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作用、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个人及团体之间联系的中介,具有推动地方制度创新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和约束条件下发生.从全局的角度加以审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作用仍然面临困境它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蔓延,阻碍权力中心推行的制度变迁进程,影响制度变迁的整体性推进.其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政府要实现产权的多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以制度化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论中西部省会城市要素市场的构建

中西部地区发展需要依托省会城市构建区域性要素市场,它将在地区整合资源、提高源源配置效率、提升区域定价权和话语权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西部省会城市要素市场建设要按照千亿级产值现代产业基地、全国性生产要素集聚交易平台和区域性高端服务业聚集发展中心的目标来构建,重点是结合地域资源禀赋,实施市场化为主导的地方省级政府推进战略,整合各种要素资源,解决发展问题,加大建设投入,完善区域要素流动的制度和环境,推进省会城市要素市场建设向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拓展。     

地方身份秩序、住房获得与竞争式地方政府——关于中国政府移民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

本文运用政策文献分析法,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移民政策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析.文章认为,我国政府确立的移民政策和不同时期两级政府确立的财税制度以及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有密切联系.伴随市场改革的进行,企业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逻辑正在弱化原先的户籍制度,竞争式地方政府所采取的选择性移民政策则在塑造新的地方身份秩序.市场改革前,城市福利房的获得与城市居民身份资格有关;市场改革后,城市商品房成为外来移民获得本地户籍的重要条件.住房部分产权(使用权)向住房全部产权(所有权)的转变意味着,住房从再分配制度下政府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控制功能,转变为市场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功能.     

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是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关注的热点,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2005-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揭示其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呈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的特征,且表现为全国波动上升、东部跃迁、中部塌陷、东北停滞的态势.经济外向度、金融发展水平、制造业集聚等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当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同时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优化绿色创新环境.     

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利弊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其制度创新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有利于降低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提高权力中心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益 ,但从全局的角度审视 ,则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妨碍权力中心推行的制度变迁进程和制度变迁的整体性推进。     

治理国内市场分割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形成国内统一市场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治理国内市场分割的历史。美国主要依靠法制调控州际贸易冲突;欧洲国家主要通过促使市场制度的形成来冲破市场割据和行会势力,国外市场的扩张反过来促使国内市场统一;日本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促使国内统一市场形成。我国治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应借鉴这些经验,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促使市场机制完善和市场主体壮大;政府加强反行政垄断、规范市场竞争;完善竞争法规,规范地方政府及企业竞争行为。     

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推进城市化离不开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而地方政府治理变迁也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城市化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而且地方政府治理变迁本身属于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得以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本质职能,而且还可实现治理体制机制的超越与创新。相应地,地方政府必须从产业、空间与人口等城市化各要素协调发展出发,推进职能转型,并在重构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以更好地回应城市化并促进城市化发展。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盘活式发展:县域政府经营地方的新形态

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结合浙北某县的发展经验,试图提出县域政府经营地方的概念,以刻画发达地区县域政府经济发展行为的新形态及其变迁逻辑。以“盘活式发展”为特征的经营地方模型试图强调这样一种地区发展模式: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行政竞争的环境下,以土地为单一的要素竞争优势已难以为继,为持续提升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县域政府在上位政策体系提供的大框架之内,试图将辖区内的全要素(土地、产业、环境、政策)进行系统化“盘活”,以最大化地塑造地方发展的竞争优势。这种以“盘活式发展”为特征的经营地方模式代表了一种较为先进的地区发展形态,县域政府试图加强对地方发展资源的统筹、规划和治理来提升地方发展的整体效率和对多元目标的兼顾。     

中国区域政府合作的困境与展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协调、合作解决的区域公共事务日益增加.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区域政府合作主要是在中央的纵向协调和推动下进行的.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区域政府合作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如区域公共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地方政府忽视公共管理和服务效率的提升,更倾向于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等.未来中国区域政府合作可采用三阶式区域政府合作策略模式,该模式强调通过沟通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区域政府自主合作的横向问责;突出中央政府的协调、支持作用;把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更为充实的地方自治资源和民间资源作为保障区域政府合作的长效机制.     

