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籍救亡群体在西北抗日救亡活动中的历史作用

西北时期的救亡活动是全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籍救亡群体为西北杭日救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与重要领导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不仅使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西北实现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促使张学良采取扣蒋行动,而且在西安事变后,支持与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其历史作用不可磨灭.     

文学史:文学形式辩证自生的历史——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论

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必须恪守文学是自足的完整系统,努力追寻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学史是文学形式辩证自生的历史,所以文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显示文学的“文学性”。形式主义文学史模式最核心的范畴是“主导性”,它联系着无意识化和陌生化这两极,此乃形式主义文学观的核心,也构成其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原则的最主要的基础。这种突出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只谈历史却忽略文学倾向的反拨,但其片面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论东北救亡运动在全国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军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以"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为宗旨的东北救亡运动.它不仅参与、策划"逼蒋抗日",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而且还作为一支生力军汇入全国抗战的洪流,支持抗战,推动国共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刑事和解的理念基础——浙江"枫桥经验"与美国VOR模式之比较

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各地都在争相搞刑事和解的试点,但理念基础研究的匮乏使得相关改革很难有大的突破.浙江"枫桥经验"和美国VOR模式代表了中西方刑事和解两种有差异但却又共通的进路.认真审视两种模式的理念基础的异同,需要我们客观地对待恢复性正义、法律现实主义、交往行动等理论,从而使得刑事司法不是"被"和谐,和谐司法更不应是"天边玫瑰".     

女性"讲古"的新体式--论谭恩美四部小说的叙事策略

美华女作家谭恩美的英文小说<喜福会>、<灶神之妻>、<灵感女孩>和<接骨师的女儿>,以其"讲古"式的叙事策略,改写了美国华裔女性长期以来的失语与沉默状态,反映了华裔群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和确立.作品运用"集体的"、"个人的"叙述模式,从多方位交互赋权,多角度折射出华人们鲜为人知的辛酸历史以及动人复杂的母女关系,潜移默化为传授人生经验、传播古老中国文化的有效方式.谭的小说在美国主流文化市场占有重要一席并获得文学界不断关注,表明了作品中彰显的华裔女性叙事新体式不可忽视.     

秋夜里的“粉红花”——再谈十七年作家的理想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在风雨飘摇中发展,作家们的精神轨迹也在理想和失败的交替中无休止地轮回,然而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始终贯穿于文本之中.     

精神美学的赓续与重建——论石一枫的小说创作

石一枫的文学转型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其对顽主精神的赓续与重建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剖析社会视点,向现实主义的转型赋予了其文学以严肃、厚重的质地。本文即从具体的作品出发,深入解读石一枫写作的转型及其精神结构的变迁,通过对其现实主义的写作揭示当下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东北沦陷时期金朝奎"满洲体验"诗歌的乡愁书写 ——以'海'月夜'车站'意象为中心

金朝奎是朝鲜现代诗人,同时也是移民时期我国朝鲜族著名诗人.1938年至1945年间,为躲避朝鲜境内日帝殖民者的监视,诗人流寓至我国东北沦陷区伪满洲国境内,创作大量"满洲体验"诗歌,乡愁是构成该时期诗人作品的情感基调.'海'月夜'车站'三组意象分别体现出守望彼岸家园、悲观中闪现期冀、希望与失望二律交错的乡愁书写,以此不仅可以透视诗人"在满"期间经受的亡国之痛、离散之悲与流浪之苦,又能觉察到他克服黑暗残酷的环境和被压迫的心理固守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爱国热情.在作品中,诗人乡愁并非拘泥于其个体的归乡情结或对离散命运的抗争,更涵括了他对民族同胞共同遭受殖民离散与奴役之苦的痛心、对民智启蒙的焦灼祈盼、以及对民族共同体命运的忧虑,进一步展现出他渴求抵日反殖、解放祖国的民族使命感和政治与精神诉求.     

文学史: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卢卡契文学史思想综论

卢卡契在他的关于德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提出,文学的起源、存在和发展由社会生产的全部历史过程所决定.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自身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所继承的当是优秀传统文学中的人民性、人道主义思想等具体的历史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高度艺术形式的具体性.衡量文学史上作品优劣的标准是看其是否达到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系列属于精神史范畴的极具独创性的文学史观,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文学史理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技术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变奏——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历史机缘

晚清“新小说”于1902年前后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机缘.同治初年西方先进印刷技术进入中国小说的出版市场,虽未对新创小说产生明显推动,但却因传统小说遗留的潜在市场迅速完成了中国小说出版技术的更新换代,对稿源的需求也随之陡然增加.当1898年前后传统小说出版市场饱和以后,出版商面临稿源奇缺的严峻考验.而恰在此时,甲午战争以及庚子事变的相继发生造成了社会政治及文化风尚的巨大转变,翻译小说因西学的强势输入渐为国人所重,为开启民智,社会对创作新型小说亦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梁启超《新小说》的成功示范让正为稿荒发愁的出版商看到了新的生机,一时翕然向风,从而使“新小说”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崛起.由此可见,技术与政治变革的偶相交汇构成了晚清“新小说”兴起的重要历史契机.     

