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感知视角下的科技扶贫减贫绩效

利用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农户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扶贫科技资源供给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扶贫主体形象与制度信任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扶贫科技资源供给特征优化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减贫感知绩效,其中匹配性、可得性与多样性特征对减贫感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覆盖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影响;扶贫主体形象在扶贫资源供给特征与农户减贫感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信任在扶贫主体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即农户对相关扶贫政策信任程度越高,扶贫主体形象改善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农户金融需求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基于Probit模型和陕西28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以陕西省铜川市286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Probit计量经济模型,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收支情况及农村金融供给市场特征等因素对农户的金融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特征组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差异性显著。论文认为:应鼓励社会资本向农村金融市场转移,充分调动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的积极性;在农村金融供给上,要针对不同特征农户金融需求特点,优化供给资源,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     

农地确权与异质性农业投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均有促进作用,但其对非正规借贷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具体作用机制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地权稳定性的产权激励效应,二是提高信贷可得性的信贷供给效应,三是促进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应.同时,土地流转要素配置效应的中介效应比例显著大于产权激励效应和信贷供给效应,应该说农地确权对农业投资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中仅有土地转入具有促进农业投资的作用,而土地转出则显著抑制农业投资.基于此,建议强化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完善农村正规借贷市场,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将制定促进农业投资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土地流转上,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和信息充分的土地流转市场,以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带动农业投资的增加.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布局演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精准把握中国柑橘生产格局、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是合理配置生产资源,科学制定发展政策以及推进柑橘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基于1978-2019年中国柑橘生产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生产重心模型和GIS技术分析柑橘生产空间布局变迁的特征、绘制柑橘生产重心变迁的轨迹,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中国柑橘生产布局变迁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柑橘生产重心具有往复式变化的特征,总体呈现出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且资源禀赋的变化与生产重心的变化存在不匹配的情况;（2）中国柑橘生产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大部分变量的间接效应要大于直接效应;（3）柑橘生产布局的变迁受到温度、受灾面积、比较收益、灌溉水平以及非农就业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柑橘产区生产布局变迁的驱动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由此提出应根据柑橘生产布局变化规律,优化品种结构,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技术进步的驱动作用并有效利用影响因素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而优化柑橘生产空间布局。     

地权结构和村庄民主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

在民主实施集体林权改革的要求下,通过中国南方集体林区658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两步法Double-Hurdle模型重点研究林地产权结构优化及村庄民主程序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林地使用权与处置权优化具有显著的投资激励效应,而林地使用权的投资激励效用不显著。更重要的是,村庄民主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投资激励效应,主要是林地通过使用权与处置权发挥作用的。可能的解释为村庄民主程序能够显著增强农户对林地使用权与处置权的感知、认知与信心。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个方面政策启示：（1）虽然新一轮改革具有一定的投资激励效应,但是法律与制度层面的林地产权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基层政府仍有进一步优化和推进改革配套政策有效落实的空间,尤其是要重视林农收益权的提升;（2）相关管理部门须进一步引导农户正确、充分地认知其对于自身林地资源享有的权利,增强农户对林地产权的认知与信心,以加强政策效能;（3）政府仍需推进村庄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农民在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话语权,运用村庄民主程序显化基层群众的政策需求,以辅助政府进行有效的政策供给。     

市场激励、农地确权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771个苹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和农地市场的双重激励,短期内对农地产出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产品市场激励,长期内对农地质量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地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长期保护行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对短期保护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农地确权在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农地市场激励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政府应注重完善农地市场制度、农地价格机制以及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同时重视农地确权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有效发挥农地市场和农地确权对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农村金融体系视角的农户金融合作及其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尚缺乏真正面向农户的合作金融.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户金融合作的结果.农户金融合作是农户在金融市场中为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它对农村金融体系具有广泛的基础效应.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必须全面优化农户金融合作的制度环境,为农户金融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公共产品供给、中心城镇扩散效应与县域经济发展

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中心城镇的公共产品供给和扩散效应之间存在着互相作用关系.一方面,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会促进城镇扩散效应的发挥;另一方面,城镇扩散效应的大小又反过来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与中心城镇经济发展扩散效应和社会发展扩散效应都显著相关,因此,保障中心城镇健康发展,发挥其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需要逐步增加中心城镇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农业补贴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

从理论上推论了农业补贴对农户耕地利用行为、资本投入行为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影响,然后利用2006-2010年湖北省农村住户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户粮食作物生产均产生了显著地正向激励作用,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增加了农户生产资料和生产性服务的支出;然而,这3种补贴方式对农户生产激励的效果存在区别,生产性补贴的效果要大于收入性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对农户农作物播种和粮食播种面积几乎没有影响;由于大型农机具服务的供给增加,导致了农户生产性服务支出的增加。为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户的生产性补贴力度,并设计出农业生产性服务补贴。     

