的全球治理进一步推进了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联合国大会决议和联合国秘书长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国际法治"是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提出了国际社会要解决共同面对的多种危机问题必须要倡导"新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必须注重"优先发展全球公益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纵深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时代,是推进新多边主义与改进全球治理的时代,必须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才能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多种危机问题.变革的时代给中国提供了在国际法领域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契机,也对中国国际法学界和中国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如何应对时代挑战的新课题.     

全球治理变革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渊源及其法治化路径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丰富的国际法渊源,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视角,其既是对传统国际法理论学说和当代国际法原则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同时深化了现代国际法治的精神内涵,促进了国际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相应法治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引领重塑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法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更是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载体,通过国际法能够帮助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国际法律地位、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从而以法的形式切实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中的推广适用,为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共享”良好国际法治环境和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奠定制度基础、创设有效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国际法发展

国际关系的包容性发展意味着既要促进所有国家共同进步,寻求共赢,又要促进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就国际关系包容性发展而言,传统国际法在实体内容、参与主体、制定程序、治理形式等方面都存在不足。由中国倡议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主张发展成果应当惠及所有国家及其人民,力推国际决策参与主体范围最大化、程序民主平等、形式与载体灵活多样。"一带一路"倡议,必然会促进国际法的包容性发展。     

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和谐世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针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先后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应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和谐世界"等国际战略思想.三者思想虽表述不同,但具有本质的共性和逻辑上的有机关系.和平与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和谐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潮流的统一.和谐世界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关键.     

对国家利益的国际法思考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是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一切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内涵丰富。国际法是各国国家利益冲突和协调的结果,也是通过原则、规则、制度等形式,通过法律的拘束力对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进行调整的规范。国家利益的表达和实现方式具有多样性,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化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下,充分运用国际法规则妥善处理矛盾和冲突,趋利避害,是实现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以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旗帜.新型国际关系首先注重和平与发展.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基于历史潮流、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的选择.和平与发展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保障,中国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倡导文明多样化和发展模式多元化.各种文明交相辉映,尊重各国人民根据本国情况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     

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深刻意义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了前进方向。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主要包括,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渊源;新中国的成立为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改革开放夯实了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物质基础。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刻意义主要包括,开辟了新的现代化道路,为民族复兴指引方向;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展现了大党大国的责任担当,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一带一路”;维护国际社会公平正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统筹发展与安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     

当代中国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加强与创新——国际法哲学的本体研究

当代中国的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需要、也能够得到加强并实现创新。为此,本体哲学思想可以被引入国际法哲学研究中。目前,在中国法哲学领域内对本体概念的使用,主要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直观性地借用,另一种是解释性借用,最后一种则是引用旧有的哲学的本体观。国际法的本体,是关于国际法本质的抽象存在,是一切关于国际法的现象与意识的来源。国际法本体论,是关于国际法本体的理论,是国际法法哲学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其只回答“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的基本架构如何”以及“国际法如何作用于国际关系”等最为本质的问题。在国际法哲学研究中引入本体与本体论概念,可以凸显构建国际法理论的两大基本元素。将国际法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的研究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透过国际关系现象把握国际法的本质,更好地促进国际问题的解决与国际法的良性发展。     

试析遵守问题与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

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问题,对于国际法的遵守问题的研究直接启发了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理论,并为国际制度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导向.同时,对遵守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重塑国际法的基础理论,因此,西方学者对于国际法的遵守问题的关注,代表着新兴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交叉学科新的发展动向.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明确“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指“规则”系指“国际法”并据此阐述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规则观。事实上，这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实践表明，其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规则观。这种规则观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为纠正这些国家经由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的规则观，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的规则观是，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不排除不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内生逻辑与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把坚持和平发展作为根本追求。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目标以及对当今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于把自己事情做好;始终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始终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始终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谋求霸权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所推行的对外政策,列宁曾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但是,伴随着霸权主义的出现及其肆无忌惮的活动,不谋求霸权的呼声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也日益高涨。特别是近些年来,不谋求霸权已形成为现代国际法中的一个新的基本原则。 不谋求霸权作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对国际关系起着指导性的作用。换句话说,现代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不谋求霸权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而调整国际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也不能与它相背离。不谋求霸权原则与国际法的其它基本原则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中法战争期间双方对国际法的不同态度及运用

中法战争时期,中法双方对国际法的态度与运用,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初识公法的清政府在战前频频引用"公法"评论中法关系,表现出高昂的国际法意识;在战争中通过公开宣战、保护外侨、要求他国中立等公战程序,首次集中地运用国际法处理国际关系,努力维护国家利益。与之相反,深谙公法的法国却屡违国际法,其背约肇衅、武装踞港、残暴害敌、虚力封港等一系列强权行径,对国际法权威和中国主权造成了严重挑衅。总之,近代国际法对于交战双方而言有着泾渭分明的意义和作用,体现了中外关系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与矛盾。     

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国际法

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主义"与"理论"都在其上有着精彩纷呈的表演.但就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力而言,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无疑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三股思潮.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体系.虽然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重视,一直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个基本共识.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对实践影响的机会,"软权力"理论以及"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提出及传播即为典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虽然其中存在的瑕疵我们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