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化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不断完善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二）》修改完善了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以及惩治行贿犯罪的规定,同时不断加强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打虎”“拍蝇”“猎狐”,跨境追逃追赃取得新突破,彰显了我国的治理能力和制度优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际上仍有对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的误读甚至曲解,这不仅给追逃追赃刑事司法与执法合作带来困难,而且也有损我国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影响力乃至国家形象。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影响力以反腐败的成功经验为事实基础,以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为重要途径,以反腐败工作对外传播为直接载体。当前,在以成功的追逃追赃实践引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同时,仍需要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依靠大数据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与反洗钱的结合,提高追逃追赃成功率,努力创新反腐败工作对外传播的理念和方式,提升我国反腐败治理国际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反腐败治理体系。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成效显著、成绩突出,国际追逃追赃的基础好、潜力足且拓展空间广阔,面临难得的有利机遇,但也存在成功追逃追赃难度越来越大、追逃防逃监管对象数量大幅增加、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不佳、追逃过度依赖劝返和国际警务合作等方式、国际条约利用率低、国际追逃追赃能力建设不足等问题。在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新形势下,要破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难题,实现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质增效,应着力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国内协调整合机制完善与国际合作长效机制构建双管齐下;二是理念、制度、能力、队伍建设同时发力;三是追逃、追赃、防逃一体推进;四是个案协调攻坚与长远制度建设统筹兼顾。     

利益差异格局下的国际追逃追赃——基于现金管理视角的分析与解决

现金管理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影响国际追逃追赃政策的落实。由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利益差异，欠发达国家追逃追赃面临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资金在防逃追逃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出逃必须以非法积累的财富达到一定量为条件，出逃的前兆往往表现为腐败资金的外流，出逃后无钱的人并不受他国欢迎而容易劝返或被遣送回国。我国现金管理制度从极紧到极松的变迁给国际追逃追赃造成诸多困难，发达国家严而无形的反腐防逃“网络”值得借鉴，形势要求我国国际追逃追赃战略有必要适时调整，即从侧重境外到更多关注境内、从侧重追逃到更多关注追赃、从侧重追逃到更多关注防逃。     

缺席审判与引渡追逃的紧张关系及突破

为加大反腐败和国际追逃工作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缺席审判程序。但缺席审判程序能否实现此次修法的预期目标,学术界存在分歧。国际实践表明,缺席审判与引渡追逃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缺席审判不仅是常见的拒绝引渡理由之一,还可能因为不符合"公平审判要求"影响引渡合作的展开。对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缺席审判程序存在"送达规则不能保障被告人知情权""审前阶段被告人的辩护权缺失"等问题,可能妨碍我国与外国的引渡合作。为改进我国现行的缺席审判程序,提高外国对我国缺席判决的司法认同,中国应建立"确保已知"的缺席审判适用前提,允许律师辩护权延伸到审前阶段并积极发挥申请重审权的权利救济作用,以突破缺席审判对引渡追逃造成的障碍,实现通过缺席审判进行反腐败追逃的目标。     

关于监察机关有关地位问题的两点建设

自1988年12月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确定监察机关以反腐败斗争为重点以来,各级监察部门在促进廉政建设、查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为和处理经济、行政纠纷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监察机关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我以为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监察机关在行使监察权开展反腐败促廉政的工作过程中,常常遇到阻碍和干扰。     

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利弊的理性分析

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各朝都以强化专职监察权作为防治腐败的重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对于澄清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弊害和恶果,其主要表现是:以监察职能混淆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扰乱正常的行政秩序和司法秩序;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因拥权过重且缺乏监督而自身严重腐败;监察机关因其工具性本质而使其职能发生严重异化.就总体的实施效果而言,中国古代强化监察权并没有成为防治腐败的良策,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贪腐之风和强化了腐败产生机制.中国古代强化监察权之所以没有成功,其根源是权力一体化的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司法监察的发展沿革与成因探讨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机器运行的重要依据,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注重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的职能有二:一是行政监察,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行政过程实施监察;二是司法监察,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司法过程实施监察,举凡诉讼监察、审判监察、狱政监察等等均属于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但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情形较为复杂,由于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集国家最高的立法权、最高的行政权、最高的司法权于一身,三位而一体,故导致皇帝之下国家权力的分工呈现出浓烈的东方特色,表现在分工的不彻底及相当程度上的交叉重叠:行政与司法的混杂较为普遍;同时,在司法系统内部,表现为司法审判与司法监察的混杂亦较为普遍.     

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在监察与司法中的衔接

职务犯罪案件缺席审判本质上是一项司法活动，但在案件办理的前端会经历监察调查环节。该制度的运行离不开监察与司法的有效衔接，衔接的理论基础在于案件的同一性、反腐败目标的一致性等共识性认识，以及不同程序间的差异化价值理念所形成的必要制衡。前述理论决定了在缺席审判程序的整体运行中，要做好监察与司法的有效衔接，首先，要就缺席审判的适用条件作出标准一致、口径同一的规范性解释；其次，要通过构建体系化的制度机制加强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缺席审判的程序启动、调查取证中的配合协作和沟通协调；最后，要将正当程序、人权保障的理念不断注入程序衔接的各个环节，通过对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辩护权、知情权的特殊保障，修正和规制监察办案中可能彰显的强职权倾向，保障国家监察权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中,监察机关对行政司法监督为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主要特征。作为监察机关的御史台,最初由一般的文书管理到监察国家行政和司法,其权力也是伴随着封建国家的集权化逐渐扩大,成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古代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反腐败追赃的国际合作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腐败犯罪呈现出新动向,赃款流转渐趋通过网络方式实现,虚拟货币也被用于腐败犯罪赃款洗白。传统反腐败追赃国际合作机制面临的障碍,在国际层面表现为网络信息平台尚未构建、洗钱防控机制不够完善以及缺少涉网资产分享规则;国内层面则表现为缺少专门追赃机制、信息管理体系以及专门人才队伍。中国应加强反腐败追赃国际合作,通过打造网络信息平台、推动国际立法出台和协调资产分享,推进国际合作的兼容化;通过建设专门合作机制、信息管理体系和追赃人才队伍,推进国内实践的专门化。     

