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环境共治的结构分析与建构路径——基于共同利益视角

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初期阶段，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了愈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跨域性等特征，要求环境治理必须建构多元协同共治体制机制，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协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长效善治。基于共同利益视角，从城市功能定位、纵向权力结构以及协同共治过程三个角度对构建生态环境共治体系进行探究，并从理念、主体和实践等方面提出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结构的建构路径。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长江经济带生态一体化协同治理的机制创新

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连接经济带内分散经济联合体的基础.长江经济带覆盖东中西三大区域11省市,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转型的重点区域.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在生态共治实践过程中,归纳出生态环境共治机制的主体困境、协调机制的利益冲突、协同机制的制度困境是制约其生态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壁垒,折射出其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长江经济带生态一体化协同治理机制应从治理主体、治理路径、治理模式出发,充分考量其相互联系与作用性,构建决策、目标、利益、责任、绩效、保障"六体合一"的完整系统结构,并且实现目标设定、利益协调、监督管控、资源优化、绩效提升、信息共享等功能的融合,才能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协同治理创新模式研究——基于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的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域治理范畴。作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创新的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前海、横琴、南沙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三个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形成了强调法定机构治理的“前海模式”，强调政府政策工具的“横琴模式”以及强调社会复合主体治理的“南沙模式”。对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表明，权责定位和利益关系、任务型功能治理、政府注意力差异性，决定了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的主体、手段和机制各有侧重。因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需要创新运用行政、法律和市场综合手段的治理模式，需要建立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再到评估的系统完备治理机制，还需要深化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向纵深发展。     

“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研究

中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跨界民族问题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长久安全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关系到“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进程中我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建构和中国—中亚跨域一体化合作的行稳致远。着眼于兹,有必要围绕“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目标与框架,针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理性认识与科学处理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对此,本文结合理论与现实,沿循“利用理论解构现实”到“建构理论指导现实”的逻辑路径,就“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进行探索,分析了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涵及其对“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多重影响;从主权维护、区域安全、民生发展等三个维度探讨了“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语境下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旨趣;继而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稳定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体系完善、公共产品协同供给、多元机制复合运用等若干面向提出了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实践策略。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模式创新

从股东至上治理理论、人力资本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和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等治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入手,提出中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实践应以人力资本治理理论和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为依据,以此为基础提出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平衡,建立了家族企业职业经理财产权契约、控制权契约和人权契约协同治理模式,并以阿里巴巴为例进一步探寻协同治理模式的具体应用,不仅拓展了家族企业治理研究内容,又创新了中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力资本产权契约治理模式。     

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外部性实证分析

运用西部矿产资源富集地区实地调查问卷与深度访谈数据,分析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外部性问题。研究发现,西部矿产资源开发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并存,正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带动资源地经济与社会发展,负外部性表现为对资源地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通过明晰矿产资源产权、强化资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唤醒民众环保意识、统筹利益相关者利益,可促进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外部性内部化,实现西部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和资源地科学发展。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地域毗邻、发展相近,但囿于行政边界的分割,成为一个存在较强行政壁垒的边缘地区,大量跨域公共事务滋生,现有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已显得举步维艰。本文通过梳理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存在的障碍,提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并对相关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     

跨区域环境治理如何实现“携手共进”?——基于多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跨区域性公共环境议题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跨域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横向协同非常重要。从发展差异、政治势能、政策环境、组织载体和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跨区域环境治理有“高位主导型”“辐射带动型”和“全面支持型”三条路径。其中政治势能是跨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释放政治压力和晋升激励，形成驱动集体治理行动的约束力量。政策环境和组织载体为充分条件，提供集体治理行动所需的合作空间和行动载体，共同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供给约束规则。发展差异需要同具体条件组合而影响协同效果。在强制约束力量和完善规则交互作用下，跨区域治理主体间能携手迈向协同共治。对揭示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内在逻辑，探索更优环境横向协同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从碎片化回应到协同共治——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

当前，我国尚未形成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面对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加剧的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方式呈现出问题针对型的碎片化特征，而碎片化环境治理模式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环境问题协同共治模式旨在建立健全区域环境问题治理中相关各方协商共通的互动机制，实现主体、资源、利益的多元整合。构建协同共治模式，需要加强城镇化规划和环境法制体系建设，以组织结构优化为依托积极推动整体性合作，建立健全有侧重的权责分配体系。     

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我国的边疆地区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几乎每个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在历史长河中,互嵌式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又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形成并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边疆的治理效果,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和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加强文化整合,把民族文化整合进中华文化之中,以中华文化指导和引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出台惠民经济政策、强化对中华文化教育、提升对中华文化的“增量认同”、加强中华文化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吸纳能力、推介拥有民族文化精髓和特色的中华文化于世界等措施,以此强化并保持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民族文化认同,提高边疆治理效率,节约治理成本,有利于民族国家政治稳定和统一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速度。     

西部民族地区在大开发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思考——以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为例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面向新世纪做出的战略决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鄂托克旗,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聚居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具有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典型特征。鄂托克旗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形成原因及解决方法对于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的西部民族地区具有普遍意义。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及保障制度探析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关系到我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成败的系统工程。从法律制度上解决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的现实根据、核心内容和实现保障,是有效建立和实施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紧迫任务。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现实根据是实现民族地区在缓解贫困中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恢复;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根据是环境建设和保护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原理。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成可以设计为静态框架结构和动态实现安排两大部分。     

习俗多样与法制统一:多民族地区本土法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思考

"习俗规范"与"法律规范"是两种不同的规则体系。各少数民族的习俗规范总体上与国家法是同处于一个法律文化的大背景下,共同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家发展的使命。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习俗规范中的优秀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立法中进行有益的借鉴,使地方的国家制定法更能接近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的现实,有利于实现习俗多样与法制的统一。     

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案例分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虽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发展中贫困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贫困,如何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这是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又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陆路边境线最长的区域,少数民族问题与边境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在全国既有代表性,又有典型性。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我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战略门户,而且还是我国贫困人口比例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民族问题、边境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融,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从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两方面深入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可为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献计献策。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新时代推进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路径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环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生态属性决定了其能够在乡村振兴伟大工程中发挥效能、施展作为。以此为理论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主要体现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产业效益、人力资本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和治理效益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在具体实践中,应在做好相关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聚焦现实推广过程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和文化繁荣的有机结合为工作切口,依托高校智库作用的发挥和在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凝心聚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赋能乡村振兴工作落地见效,为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强大语言之力。     

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发展阶段划分与特征分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周年和西部13个国家级开发区建设十多年来,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级开发区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作者将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级开发区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的发展历程归纳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析了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级开发区自改革开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次金融危机到现阶段不同的发展特征,对于进一步发展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向经济,并使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制定西部大开发第二个10年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信仰中的生态保护意识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学科相继出现了和生态学有关的交叉学科。寻求生态保护途径，似乎成了人类的一种未来选择。殊不知在历史上，生态保护早已是新疆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已有之义。弘扬新疆少数民族生态保护意识将有助于人们重视信仰在环保中的协调作用，恢复生态保护的道德自律。     

论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原则

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建设、大保护、大发展,是实现西部各少数民族与区内外汉族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公平性原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原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原则。发展机会不公平和发展权利不足是致使西部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根源。西部大开发应体现“民族公平”并赋予少数民族“公平优先”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