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变法派首次分裂问题试探

熙宁七年北宋变法派内部的首次分裂,主要源于具有同等资历的曾布和吕惠卿同朝共政时期的职位变动及权力之争,而市易违法案的发生,直接促使变法派内部矛盾及权力斗争迅速激化,最终导致变法派无可挽回地走向分裂。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了王安石、曾布和吕惠卿等人的政治浮沉,更对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和北宋后期政治走向的大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熙丰变法时期的海外贸易

北宋神宗朝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变法运动。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当时的海外贸易。探讨熙丰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填补宋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重要空白,还可以加深我们对熙丰变法的认识。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论宋代功利思潮的演进

宋代功利思潮伴随着北宋“通经达用”的学风而兴起,一度通过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付诸实践,然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宋代的功利思想没能在政治、经济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荆公新学也逐渐走向衰落。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继而举起了功利思想的大旗,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事功学者倡言功利,公开批评空谈道德性命的义理之学,尤其是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将宋代功利思潮的发展推向了高峰。之后,随着理学上升为官学和事功学派的衰落,宋代功利思潮逐渐式微。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王安石变法悲剧新解

王安石变法能在北宋中叶发生,主观上得益于他任鄞县知县时的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功实践,以及他"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的个性;客观上得力于神宗皇帝对理财的重视及其对王安石的高度信任.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内容有八项,分为刺激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措施和加强武力的备战措施两类.其变法之所以阻力重重、举步惟艰,最后以悲剧收场,主要原因是治国以理财为中心、君臣以求利为要务不为中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所容忍,次要原因是王安石在对待政敌和盟友的策略失当,政治素养和人文素质不够深厚.     

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

更真实的宋朝开国史,与宋代文献记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其中北宋中叶以来士人描述的"崇文"气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宋太祖虽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文教及文治的措施,但其目的主要是扭转以往长期失衡的文武关系,以稳定秩序,却并未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崇文"倾向.宋太宗朝后期才开始落实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到北宋中叶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气象.由此直至南宋,主流的士人群体在追忆本朝开国史时,有意识地描述并改造了当时的政治状态,赋予一种"崇文"的气象.其实,这一现象乃是当时价值评判下选择历史记忆的结果,并得到国家的认同.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历史教训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中国历史是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在宋神宗赵顼的发动和王安石的主持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同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进行坚决斗争,使新法前后推行了十六年之久。但是,由于变法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并没有触及导致社会危机加深的社会经济结构,对造成宋代“积贫”,“积弱”局面主要根源的专制皇权过分膨胀的问题更没有任何触动。因此,新法虽然推行多年。     

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

北宋宫观官设置始于太宗,真宗崇道而增重其事,宫观官制度遂成.北宋前期,宫观官多由朝廷重臣兼任,经常参与宫观管理及道教活动,实理其事.熙宁年间,由于王安石变法等原因,宫观官成为统治者用以"佚老优贤"、处置异己者的闲职.徽宗时,出现了挂空衔而食禄的祠禄宫观官与实理其事的兼职宫观官并存的局面.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职官制度,其形成、发展、高潮均在北宋,南宋沿袭之.     

制度、产权与历史变革--论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本质

北宋王安石变法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事件,但以往对变法的分析多集中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上的探讨,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新法的内容及在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次变法的经济本质.     

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

北宋的救荒措施及仓廪制度集汉唐以来之大成。儒家荒政思想在北宋中期始得到朝野士人的重视和实践,王安石变法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第一次全面推进荒政的有益尝试。北宋初期以来所实施的募饥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推广"劝分"救荒,以及中后期不断改进的社会救济制度,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是宋代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宋代的疑经思潮与《春秋》学的地位

自中唐以来,特别是北宋庆历以来的疑经思潮,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突破了传统经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并由此促成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宋儒的疑经过程中,<春秋>学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把宋代的时代命运同<春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春秋>的"经世"作用,使其成为宋代的一门显学.     

王安石变法与木兰陂

王安石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著名的革新派,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所领导的"熙宁变法",对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陈规旧制进行了大胆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强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所以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所制定的《农田水利法》,是新法中成效卓著的一项.《农田水利法》发布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其实施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并且取得了巨大的     

论变法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一生无不可对人言者",从不做口是心非之事。司马光不是"保守派"、"守旧派"。他的改革主张曾开北宋中期变法之先河,他强烈要求变革赵宋立朝以来的"三冗"、"两积"、"滥赏奢用"积弊。在变法的切入点与如何改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有异。对新法颁行后出现的弊害,力行罢废,操之过急,犯了与王安石同样的毛病,有得有失,应具体分析。不应以王安石划线,对其妄加诬罪。     

王安石的"剽窃"习气及其成因

王安石的诗被称为"王荆公体"。然王安石在创作中却有比较严重的剽窃习气,钱钟书认为王氏是巧取豪夺、明目张胆地在他人"集中作贼"的代表人物。究其成因,主要有三:一是王氏个性人格的争强好胜;二是北宋文人手书唐诗、模仿唐诗、改写唐诗的风气;三是王氏深受"士宁体"的影响。当然,王安石作为宋诗大家,决不是专靠剽窃浪得虚名,他善于"点化"的一面,使他的诗诗律精严、浑然天成,后来江西诗派所谓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正是对王安石创作方式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道势之间——宋儒"得君行道"的理想与实践

在"回向三代"理想的刺激下,宋代儒家士大夫为重建社会秩序,普遍表现出一种"得君行道"的行为模式.究其因,这是由于宋儒本心的思想观念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存在着道与势的冲突.宋儒正是因这种内外冲突而不得不采取"得君行道"的方式,并且也正是这种内外冲突使宋儒"得君行道"的行为难以付诸实践.     

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南宋唐仲友的经制思想

儒家学者唐仲友的经制思想不仅表现为一个重在经史和制度考证的学术形态,也对南宋高宗、孝宗朝的政治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就学思传统而言,它主要表现出对王安石新学与程氏洛学的反思和吸收,其精神特质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观念体系上则涵括了道德形上学基础、治道和治法三个层次,后两者构成其主体。长远来看,他可以视作近世儒家经世思想中治法派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