从高山案看我国境外追逃的法律问题——兼与赖昌星案比较

虽然在加拿大经历了漫长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但是高山最终是被"劝返"回国的。高山案和赖昌星案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人出逃时的身份、在加拿大的诉讼程序以及回国的方式都不相同。从高山案反思我国的境外追逃工作,可以看到高山回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反映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正日趋完善,但仍需要进一步开拓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新领域。     

论境外追逃中的异地追诉模式

异地追诉是我国办案机关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境外追逃方式。境外追诉的适用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辅助性、双重刑事制裁性。开展异地追诉能够及时对外逃分子进行惩处,促进犯罪资产的追回,促使外逃分子被遣返回国。但是,异地追诉取决于外逃人员所在国的意愿,高度依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且境外追诉的证明标准较高,刑事诉讼程序较为繁琐。运用异地追诉模式开展境外追逃时,需要熟悉外逃人员所在国的刑事法律,提供外逃人员犯罪的证据并配合调查取证,促使外逃人员在审判或者服刑完毕后被遣返回国;同时,也应注重民事诉讼等方式的追赃作用,发挥异地追诉与国内相关法律程序的合力。     

法治环境下海外追逃机制的完善

"十八大"至今,针对腐败行为的治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反腐的治理理念也逐渐发生变化,更加倚重制度反腐。贪腐罪犯的海外追逃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又一重要战场,建立科学、完善的追逃机制是海外追逃有效展开的前提。在我国深入开展治理腐败犯罪的背景下,现有的海外追逃机制虽然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追逃效果不明显、海外追逃成功率过低、双边引渡条约缺乏、国内监管机制缺位等问题,亟待从多个方面予以改进。在加大境内反腐力度的同时,完善海外追逃机制,是反腐工作的应有之举。     

宋朝对大理寺审判的约束机制

大理寺作为宋朝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在宋代的司法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理寺的司法审判是其诸多职能中最主要的职能,然而在宋代司法与行政区分不甚明显的政治体制下,大理寺的司法审判常常受到皇帝、中枢机构(宰执)、权臣的制约与干预以及御史台、刑部、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等监察机构的监督与驳正.在这种"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政治环境中,大理寺很难做到依法独立审判.     

新时期我国党政监察制度建设述评

我国党政监察制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恢复与发展.根据党的十三大作出的有关决定,我国党政监察机关相应地进行了体制变革,党政监察制度建设取得很大进展.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党政监察制度建设正逐渐超越苏联模式,开始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模式.我国现行党政监察制度在领导体制、职责与权限以及监察立法等方面尚待完善.     

宋代对监察官进行监督的特点

宋代监察制度体系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全面加强对监察机关及其官员的监督,建立行政机关对监察机关以及监察机关之间的监督机制,构建对监察机关及其官员的严密监督网络,对监察机关及其官员进行多重监察,实现对监察官进行监督的法律化、制度化。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行政职能的时代转向及其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司法行政职能正经历从“司法的行政”到“全面法治事务管理”的时代转向，新的司法行政职能定位设定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的新基点，呈现出广泛性、法律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司法行政职能的这种新定位不仅与西方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和理念有所不同，也与我国传统认识中“司法行政乃附随于司法职权之行政”的定位大相径庭。根据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调整严格遵循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效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和一体建设的法治逻辑。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繁杂性”与“不确定性”，司法行政改革中的“一个统筹”尚未充分实现，司法行政机关的服务作用尚需进一步阐释，“四权关系”也要进一步厘清，这是制约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转变和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应当从完善司法行政统筹职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健全司法行政职权动态配置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司法行政的改革进程。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追诉时效问题研究

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主要由监察机关立案调查,使得该类犯罪存在于刑事追诉时效之外,而《监察法》又未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追诉时效问题,法律的空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文章认为应完善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的追诉时效内容。时效制度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时效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权力的行使都受时效制度规制,这是法制统一原则的基本要求。这亦有实践上的必要性。其是继续巩固反腐败高压态势的需要,有利于节约监察资源,亦是法法衔接的需要。     

明代监察机构刑事司法职能研究

明代的监察机构体系包括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以及地方总督、巡抚和行省提刑按察司及其分司.该机构各部门在分别独立行使行政监察职能同时,分别独立行使刑事侦查、刑事审判、执行刑罚、刑事司法监督等刑事司法职能,因此在明代刑事司法体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中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研究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是融合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兼顾了监察调查和刑事司法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具有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纪法衔接、法法衔接等价值.对该制度的概括性规定是立法技术的有意为之,却给制度适用造成阻滞.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影响后续量刑建议和司法判决的能力,但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全面审查和诉讼支持.监察机关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取决于对案件整体情况的综合考量,可以采取从宽处罚建议书或者在起诉意见书中专列项的方式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该制度设置的两个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弥补律师不能介入的缺憾.应当建立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激励机制和阶梯式量刑减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