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内源式发展视角下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因素研究

培育农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理念认同，提高农民的数字素养，进而建立广泛而有效的农民参与，激活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然而，农民无意参与、无力参与、无序参与成为现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难题。基于此，本文根据新内源式理论，构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因素概念模型，运用分层回归和SEM模型开展实证研究，探讨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数字素养和数字环境会对农民参与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外部动力(政府支持、市场投入和城乡融合)则需要通过数字素养和数字环境间接作用于农民参与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搭好台”——营造良好数字环境、“唱好戏”——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拉好客”——凝聚多方力量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治理的现实进展与优化路径

在数字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乡数字鸿沟治理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还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内在动力,更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应有之义。通过持续治理,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显著缩小但依然存在,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居民数字素养、数字资源质量差距仍比较大。面对数字发展新要求,应强化数字战略思维,统筹谋划城乡数字鸿沟治理;加强数字素养培育,切实提升乡村居民数字技能;推动数字要素下沉,全面提升乡村数字资源质量;加快产业数字转型,着力提升乡村数字运用水平,从而加快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福建数字乡村发展

2019年,国务院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金融政策要大力支持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激发内生动力.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当前福建省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差、金融征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借鉴美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成功经验,提出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地区征信建设、增强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等建议,以期助力福建省数字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对中国乡村环境伦理建设的哲学思考

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使得这块环境伦理不曾设防的净土受到严重的污染与破坏。为了避免乡村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实现美丽乡村愿景,建构中国乡村环境伦理尤为必要。城市病的广泛出现和日趋严重,使美丽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场域,为了适应逆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人们回归自然的要求,为乡村自然环境筑起道德屏障成为一种必然。乡村环境伦理建设要落到实处,就必须充分激发建设主体的积极性,而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则是激发农民建设美丽乡村自觉性的必由之路。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智慧与古村镇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城市文明成为一元价值观的社会大背景下,乡村文化已成为土气和落后的象征,"农民"变成贬义词。但其实,乡村存在着自我调节的一套规则和秩序。乡村智慧构成了乡村文化的内核和精髓,是乡民为适应一定自然地理环境、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摸索出来的;与城市文明相比,它有着特殊的价值和实用性,应加以保护并激活其功能,让它在现代乡村建设中继续发挥效用。     

数字乡村治理的系统集成改革及其风险规避

乡村社会复杂的网络结构之中分散着技术化的和制度化的各类治理要素，链接着多元化主体之间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塑造乡村社会系统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有序功能结构。其中，参与性、智慧化、协同化是当代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政策设计有效落地的三大重要要素，三者之间的融合互动共同形成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性条件。作为中国制度场景下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的一种尝试，乡村系统集成改革通过吸纳式参与、智慧化赋能、嵌入式协同，塑造乡村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形成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融合乡村的多层次治理效能。但数字乡村建设仍要避免陷入运动式集成改革的窠臼，进一步打破数字化主义集成改革的桎梏，超越系统集成的“合成谬误”，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     

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探源与出路

中国乡村民主建设和农民的民主政治参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农民的民主政治行为尚未达到理性化的高度.从国外引进的"形式制度"与农民的"社会心理文化"还隔着一层皮.探求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根源,是解决乡村民主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重要依据.     

“内外兼具”：乡村智慧治理伦理风险及长效机制建构研究

实施乡村智慧治理既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审视,乡村智慧治理在优化乡村传统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泛化与主体价值冲突、技术主导与主体权益冲突、技术开发与社会公正冲突等诸多伦理风险与挑战。因此,从乡村智慧治理的伦理自觉和技术自洽的长效机制建构来看：首先,乡村智慧治理“内”要以“善治”的核心价值理性构建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次,乡村智慧治理“外”要以“善智”的技术理性打造其治理工具与技术的创新;最后,从主体结构、权责划分、战略理念的维度构建“内外兼具”相互衔接的乡村智慧治理框架,以期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治理现代化。     

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专业协会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市场与政府三大行为主体的利益对接,体现了承载其上的服务属性和管理属性,成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云南省元谋县的农村发展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解析这种关系有利于探索西部欠发达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之社会、文化因素探源

从社会、文化方面探讨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背景是一种新的视角.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促使乡村建设者开始重视农民组织和农民自觉性的问题,这是引发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中国传统的乡村情结和西方实用主义理念是影响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实用主义理念对乡村建设思想的勃兴起了催化作用,并且为乡村建设实践引入了具有现代化性质的科学指导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情结",让人们试图从乡村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契机和起点,这种思路有利于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改造道路.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源可以对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

当前,农村地区精神贫困问题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制约因素。振兴乡村文化对于消解农民精神贫困和助推乡村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振兴乡村文化离不开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但重要主体是农民,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更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解决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乏力、竞争力不足以及受关注度不够等现实难题,就需要在主体维度合理调动内生动力和外在激活力,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升农民的文化发展能力;在客体维度积极消解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在载体维度尊重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广泛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是乡村公共服务创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数字技术在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高效化、智慧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信息透明、交易成本降低、服务网络化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当前,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仍存在数字化人才不足、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数字化融合不够等客观问题,需要聚焦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加快人才队伍与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据共享机制,推进数字技术与乡村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资源要素并促进模式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效能。     

数字乡村发展的实现路径考察——基于精明增长理论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数字乡村发展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但同时也面临着乡村发展边界扩张、发展模式僵化的困境。限制数字乡村无序蔓延,提升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成为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重要命题。本研究引入精明增长理论,建立空间紧凑、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生活和谐的数字乡村精明增长模式,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数字乡村精明增长的实践逻辑体现为将乡村视为系统的生产单元是逻辑起点,乡村处于持续健康增长状态是客观前提,乡村的聚集效应与聚集经济是内生机制,乡村的合理规划与政策扶持是外力助推。然而,由于理念的转变与治理技术的升级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数字乡村精明增长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挑战与困境,即宣称精明增长,却在造就新一轮的粗放扩张;宣扬社会公正,却在形成更严重的阶级分化;倡导生态保护,却在引发更深层的环境危机;承认发展多样,却在构建统一性的普适原则。基于此,未来需要从价值体系引导、政策制度完善、公众参与拓展、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机制设计等方面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优化,最终达成数字乡村精明增长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与培育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进度。当前农民的有限主体性不能够满足乡村振兴要求,农民主体性发挥不足受到主观认知因素、组织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制约。为此,要构建与乡村振兴要求相匹配的农民主体性,唯有破除制约农民主体性发挥的障碍,构筑乡村情感共同体,加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乡村文化建设;打造农民利益共同体,强化农民主体性培育的组织保障;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政策嵌入,从而促进农民主体性意识的激发、主体能力的提升、主体作用的发挥,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学参与

新农村建设必须重建有新时代内涵的乡村文化,乡村文化重建可以通过文学参与来部分实现.农民的文化权利与文化利益,农民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表达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议题.新世纪中国农村的沉沦和希望被农村题材文学以日常、细节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呈现,乡村日常底下所沉潜的苦难和温情被充分地展示.种种迹象表明:文学创作,尤其是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正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农村的文化建设、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再造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

乡村城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可以大大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乡村社会生活,奠定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因而可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将2018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并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农村地区内部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乡村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