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证调查分析及法制完善考量

解决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碰到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的完善,而制度的安排是否完善的评判标准在于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提高制度安排效率应注意五个问题:一要强化政府指导,强化合作社独立法人主体地位;二要弥补制度的空白,尽快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机制;三要平衡"能人"治社与民主管理的矛盾;四要明确社员权利保护措施,设立社员权利救济制度;五要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完善合作社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制度.     

法社会学视域下征地冲突过程中的权利配置

通过对北方J省S村的实地考察发现①,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与政府冲突背后的根源是权利配置的不合理,造成被动出让土地的农民为争利而"闹事"不断,政府"维稳"打压致冲突连连.要从根本上解决不断升级的冲突,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优化权利配置.经考察,西方衡量征地制度是否合理的两项前提:土地私有产权与征地公益要件制度,并不适宜解决当前中国的征地冲突问题.所以,优化权利配置,一定要摆脱抽象的西方权利观,以法社会学的视角契合乡村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首先,应该确立征地补偿标准的合法性;其次,建立有效土地管理权力的监督和处理机制;最后,待时机成熟,逐步明晰土地产权制度.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民法典》共同担保制度的法教义学构造

共同担保制度之中,核心问题是数项担保权如何实现以及担保人相互之间关系问题.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及担保人相互之间的约定,应予尊重.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债权人享有决定实行何项担保权利的选择权,各担保人之间相互独立,不享有追偿权.《民法典》共同担保制度,在自治、公平、效率原则的指引下,构建了具有实质妥当性的规则体系,共同保证、共同物的担保、混合共同担保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规范构造.     

构建以当事人为一元主体的行政再审启动制度

我国现行的行政再审程序启动主体是由当事人、法院和检察院组成的"三元化"的立法模式.然而,法院和检察院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不仅在立法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而且严重地违反了私权自治和当事人的处分权.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废除法院和检察院发起再审的权力,构建以当事人为一元主体的行政再审启动制度.     

从身份到契约:食品安全共治主体协同之进阶

当前,新《食品安全法》虽确立了"社会共治"原则,但主体间身份异化、话语疏离,呈现出保守与自限的姿态。同时,"共治"面临着多种食品安全风险、获取信息渠道有限、社会监督匮乏等困境。"共治"阈内,协同是权利(力)配置、利益平衡的一种集体行动和主体间增效性交往。在域外考察与逻辑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制度信赖、信息共享、伦理教育、法律治理等集体设计而形成的规范化"协同",实质是一种契约之治,即利益相关者从"理性人"身份到"市场人"契约,优化配置权利(力)资源,妥当限缩"共治"成本与主体间的任性空间,使"协同"整体进阶,进一步凸显食品安全共治的价值。     

构建合理的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机制

中国农村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赋予村民平等的自治权利.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村民自治运作中的事实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为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有效行使,有关部门应当着力建构一套以自治救济和司法救济为主,多种救济方法和渠道有机结合的,合法、规范、有效的自治权利救济机制.     

论以法院审查"补强"备案审查——从一例公民审查建议案谈起

"潘洪斌审查建议案"暴露了备案审查功能上的短板,对此,可以考虑建立以法院审查"补强"备案审查的机制,系统性地完善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法院审查是成文宪法体制下法院的责任,其实质是司法过程基于个案的合宪性审查,旨在落实宪法最高效力,同时直接作用于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救济.补强机制的构建,在整体上宜确立审查权力的"双审"配置,并形成有效的"回路"控制;在实体上宜确立法院审查的范围,明确不同层次法律规范审查上的分工;在程序上宜确立法院审查与备案审查之间的衔接技术,采用一般、特殊、补充三种程序规则,实现二者之间的合作.     

《民法典》的权利实现规定与司法程序配置

《民法典》中包含很多关于权利实现的新规定,须结合程序法规则加以解释。依据《民法典》第581条,在可以适用替代履行这种强制执行方式时,不得排除债权人的实际履行请求权;法院对替代履行的费用有酌定权。如果从《民法典》第581条中解释出独立的"替代履行费用偿还请求权",一方面,该权利会与代替给付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产生功能重叠和不必要的竞合;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债权人只有经过两次诉讼程序才能实现其履行请求权的后果。《民法典》第642条第2款是广义上的动产担保权人自行取回标的物的规定,担保权人不能和平取回动产时,可以先适用以物之交付为内容的强制执行程序,然后可自行变价。《民法典》第1177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实施自助行为后应"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意指立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保全。为保障《民法典》中关于权利实现的规定得到有效实施,须妥当配置相关司法程序。"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须注重与《民法典》的协调。     

从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看自治权的回归与实现——广东省云浮市实施"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工程的宪政意义

村民自治权是一种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当然是作为村民自治体成员的村民,其内涵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当今的村级自治实践中,自治主体异化为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变为村官自治,自治权的行使严重缺位,民主被"虚置",导致基层社会矛盾交织,新农村建设陷入瓶颈.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云浮市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的探讨,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深入剖析其动因、过程与宪政意义,发现坚持地方自治的理念,推行地方自治的试验,发展地方自治民主制,这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韩信托委托人债权人撤销权比较研究