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研究

基于2011—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起到显著正向作用，且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在东西部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则作用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城镇化路径作用于粮食生产，表现出正向传导效应。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提高农户金融素养，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推动粮食生产保质增效。     

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具有准公共性和不成熟性双重特征,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政策作用机理及效果评价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通过引入动态可持续能力的中介作用和政策敏感度的调节作用,构建政策影响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利用312份来自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样本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类型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济激励型政策与鼓励引导型政策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动态可持续能力在鼓励引导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经济激励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策敏感度在经济激励型政策、鼓励引导型政策与动态可持续能力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这些结论揭示了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企业提升其可持续绩效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在构建乡村振兴测度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这种正向作用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同时异质性特征检验下，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消费以及高人力资本地区的积极效应更为强烈；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发挥机械化普及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收入增长效应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第三，在外部基础条件与约束条件作用下，传统金融发展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效应，而金融监管则起到抑制作用。     

合作社多元社会化服务的社员增收效应——基于山东省农户调研数据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山东省果蔬种植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与因果中介分析模型(CMA),从社会化服务供给异质性视角检验了参加合作社对农户家庭务农收入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参加合作社具有明显的促农增收效应;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有效供给对成员家庭务农收入的提升存在显著的因果中介效应,其中金融信贷服务、技术培训服务和生产流程服务对成员家庭务农收入提升的平均因果中介效应依次递增;尚无证据表明产品销售服务对成员务农收入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在引导和鼓励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同时,应重视强化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功能,适度扩大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供给规模。     

农村公共产品的非政府供给

本文综述了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有关理论基础,讨论了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形式,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存在的非政府组织能力低下、制度设计存在严重偏差、对于乡村干部缺乏约束和激励、忽视传统治理资源等问题.并指出要通过增强非政府组织相关能力,发挥制度协同作用,注意实现乡村干部的有效约束和激励,改造传统治理资源等措施改进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效率.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基于内蒙古、宁夏、山东三省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农户占整体农户的比例为65%,这其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两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方向则相反。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各维度变量中,一般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有显著负影响,而特殊信任的影响效应则相反,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都有显著正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则不显著。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有一定交互影响效应。     

灌溉供给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和微观农户的“非粮化”倾向为研究视角,基于河南等五省的调查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和CMP模型探讨了灌溉供给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灌溉供给能够显著抑制农户的耕地“非粮化”倾向,且灌溉供给越充分,抑制作用越大,但存在一定门槛制约。在纯粮食种植户中,灌溉供给能够通过提高种粮产出,进而抑制农户“非粮化”倾向。异质性效果明显,过度集中化或缺少制度辅助的产权归属和管理,不利于小农水灌溉供给能力提升。产权所属需要适度集中化、适度制度化,管护主体需要多元化,两者共同作用提高小农水的灌溉供给能力,从而抑制“非粮化”倾向;灌溉供给对混种农户“非粮化”倾向抑制作用更大,对中部和西部农户“非粮化”倾向的作用依次降低,对东部农户影响不显著。因此,可以通过推动小农水产权改革和创新管护机制,发挥多中心治理优势,提高小农水的灌溉供给能力,从而抑制农户的“非粮化”倾向。     

农村公共产品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嵌入性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

运用嵌入性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安徽省4县(市)672户农户的调查,对影响农户供给①农村公共产品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公共产品特性、社区治理特征、社会资本网络和政府支持效应影响着农户供给的行为.其中,社区治理特征对农户供给行为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公共品产品特性,再次是社会资本网络;虽然政府支持效应对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不甚明显,但农户对政府支持的需求程度却很强烈.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基于黄河灌区6省调查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阐释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户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统的作用机理,并利用黄河灌区6省(自治区)883份农户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对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意愿和程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方面制度能力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纵向合作水平和横向合作水平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进一步证实,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在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越高,制度能力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的影响越强。基于该研究结论,建议重视村庄制度能力建设、强化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意识以提高农民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统水平。     

粮食价格机制对农户种粮激励作用的分析——基于河南省的调查

本文运用抽样调查的研究方法,客观评析粮食价格机制对河南省种粮农户的激励作用。研究发现:粮食相对价格偏低、种粮增量收益微弱,使部分农户种粮意愿不强烈和生产的不确定性较大;粮价上涨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增长效应不明显,也未能充分发挥引导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粮食价格机制对农户种粮的激励作用不足。提出建立合理、公平、统一的粮食市场价格、继续实施与完善最低保护价、健全粮食补贴方式,以增强粮食价格机制对种粮农户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