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周“宫廷画家”身份考辩

关于上官周曾受诏进宫为皇帝作画的传说由来已久。一说上官周是《康熙南巡图》的主要绘制者之一;另一说他是《乾隆南巡盛典》中的插图作者。本文通过考查《康熙南巡图》及《乾隆南巡盛典》的成书状况,结合史实和文献资料证明,相关美术史论著关于上官周是《康熙南巡图》主要绘制者之一的观点,以及叶德辉关于上官周是《乾隆南巡盛典》绘制者的记录都缺乏史实依据。释成鹫的相关诗文表明,上官周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戌)接到皇帝的诏书,但在成鹫的规劝下,毅然放弃了进京为朝廷效力的机会,力辞不应。由此,亦印证了民间关于上官周为"宫廷画师"传说实有"出处"。     

越南阮朝《皇越律例》与《大清律例》的异同

《皇越律例》是越南古代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皇越律例》与《大清律例》在结构、律文名称、律文和条例的内容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异同,这种异同既反映了中越两国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同时也反映了中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规则与秩序:清代“不应为”律司法运作实态研究

自唐代律典正式设置"不应(得)为"律始,至清代《大清律例》"不应为"条的存在,作为兜底条款的"不应为"律通过不断增修新例以强化其"庶补遗阙""以德礼坊民"功能的实现。本文通过《大清律例》中有关"不应为"条规定的律例梳理,对《刑案汇览》《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以及地方档案的整理,发现该条在法律文本的规范与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这是统治者试图赋予司法官员揣摩立法原意,准确适用自由裁量权,达到案件依其轻重处罚,实现司法公允。这种立法目的也是现今国家立法需不断思考的问题。     

论《大清律例》“以例辅律”的体例原则

律与例是特色各异的两种法律形式,清统治者在总结历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把二者巧妙地结合于一体。以例之"因时酌定"的灵活性,辅助律"历代相因"、"一成不易"的固定性,以例之"零节细目",具体详尽,补充律之"宏纲巨目"词义简要";律为定例之依据,例是律的附属法。律与例相反相承,相得益彰,使法律的作用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清代法律渊源考

本文在研读《刑案汇览》、《驳案新编》、《汝东判语》、《吴中判牍》、《樊山判牍》、《徐雨峰中丞勘语》等一批有代表性的清代判例汇编的基础上 ,对清代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法律渊源进行了系统考察。文章认为 ,在清代 ,不仅《大清律例》等国家正式法典在法院审判活动中是得到严格遵守的 ,而且成案、习惯法、情理、律学著作等也是司法官判案的重要依据。清代法律渊源的表现形式尽管是多元的 ,但在适用时 ,多元的法律渊源又被锤炼成一元的规则体系 ,以维护统一的社会秩序。清代各级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时都比较认真仔细 ,这是清代司法运作的主流 ;草率马虎、滥杀无辜的现象确实存在 ,但它不代表法律适用的整体状况。     

清代惩治朋党律例探析

《大清律例》中制定奸党、交结近侍官员及上言大臣德政律例,其立法动机是为了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朋党乱政行为有所约制,彰显出清代君主加强专制与集权、防止威柄下移的用心。从司法效果上看,朋党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官僚队伍的正常秩序,减少朋党争斗的内耗和损失,但是,也经常成为官吏之间相互攻击、派系之间党同伐异的借口和工具。     

略论明代法律形式的变革——以《大明令》为中心

《大明令》与《大明律》是明代的重要的立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明代初期的律令体系。随着明代社会发展,以《大明令》为代表的“令”的地位不断下降,就其效力而言,在法律适用中也有特殊要求。明中叶以来,“例”与“会典”的出现与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较大冲击,传统法律形式中的律令体系逐渐让位于“律例——会典”体系;其从“政令”到“法例”的变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法制由“行政化”向“司法化”的演进。     

明清典例食货法律体系考论

古代食货法律体系是国家法律体系的分支之一。明清是古代食货立法最为发达的时期,也是食货法律体系臻于成熟的时期。明清典例食货法律体系从创立到不断完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明洪武朝初创的以《诸司职掌》户部为纲、食货例为目的食货法体系,历经八帝,行用百余年之久。首部《大明会典》颁行后,食货法律体系的内容构成则演进为以《会典》户部为纲、以食货例为目,至明末未改,并为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所沿袭。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则例》的颁行,标志着以《会典》户部为纲、以《户部则例》为基本法、以食货例为“变通法”新食货典例法律体系的定型。食货立法无论是立法总量,还是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都远远超过刑法。要全面揭示明清法制的面貌,必须重视食货立法和食货法律体系的研究。     

从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处理察其对湖广地区地图绘制的影响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我国首次采用西方测绘方法,在全国范围实测后绘制的有地理坐标的地图,在我国地图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其数学要素和地理要素都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对该图湖广地区进行分层数字化,可形成以该图完成年代为时间界面的、覆盖目前湖北湖南两省范围的基础历史地理信息和地名数据库,为历史地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应用提供基础;可以考察清代一系列地图地理要素的流传过程,进而分析湖广地区的国家管控过程和地域发展历程,可望破解以往一些历史政区研究的学术难题。自清代中后期,湖广地区总图和湖北湖南省图基本都渊源于《皇舆全览图》,光绪年间湖北湖南两省新一轮地图测绘与舆图绘制也继承了《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技术及绘图方法,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吸收《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长处、参照李兆洛《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基础上绘制的湖北本省舆图。《皇舆全览图》对湖广地区方志地图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先进测绘技术的运用基本上到清朝后期才体现到方志地图上。     