中韩两国信托委托人债权人撤销权,在本质上均属于民法债权人撤销权.两国民法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存在主体适用、区分有偿与无偿及其与证明责任分配的差异.两国信托委托人债权人的撤销权,在权利行使方面存在债权人认知能力推定的差异,在权利行使后果方面存在主体责任形式完备程度的差异.总体而言,两国信托法各有优劣.我国《信托法》未来修订时,可参考借鉴韩国《信托法》对委托人债权人撤销权行使后果的细致规定,从而使信托制度更好地融入我国《民法典》,充分落实和践行公平、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司自治的法经济学分析

走过了计划经济的我国依然习惯于管制或者至少是"监管",包括对最需要自主性的市场主体--公司.公司的强大需要自治,公司制度的完善需要强调公司的自治权利.公司自治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而公司自治的这种经济特性早已深入法律的肌体.文章从经济与法律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公司自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及公司自治避免走向过激的"无政府主义".     

公共服务下沉背景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模式比较研究——来自浙江的调研报告

浙江省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有宁波和舟山两种模式.从总体思路看,它们反映了公共服务大规模下村背景下国家政权重返农村基层的现实要求,以及地方党委政府对现行"村委会"模式除弊补缺,理顺"基层政权"与"自治组织"、"行政"与"自治"之间关系的积极努力.从制度设计看,宁波与舟山显示出不同的思维路径和政治技能,宁波的"党组织路线"合理又合法,舟山的"行政路线图"则触犯了村民自治制度.宁波模式需完善,舟山模式须修正.     

中国商会立法刍议:从契约的视角

商会是商人(企业)为降低市场活动中各种交易成本而建立的自治组织,其经济本质是一种“关系型契约”。据此,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确立复合型的商会设立模式和一元化的商会外部管理机制;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为商会自治规范和内部惩罚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依据,并充分关注商会职能履行程序和内部成员权利救济问题。总之,中国商会立法应该围绕商会自治的主题,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身份性立法”模式而转向“契约性立法”模式,即废除现存商会的各种差别待遇,以“平等契约观”为指导来构建商会法律制度。     

权利何以通约——华盖公司作品维权的标本意义

知识产权事前许可的谈判成本过高,导致了作品侵权和放任侵权的普遍存在,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侵权的治理不在于阻止侵权使用作品的行为,而必须寻求有效的权利再配置方式,实现不同权利的通约。以市场交易为基点,允许责任规则下的私人意思自治具有成本优势,损害赔偿向"合同对价"转化而具合理性。在知识产品的市场定价困难时,法院居于权威定价中心,在诉讼中的调解兼具市场优势和组织优势,并确认权利的二次分配。     

美国非婚同居法律制度述评

美国各州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少数州完全否认非婚同居者的权利;大多数州以合同为依据调整非婚同居关系;一些州还基于同居伴侣的特殊身份给予法律保护.如盛顿州的"一般性关系身份"、佛蒙特州的"民事结合",以及家庭伴侣关系立法赋予的"家庭伴侣"等身份.美国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的总体特征是多样性和保守性,该制度可能的发展趋势是分裂为婚姻制度与同居制度两部分.     

论推动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措施

村民自治是实现农村管理民主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中,存在决策主体错位、决策程序不科学等突出问题,需要科学设计制度,合理配置村民自治权利;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素质;理顺"两委"关系,促进村民自治顺利进行;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村民自治的实效.     

有限公司收购设限股权效力解析

通说认为有限公司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股权,但现实中往往出现公司章程设置某些限制,股权作为股东私权性质的民事权利,与公司维护全员持股等封闭性特性权利之间的冲突由此产生.忽略实际存在两个层面的权利配置,是学界分歧及裁判抵牾的根源所在.股东出资入股行为表明其已经接受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并默示章程对于股权的特定安排,章程内容只要不违背强行法,即对每个股东均有约束力.假如已经必要的催告程序,公司按约或者照章"强制"收购处分设限股权,即为贯彻自治规章或者履行当事人之间的在先约定,新的权利配置师出有名,其行为的正当性毋庸置疑.如需当事股东同意,势必经过重新谈判,属于成本高昂的不良制度安排.     

分配制度改革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制度路径选择——基于分配权的研究视角

作为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范畴,分配权是一个由分配权力和分配权利共同构成的综合性权力(或权利)体系.分配权的法律配置是分配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三大主体的各自实力与相互之间力量对比关系,则是决定分配权的配置结构和运行模式的内生矛盾机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必须以分配权配置结构的合理化为制度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期望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诉求。为此,需根据其权利诉愿的特性作出理性的回应．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理念上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即从农民工向公民转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畅通底层与精英问的流通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分享发展利益;优化权利救济制度,构筑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的理性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