论我国转型阶段的统一市场建设——兼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

我国目前的市场分割还不是指对统一市场的分割,而是指现有的市场被条条和块块分割,没有形成统一市场。在转型的不同阶段,地方的市场分割有不同的形式,统一市场实际上是改革政府的过程,基本思路是打破各个地区市场的行政壁垒。统一市场建设不仅需要改革地方政府,也需要地方政府主动介入。统一市场的前提是统一政策,统一各个地区干预市场的政策.针对市场的地方分割和保护,统一市场需要建设。统一市场建设的主体是企业,强化优胜劣汰的竞争,城市化,政府规制改革都是统一市场的动力。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个供应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由竞争关系转向合作关系,是统一市场的强大动力。     

基于NEG理论的中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比较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派(NEG)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产业集聚还是分散.东部地区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的作用大于市场拥挤效应的作用因而自发形成了产业集聚,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下也逐步形成了产业集聚,但中东部产业集聚的核心要素、集聚所处阶段、集聚条件、内部运作模式、集聚效果均有差异.中部地区应加大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力度,完善地方产业配套体系及设施,提高集聚产业内部分工协作程度,积极鼓励中小企业集群式创新,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制定较为完善的产业集聚战略与政策,推进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黄河流域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常见现象,这对提升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2005—2020年黄河流域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文章分别从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的效应比较、作用路径以及城市类型差异三个方面,详细探究了黄河流域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不同模式资源型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多样化集聚有利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专业化集聚却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2)进一步研究发现,多样化集聚通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路径正向促进黄河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专业化集聚则是通过效率变动正向影响该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3)分城市类型探究,多样化集聚能够同时促进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专业化集聚既不利于资源型城市,也不利于非资源型城市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文章建议黄河流域的企业应多元化发展,积极学习其他企业完备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促进资源有效结合,同时鼓励企业向关联行业延伸,拓宽产业链,支持市场良性竞争,加大科技研发规模,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发挥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动的正向作用。     

数据要素市场赋能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激发城市绿色创新活力、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数据要素市场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数据要素市场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且提升市场化水平、加速投资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重要中间路径。此外，由于城市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分布等方面的不同，数据要素市场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释放数据要素市场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赋能效果的针对性建议，为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基于农户视角的中国农村金融分析

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标重点应定位在农民最终能否因此而获益,满足微观的金融需求.中国目前以民间人情借贷为主的农贷格局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路径依赖性和合理性.从长远看,基于农户视角下的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根本性制度变迁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为农户提供所谓的"现代市场要素"和创造外部市场条件,而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流观点隐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条件-例如相对完善和发达的市场以及有效、有限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国家都是付之阙如的。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出极具特色的动态演进路径,成功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市场关系的分析偏误和陷阱。中国先是通过一系列政府治理改革重构地方政府激励,形成地方竞争,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培育和创造市场,渐次完成经济转型所需的新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创造”;然后,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官场+市场”双重竞争体制全面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通过“双向塑造”共同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央政府在塑造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关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协调和纠偏作用。     

以公共服务为主旨构建当代中央与地方关系

本文通过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使各级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的职能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根据现代政府职能演变的规律,应按照有利于发挥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来构建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路。     

引导性制度变迁与农村市场发展——安徽小岗村的经验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关注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然而在中国经验中,还存在不同于这两者的制度变迁,即引导性制度变迁.引导性制度变迁是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实践和创新策略来影响社会成员的行动结构,以达到最终引导制度变迁之目的.它具有多中心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在推进农村市场发展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安徽小岗村的市场发展经验和教训来看,政府在推进制度变迁中,引导作用比主导作用更有价值,基础投资比零星补贴更重要,牵线搭桥比计划指导更有效,多层次推进比孤立推进更有效.     

修正的E-G指数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度量

本文修正了由Ellison和Glaeser(1997)构造的E-G指数,使之能够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形,并将其用于对中国制造业中产业集聚程度的度量和比较。我们验证了集聚理论中对要素禀赋(如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中间产品依存度较高(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存在较大集聚程度的结论。此外,本文还发现了中国产业集聚地区差异方面的一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