民国《民律草案》评析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为实现民法法典化、收回领事裁判权,先是由法律编查会起草完成了《民律亲属编》,而后又以《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修订了完整的民国《民律草案》。与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相比,民国《民律草案》确立了统一的民法价值原则,立法技术和制度内容方面均有较大改进;该草案的立法成就对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制定得极为匆忙,民国《民律草案》有许多未尽妥善之处。     

道与器:关于“律”的文化解说

《易经.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用语,或可解读传统中国法律之律的精神根源和制度功能。鉴于法律之律与历律、音律之间的渊源关联,从而赋予法律"法天之学"和"精密计算"的精神品格;承袭早期中国的法吏传统,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和战争的特殊背景,这种具有确定性、统一性和计算性特征的律,满足了帝国集权统一与行政科层组织的需要;伴随秦汉时期儒法帝国的最终形成,律与礼义、道德、情理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由此形成了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的基本特征。     

论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编纂特色

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是在方志全盛时期的清代编纂完成。它有着与前志不同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编纂过程的不同,突破了在当地志局编修完成的前例;二、编修体例不同,前志采用平目体,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采用更为符合需要的纲目体;三、编纂理论和编纂思想的不同,确立了成熟的视志如史的编纂思想。提出了对各级地方政府所修方志范围的界定。从诸特色中体现了清代方志编纂的成熟。     

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湖广分省时间小议

清朝以前湖北、湖南同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管辖.如,在元代设有湖广行省;明朝继承前制,设有湖广布政使司;直至清代才将湖广布政使司分为湖北、湖南两省.但是,湖广分省到底始于何时,至今未有一致意见,主要有两种观点:康熙六年(1664)说与康熙三年(1661)说.康熙六年(1664)说以乾隆时编修的《清通典》(也名《皇朝通典》)为代表.本书卷九十三有云:"康熙六年定湖北、湖南两省","康熙六年分湖南、湖北为两省."该书谈及各府州分属时也都说是康熙六年.后来有人沿用此说.如纂于光绪时的(《皇朝掌故汇编》便是.著名学者赵泉澄、梁方仲等也持这种看法.赵氏在《清代地理沿革表》第     

陈廷敬与康熙《御选唐诗》

陈延敬出入禁闼几四十年,位极人臣,又典司文章,因此被康熙选中主持编纂了《御选唐诗》.他接此重任,殚精竭虑,非常重视康熙一以贯之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忠实践行其作为文学侍臣的本职工作.特别是具体选目上,陈氏等对于那些“倩丽纤巧”与“忧思感愤”等有违圣意之作,尽数剔除,使“和声以鸣盛”成为康熙《御选唐诗》的必然主题.     

读律与哀矜:清代中国听审的核心概念

读律与哀矜,既是清代中国听审经验之总结,又是听审实践之指南,因此成为清代听审折狱的核心概念。司法官员是否具备法律知识与能否依法听审,乃是清代法律的关键问题。清代法律有"讲读律令"的专门规定,司法官员是否"讲读律令",是否"通晓律意",是他们在听审断狱时能否"具引律例"的一个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儒家倡导的"仁政",是"爱"或"爱民"的政治,也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政治。"哀矜"是司法官员的同情之心和怜悯之情,也是"仁爱"的一层意思。哀矜与读律、慎刑、中罚、心服等司法的核心理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清代中国"情法两尽"的司法模式,与要求司法官员以"读律与哀矜"来听审,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谁来监管最高权力?--关于《康熙王朝》与《大法官》的思考

《康熙王朝》在中央电视台开播后，笔者在《中国电视报》上看到总制片人刘大印的采访记，说是《康熙王朝》“主要以康熙平三藩、除鳌拜、收复台湾、平定葛尔丹叛乱，统一全中国为线索，带出一代帝王辉煌的一生”。回味一下所看过的几场戏，笔者并没有找到丝毫“辉煌”之感，所能找到的只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天道对于天然合理的人欲人道的绝对征服和野蛮牺牲。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康熙、吴次友和苏麻拉姑的三角情爱。吴次友是康熙扮作普通士子参加大考时认下的师友，在康熙的真实身分没有公开以前，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赢得把康熙…     

重审《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二十四史”之价值

清代乾隆初年,刊行武英殿本"二十二史";之后,四库馆开,又在"二十二史"的基础上增加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首次形成对中国历史传承意义极大、流传极广的"二十四史"。《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中的"二十二史"所据版本,虽均标示为"内府刻本"即武英殿本,但不是照录照抄,而是作了不同程度的精心整理和修订。其中特别是《辽史》,馆臣校以当时尚存的《永乐大典》,写成大量有价值的"考证"。对于其考证成果,当代学者并未给予充分重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的《明史》,为乾隆四十年后改订、增修之定本,民国年间,傅斯年建议张元济据以编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但因经费太昂未果。新中国成立后,在点校整理"二十四史"时,对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除了《旧五代史》以1921年南昌熊氏影印《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外,几乎没有加以利用,《辽史》等所用的也是不同于早期殿本的"道光殿本",实为据库本重刻本,是一种被动的使用。     

《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

元代先后颁布过两部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文献汇编——《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的发现,填补了元代中后期法律文献的空白,使元代各类法律文献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为学界重新认识元代法典编纂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料。透过这两部文献,可以窥知元代立法制度的沿革,亦可了解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及其特色。而编纂时间介于《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之间的《经典大典·宪典》既反映了元代的立法思想,亦代表了编纂者欧阳玄、揭傒斯们的一种理想化的法典编纂腏健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