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吉林地区行政体制及其变化

清代吉林地区为“满族龙兴之地”,清廷对其实行有别于内地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清初至雍正朝以前实行八旗一元化体制;雍正朝以后,由于汉族人民流入,管理民人的民治机构随之设置,实行旗民双重体制;清末由旗民双重体制变为与内地一样的管理民政的行省县制.本文拟对上述行政体制各阶段的特点作以探讨.     

清代东北驻防将军职掌比较研究

清代,东北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处驻防将军的职掌各有异同.在军事职掌上,三处驻防将军各有不同的侧重.在民政上,盛京将军基本不理民事,专管旗人,兼有部分钱粮、刑名之职责.吉林将军旗民兼管,负责辖区内各项事务.黑龙江地区在很长时间里并无民官,以副都统等旗官管理旗民而统辖于黑龙江将军.吉林、黑龙江将军还负责各自的打牲、游牧等部族事务.     

论清代旗地占有形式的演变

旗地是清政府分配给八旗兵丁亦即旗人的土地,又称“份地”或“一般旗地”,是清代国有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旗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在清入关前和入关初,实行兵丁份地占有制,即土地由八旗兵丁占有和耕种。清中叶后,随着八旗份地私有化趋势加剧,清政府被迫改变旗地占有形式,由兵丁占有改为国家直接占有,陆续设立了八项旗租地、随缺地、伍田地等“公产”旗地,以维护旗地的国有性质。但旗地私有化的历史趋势是阻挡不住的。到清朝末年,几乎所有的滚地都已经转化为民间的私有土地。     

略论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的消极影响

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后,乡约首事逐渐官役化,这不仅导致乡约教化职能的弱化,而且使乡约的乡村自治地位开始动摇,乡约逐渐沦为听命于官府的基层行政组织.所有这些反映了清代北方乡约性质的变化,也说明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并不能使清代的乡村政治真正得到改善.     

民国初年的南京旗产清理与旗民生计筹划

辛亥以后,由于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和社会身份的变化,南京旗民生存状态日益恶化.为解决旗民生计问题,民初二十余年间,南京地方当局在对旗产逐步清理的同时,努力筹划旗民生计,通过建筑旗民栖息所、实施工垦、开设旗民工厂和教养院、发放生计米折等方法扶助旗民生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旗民生计,并使部分旗民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然而,由于社会局势的动荡、资金的短缺、旗产纠葛等多种因素的存在,南京旗民生计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多数旗民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尽管如此,相关努力还是给贫困旗民以喘息的机会和空间,有利于旗民社会群体的社会转型和现代转向.     

从旗制到县制: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

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的总管旗制演变为近代县制,完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体制近代化进程。清代军政合一的总管旗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旗制弊政愈发凸显,但囿于自身改制条件不成熟,伊犁地区一地两治和哈密事变的爆发,致使变更旗制搁浅。盛世才执政后,逐步催熟革除旗制的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从旗制、设治局到县制的行政体制演变。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不仅加强了省府对地方的管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促进民族融合,也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清代京畿旗人司法审判体制探析

京畿地区是清代特别行政区,旗民杂处,社会矛盾复杂,纠纷讼案频繁。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顺天府、八旗、步军统领衙门、直隶总督在内的京畿旗人司法审判制度。在处理旗人诉讼案件的过程中,统治者注意强化各衙门之间的相互协作,以此调整京畿地区的民族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清代京畿旗人司法审判体制具有多元性。     

地权变动与清代东北移民

与关内相比,清代中前期东北地区的地权关系比较特殊,除少量为私有,多为官有和国有土地,私有部分又以旗地为主。这种特殊的地权关系加之清政府"旗民不交产"的政策,使关内人民很难来此获得土地,致使移民进展缓慢,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因此长期落后于关内。但随着关内人口的激增,移民日渐增多,又对这种地权关系不断进行侵蚀。迨及近代,东北地区外患日益加剧,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原有政策,允许乃至鼓励移民,地权关系因而发生根本性变动。劳动力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的充分有效结合,促进了东北地区快速开发与发展。因此,东北地区特殊的地权关系及其变动,是影响清代东三省移民和移民社会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清代东北地区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诉求

如何深化和细化村民自治制度,解决村民自治的"民主困境",实现我国基层民主从"理念"层面向"现实"层面的回归和落实,这是村民自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文章试从社会民主--协商民主的视角来分析解决基层民主困境,通过在村民自治中引入协商机制来实现农村社区民主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和谐.     

