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的衰落与复归 ——以四篇《原道》为中心

《淮南子》《文心雕龙》《韩昌黎文集》《文史通义》四部著作皆以《原道》一文传世。通过文献著录、文本细读考察原道理论内涵的发展演进,并结合思想史历程、文本创生时代背景以及士人心态,探析原道思想吁求的使命担当。从广义的道统发展史来看,他们都面临着道统的衰落,却用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彰显着道统衰落形势下的复归之举。     

《红旗谱》:民族国家的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红旗谱》作为一部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历史被纳入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予以见证和讲述,成为叙述的"主体",直接由后台走向前台.作为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直接见证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人格化想象.它呈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文本,是对社会秩序合理性的一种文学体认和确证.     

蔡沈《书集传》对"伊尹放太甲"的解读与开展 ——基于人性论与道统论的考察

传统《尚书》学对"伊尹放太甲"的解读有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体现出政治与德性的张力.蔡沈《书集传》从人性论与道统论的视角考察"伊尹放太甲",调和了政治与德性张力.在人性论方面,蔡沈开展出圣人可学而近之而不可至之的观点,认为成为贤人比成为圣人更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性.并且,蔡沈亦力求将贤人投入到政治实践之中.在道统论方面,蔡沈将道统与政统交融合一,将"革命"论视为道统传承的新形式.此外,蔡沈亦开展出"一德"论,使得"伊尹放太甲"成为道统传承的重要环节,从而完善了朱熹提出的道统体系.     

《淮南子》论“李斯”二题

《淮南子》对秦相李斯的政治实践深为批评,认为其促成秦王朝的历史性覆灭,罪责难逃。在《淮南子》中,虽然仅在《人间》与《修务》中两次提及"李斯",但却以儒家为主,兼融黄老、墨家,体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蕴。《淮南子》着重从儒家"德治"与"尚贤"思想出发,对李斯进行政治反思和批评,揭示其内在的历史局限。黄老与墨家,对《淮南子》的李斯之论也有所影响,但逊色于儒家。《淮南子》论及"李斯"时,提出"阴德"、"治乱"之说,这在秦汉时期的"李斯"论中新颖独到、别具深意。     

试论《红旗谱》的历史革命化叙事

《红旗谱》作为红色革命历史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其中,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隐喻了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人格化想象,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变迁——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国哲学概论》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书写中国哲学史?一般来说,有以人物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两种书写方式.长期以来,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中国哲学史,而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出版的《中国哲学概论》则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书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的出版显示了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变化,展现出他们在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及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质疑.     

先秦儒家乐论的演进及路径——以《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为中心

先秦儒家乐论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尤以《荀子 · 乐论》与《礼记 · 乐记》最为典型.二者思想有承续关系,但在"乐"的性质与功能、"乐"与情感的关系、"乐"对君子人格的教化以及"礼""乐"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存在微妙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上古儒家乐论的演进及其路径,折射出西汉统治者在礼乐制度上对儒学的改造,以及儒家乐论逐步适应西汉王朝政治要求的努力.     

《新原道》的判教思想研究

冯友兰先生所著"贞元六书"中的《新原道》一书,体现了冯友兰先生丰富的判教思想,是"贞元六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友兰先生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标准,评判中国哲学史上各主要时期以及各主要学派的哲学思想,并以自己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为结,阐述了"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本文对《新原道》的判教思想进行具体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洪水猛兽":朱子对宋代名士"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杂学辨》为中心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充分显示了不畏权威、接续孟学、弘扬洛学的弘道立场,反映出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来重振儒学的策略.《杂学辨》不仅关乎朱子思想的前后转变,而且发挥了持守儒家经典本位,维护儒学纯洁性的作用,对理学及儒佛关系的走向皆具不可忽视之意义.     

《诗经》"二南"与巴楚文学传统

《诗经》《周易》《尚书》《楚辞》等开创了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从一开始就孕育和包蕴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诞因.虽然《 风》《雅》《颂 》《南》被视为按音乐来分类,但其中却明显隐含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 、地域和民族文学分野的诱因.特别是"二南"所表现的对南方民族文化的透视和描写,极好地体现了地域文学的抒写范式,即由地域特征所表现的异质性表象与同质性精神抒写.《诗经》"二南"被列于"风"之始,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二南"非以国为类,而是以地域性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其与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南方各民族文化的早期记录,更是中国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创作的开端.     

《淮南子》论“谏”及其思想内蕴

"谏议"是专制君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之一,秦汉时期的《淮南子》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和认识。《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能矫正君失,和辑君臣,促进王朝稳定发展。《淮南子》反对刚愎自用,拒谏妄为,主张统治者应理性求谏、善于听谏和积极纳谏,对自身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构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圣王"之治。《淮南子》论"谏",在政治哲学上,受到黄老道家的决定性影响,而在政治权术上,道、法思想则有所相通;与道、法相比,儒家的思想影响略显逊色。《淮南子》论"谏"不仅在秦汉道家中最为深入,而且也成为西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谏议思想之一。     

"和":《淮南子》"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和",是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理解,是不同要素间和谐、平衡、圆融、相遂相生的最佳关系状态.以《淮南子》"法"思想为论域,"道""法"之"和",以"道"入"法",缓解"法"的刻薄寡恩;"儒""道"之"和",以仁义入"法",化解严刑重罚的残暴之失.《淮南子》以旨近《老子》融和诸子,为调和矛盾、化解危机提供天下"和合"的为治方案.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 对《尚书·洪范》和《工具论·范畴篇》的分析

从推衍形式及其范畴基础这两个方面比较中西两种思维形式,中国思维形式表现为"纯粹关系映射推衍",其推衍形式是"关系映射",其范畴基础是"纯粹关系";西方思维形式表现为"实体关系套接推衍",其推衍形式是"关系套接",其范畴基础是"实体关系"。对此,可以从《尚书·洪范》和《工具论·范畴篇》这两个中西思维的范本中窥见一斑。     

《诗经》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教科书"身份的探讨

《诗经》域外流传十分广泛,在日本影响尤大.对于身在域外的《诗经》,其身份是汉籍、是儒家经典,这毋庸置疑.但考察日本江户时代的《诗经》,我们发现它在唐通事和藩校教育中,都曾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在语学、儒学及文学等方面成为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范本.《诗经》所涉内容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相关联,因此,《诗经》拥有着"中国教科书"的身份.在"教科书"视角下考察以《诗经》为代表的域外经典汉籍,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清晰地认识中华文化流播海外并参与构建异文化的过程.     

《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

在西汉时期的论“学”之作中,《淮南子》与《法言》颇具代表性,二者充分反映出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学习观。在学习的重要性、态度及条件等方面,《淮南子》与《法言》存在交集之处,但在学习的目的、内容、精神及境界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道、儒思想的立场差异,是《淮南子》与《法言》论“学”异、同的根本原因:前者追求原性返初、清静无为的道家之学,从“治身”和“治国”两方面批评儒家之学;而后者则立足儒家教化观念,强调仁义礼乐之学的根本性,反对道家之学。在儒学独尊、黄老衰歇的时代变化中,《法言》所代表的儒家之学,最终成为影响汉代士人的主流学习观。       

《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一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朱熹《孟子序说》文本溯源与义理发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首的《孟子序说》,首引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文,可谓"知人论世"之必要铺垫;次引韩愈言论,重在揭示孟子辟杨、墨之功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位置;再引二程言论,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养气论的价值;最后又借杨时之言,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性论上,而这正是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与佛、老由势若水火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源。这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彰显出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