怀念别林斯基魅力——“运动中美学”的回眸和理解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启示

"运动中美学"是别林斯基早期提出的著名命题,却纵贯了他全部文学批评的历程.在早期论著的基础上,"运动中美学"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同步推进,不断取得首倡成果,并不断校正、丰富、完善美学概念,从而构建起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运动中美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具有宝贵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哲理与文学——论卢梭《爱弥儿》中的小说书写策略

《爱弥儿》是法国启蒙哲人卢梭的代表性哲理作品,被誉为一部“教育小说”,它融合了理论论述与小说叙事两种书写策略,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论述拖出叙事,叙事承载论述的动态互动模式。在此模式中,小说叙事始终服务于哲理的阐发与接受,实现了修辞意义上“劝说”的功能性运用。一方面,小说叙事通过演绎抽象的理论论述,用故事对理论观点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小说叙事将文学想象与虚构内嵌在文本的整体性中,从整体上提升了哲理作品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并借此在读者接受上发挥优势。由此,通过分析《爱弥儿》中独特的小说叙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启蒙时代哲理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为重估文学在启蒙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一个新视角。     

证据、设问与史学逻辑——兼论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

历史学一贯蕴涵了实证化的诉求.要求"言之有据".历史证据凸显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规范了历史书写的程序,指称的事实构成历史书写的内核.纳入历史书写的证据不止于考辨历史事实的真假,亦关乎到历史学家的问题及设问方式.设问限定了证据的搜集与解释;反之,证据检验设问的合理性,两者切合了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证据与设问的终极旨趣在于建构确凿可信的历史知识.     

格调论视阈中的杜诗"正变"论——兼及对明清格调论思维模式的考察

"正变"论格调论是最为核心的理论命题,它决定着一个作家品第的高下优劣.杜诗"正变"一直是明清格调论关注的焦点,明代格调论从伸"正"诎"变"的视角出发,将杜甫置于"大家"之尴尬地位;清代格调论则从杜甫人格与诗格的多维标举中,圆满地解决了杜诗"正"与"变"的问题.杜诗"正变"具有重要的诗学要义,它体现了明清格调论不同的思维模式,反映了明清格调派唐诗观的发展演变和审美观念的时代变迁.     

论隐喻在文学中的审美意义——以亚里士多德为例

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著中多次谈到隐喻的功能,这些功能可以概括为修辞学功能和诗学功能。从隐喻对文学语言与文学风格的修饰,到隐喻对诗本质的内在传达,隐喻的这两种功能在文学表达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隐喻对文学的这种功能,也使其对文学具备了丰富的审美价值。     

秦代“书同文”的前奏与实现——论先秦几种重要石器文字在汉语规范化中的作用

先秦时期几种重要的石器文字在古文字阶段汉语的规范化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并可帮助我们对秦代书同文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对制定现今的汉语规范化的标准有所启示。从侯马盟书的文书格式和标点符号使用中,可知语言文字系统是一个整体,某一要素的规范化对其他要素具有补充作用。从行气玉铭的书法艺术中,可知书法文化和书法家在汉语规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具有规范社会用字的导向作用;此外,还可以培养儿童自幼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和规范化意识。从石鼓文、诅楚文、秦骃玉版中,可看到古文字形体的更迭,为秦代书同文采用的小篆字体作了铺垫。从秦代刻石中,可看到政治力量、文人自觉意识和语言文字发展规律对汉语规范化的促进。汉语规范化的力量可分为社会性力量和科学性力量,二者是共同发挥作用、辩证统一的。     

晚清小说期刊译作"译入文体"论略

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学"诗学准则"的巨大影响,晚清小说期刊译作在体式上异彩纷呈,丰富和发展了当时的汉语文学作品的类型.它们的形成,得自于不同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具体而言,短篇译作各文体受话本、传奇、笔记之惠颇多,而影响长篇译作体式最有力的则是章回.文章提出"译入文体"概念并以之为切入点,来展示并剖析其中复杂的影响关系.     

重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 "世界历史"思想——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研究谈起

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诠释疏漏"、"诠释错误"和"过度诠释"等问题,因此,结合马克思的文本,这一问题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世界历史"一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共计出现在22个段落中29次,仔细甄别各个出处其具体含义,由此可以概括和抽象出全书关于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即"世界历史"不是观念史、思想史和哲学史,而是真实存在的社会运动;它也不是以往所有事件的记录、罗列和展示,而是经过"过滤"的世界发展重大趋向的表征和体现;其推进力量是"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它的当代发展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使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打上"世界性"印记.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思想的评价需要在三个维度下进行:还原回文本的整体思想结构,梳理这一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放在人类实践的格局和思想史的进程中以透视其地位、演变、得失与意义.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阅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