清代伊犁户屯的几个问题

清代伊犁户屯与以往的民屯相比,不但承垦者更加多样化,而且本质不同,因此将户屯等同于民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户屯因主要以户为单位承垦而得名,承垦者包括商民、户民、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和为民遣犯等四类。开办时间一般认为是乾隆二十八年,但不排除乾隆二十五年的可能。户屯初为理事同知管理,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转归抚民同知。文中还分析了清代户屯的管理和扶植举措,探讨了户屯的水利和规模问题。     

“规章定例”与“私议规程”:清代漕运旗丁的权利内涵与认同——以江西省广信、铅山二所“熟屯收租济运私议规程”为例

清代在承袭传统漕运制度的同时对明末漕运组织体系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清初时代特征的漕运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每年漕运正常进行的同时彰显着清廷的权威,然而漕运组织的内部实践与运作过程,却有另一番特色。与明朝不同,在清代漕运旗丁组织内部逐渐催生了一些私议规程,这些私议规程独立于漕运法规外,行之年久,表面上是弥补漕运制度与实践"间隙"的举措,实际上却是旗丁间为维护群体利益而建构自身权利的一种体现,此间虽有官府的参与,但更多是以默许或支持姿态出现,这不仅影响了清廷制度与律令在下层的执行效果,也为官府权力的延伸与下行预留了空间。另,私议规程的出现为漕运章程的实施提供了腾挪空间,这与其说是漕运制度在运作中有一定的延展力,不如说基层群体与组织在实践中为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基层民主运转起来——吉林白城"三项制度"创新的调研与思考

村民自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塞层民主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尝试,各地纷纷发挥村民的才智,不断创新基层民主建设.白城市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为突破口,大胆创新村级治理机制,探索出了以"三项制度"为框架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体系,构建了农村预防腐败的新机制.这对于完善村民自治,保证基层民主有效运转,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下的民人科举问题研究 ——以黑龙江地区为例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是保证八旗在清朝统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重要举措.清朝统治者继承前朝的科举制度,使其成为选拔人才、巩固政权的重要途径.因此,旗、民在科举问题方面呈现的差异性既是对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具化,又是巩固并强化其存在合理性的重要保障.而黑龙江地区则因地处最北方,成为清政府保障八旗统治优势,不受汉化染指的堡垒.以黑龙江地区为例,阐述该地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明晰民人的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探讨黑龙江地区民人科举的相关问题.旨在为清朝民人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新思路.     

再论清代东北的旗、民管理体制

清代东北管理体制是东北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探讨中,产生了旗、民分治、合治,以及军府建置等众多观点.表面上看起来莫衷一是,实际上,并不存在200多年不变的制度.笔者认为,清代东北三将军辖区的管理体制各不相同,并不能一言以蔽之.简单地说,黑龙江将军辖区,以军府体制从始至终;在吉林将军辖区,雍正及乾隆初年,旗、民分治的体制乍现即逝,亦演变为军府体制;盛京将军辖区以旗、民分治为管理的根本原则.但即使是在盛京地区,也不排除旗、民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以档案史料为中心

清初江宁(南京)八旗驻防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雍正之后,江宁旗人渐染汉俗,战斗力持续下降。当局曾试图恢复八旗军的行围制度与骑射训练,但因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成效甚微。江宁驻防在满城内外拥有大量旗地。旗地类型多样、分布零散,均归属八旗官方所有。自清代中叶起,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驻防当局虽采取迁移官兵、增加养育兵数量、出租旗地等多种方式缓解压力,但仍无法遏制八旗兵丁贫困化的趋势。     

何谓"以界蒙古"——清初设置柳条边与蒙古之关系再探讨

作为清代前期和中期东北地区的一条重要地理界线,柳条边的设置和完善历经皇太极、顺治与康熙三个时代,在不同时期的设置动机和政策内涵也有显著变化.皇太极时代所设的"边栅",可视为柳条边之雏形,目的在于明确对辽河套的控制、设定游牧界线、划分八旗蒙古与外藩蒙古活动区域;顺治时代因八旗部众大举入关后,盛京地区空虚,为维护留都规制需要限制蒙古东进,遂有大规模修筑完善柳条边西段之举;康熙时代的"扩边"和设置"新边",则是在东北地区政治格局与局势变化后,对蒙古限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也显示所谓"界"其实是一种单向的、动态的关系.由此可见,"老边"西段和"新边"的设置根本目的在于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亦即高士奇所说的"插柳结绳,以界蒙古",而不应视为民族隔离、军事警戒线或行政区划的分界线.     

论我国"公民治理"现状与发展——透过"景洲现象"的分析

"公民治理"理论特色在于将以往的"官僚中心"行政模式转变为"公民中心"治理模式.本文从"公民治理"视角分析了"景洲现象",并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出了几点促进公民参与和基层自治的建议.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趋向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如"能人治村"、"大学生村官"、"一肩挑"设置和"三资代理"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在村民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趋向表明,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治理".     

试论雍正帝对东北地区"满洲本习"的维护

雍正时期,东北地区以骑射技艺为核心内容的"满洲本习"呈现出颓废之势。雍正帝采取种种措施试图维护满洲在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传统习俗。骑射技艺的荒疏实乃东北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但是,雍正帝通过"满洲本习"规范旗人的努力塑造并强化了满洲人有别于汉人的集体文化特征,这对于维护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