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际生态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演变及驱动因素

生态绿色发展是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先手棋与突破口。在文献回顾基础上梳理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生态绿色发展驱动机制,并基于长三角城市的面板数据,在VAR模型框架下识别城际生态绿色发展的动态交互关系,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剖生态绿色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城市的生态绿色发展不仅与自身发展相关,而且受到其地区及整体网络的影响,部分城市已由原来的发展孤岛,逐渐融入区域一体化所形成的复杂、多线程空间关系网络中。城市间关联不断增强,但整体还不够紧密,网络结构日益稳定,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被打破,存在四大增长极,中心城市对周边发展的带动尚且不足。板块的形成打破了行政边界限制,关联传导具有明显的梯度溢出特征,城市发展逐渐从离散走向联合。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科技资金投入、地理区位的差异是生态绿色发展网络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进一步指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生态绿色发展,各城市应依据其在整体网络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增加关联关系为导向突破地缘限制,由“以邻为壑”向“以邻为伴”转变,完善区域更小尺度的合作协商体制,培养“属性－关系”驱动型网络思维,是提升长三角城市生态绿色发展的关键。     

长三角空间结构特征及空间一体化发展研究

空间结构是集聚区域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采用县级层面数据,从城市规模分布、空间形态分布和联系网络分布多个角度对长三角地区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长三角的规模分布存在着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特征,相比常住总人口,城镇人口、高技能人口以及主要经济活动的集聚趋势更加明显。在空间上,长三角地区呈现出多层次复合式"中心-外围"分布的形态,由核心城市和周边毗邻县市构成的都市圈成为小尺度空间上的主要单元。此外,基于辐射模型,长三角区域基本形成了由中心城市向外辐射的较为密切的联系网络,高速铁路、行政等级和行政区划是影响网络分布的重要因素。未来长三角要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需进一步加强都市圈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弱化行政壁垒和户籍制度等对资源配置的扭曲。     

长三角金融集聚与生态绿色协调发展:基于中心城市溢出效应视角

金融集聚是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寻找金融集聚影响长三角生态绿色协调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采用长三角41个城市2003-2020年面板数据,系统评价了长三角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和生态绿色协调发展水平,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长三角金融集聚和生态绿色协调发展度均呈现稳步且缓慢的上涨趋势,但总体水平均不高,大部分城市处于轻度失衡的绿色协调水平和较低的金融集聚水平,其中区域中心城市表现较好。（2）金融集聚明显促进了生态绿色协调发展,能够实现对绿色经济效率、绿色生活水平和绿色环境质量的同步驱动。（3）区域中心城市大部分未能形成有效的辐射效应。上海的涓滴效应明显,倾向于浙江和上海大都市圈 ;宁波的涓滴效应在全域和省域范围内显著 ;杭州的涓滴效应在杭州都市圈处于倒“U”型影响的左侧阶段 ;南京和苏州在省域范围内极化效应明显 ;合肥对邻省的极化效应明显。大都市圈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集聚辐射能力     

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投入与绿色发展

加快长三角城市的绿色发展转型,是长三角城市在一体化进程中维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运用2012-2019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同时考查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和城市群扩张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增加城市创新投入可有效缓解城市一体化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城市群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跨域环境治理的组合式协同机制与运作逻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个案研究

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与检证载体。以“环境治理现代化”表征的这种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再现代化,需要重新去认识和把握跨域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属性。从环境污染正在经历的由局部向广域转变的解域化过程来看,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多辖区间联结与互动的动态演化过程。既有研究已从多层面和多维度视域构建了跨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对于回答协同的应然状态以及如何锻造良好的协同秩序进行了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考察,但就协同进程中动力机制对协同结果的塑造作用探讨不乏“意犹未尽”之处。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环境协同治理,构建“理念-制度-实践”理论图式,并从触发机制、驱动机制和行动机制3个维度探索了开启跨域生态合作动力来源的机制之钥。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模式是典型的组合式协同,存在以系统协同牵引绿色协同的发展倾向,更具有不变体制变机制的内在属性,此种模式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激励约束与功能分割双重作用下的理性择定。“组合式协同”在应对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界环境污染问题上能够获得有效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回馈,并因其秉持共生、共进以及共...     

长三角城市共同富裕测度及协同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共同富裕是我国百年的奋斗目标,也是衡量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执行绩效的重要指标。针对长三角城市的共同富裕问题,以复合系统模型为基础,围绕地区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综合发展四个要素,建立长三角23个城市和各省市共同富裕协同水平的评价体系。研究发现:在2006-2020年,长三角区域整体富裕协同度在提升,各城市的富裕有序度也在提升,但共同协同度在下降,由此提出了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和共同富裕的建议:长三角城市群需合理规划和布局重点及新兴产业,加快技术和资本的集聚;突破地域思维,统一规划;构建产业、企业、人才、市场等各种资源在长三角内跨省跨市的有效流动、整合、共享。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成效进展、空间分异与空间关联

高质量和一体化是长三角地区发展的两大核心要求。基于高质量一体化的视角,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05—2017年间一体化发展的时空演变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指数均有所提升,一体化进程的先后顺序为生态、社会、经济、交通、创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格局呈现东强西弱的分布态势,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南京、合肥为主要的高水平一体化城市,呈Z字形分布;在区域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经济、创新、交通、社会各要素相互促进效益明显,但生态领域发展较为独立,未来需将生态保护融入经济、社会、交通和创新等领域,打造绿色+的发展模式。     

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理论、测量与空间检验

寻求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已成为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推动统一市场体系建设是实现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与提高绿色增长效率等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基于市场一体化视角,首先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4-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3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总体来看,在2004年到2018年这一考察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大多数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值有了显著提高,但绿色发展效率不平衡发展的空间格局较为突出;(2)采用地理距离矩阵、经济矩阵以及地理距离和经济嵌套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确存在显著正向空间交互效应,即当长三角城市群内相邻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上升时,受影响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也跟随上升;(3)从空间异质性来看,市场一体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出空间连片特征,上海、南京、苏州、扬州、杭州、温州、宁波以及合肥等城市,其中大多数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具有较大的系数。     

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网络的空间分布与演化

长三角一体化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水生态绿色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生态承载力的内涵,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衡量长三角地区水生态绿色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006、2012、2018和2021年的水生态绿色网络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内的差异;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网络使各城市的绿色发展联系日益紧密;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在不断提升。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策略研究——基于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视角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一体化发展影响因子及推进策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创新和绿色发展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因子。借助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和不同规模城市2000—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长三角区域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贡献,发现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宁波等区域中心城市拥有丰富的创新与绿色发展资源,占据区域相对优势地位,并共同构成长三角经济转型发展的"Z"形空间格局,其他沿线城市拥有创新资源的相对优势地位,而长三角边缘城市则拥有绿色发展资源的相对优势;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动作用显著,创新的贡献尤为突出。为了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国家大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建议设立统筹区域发展的国家级长三角管理机构,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技术市场体系,发展国有非营利技术中介机构。     

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资源空间一体化分析

由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15座旅游城市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空间一体化发展区域,在我国的区域旅游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该区域城市旅游空间一体化发展加以研究具有深刻的意义。文章对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强度效应、聚集效应、城际差异、绝对丰度、相对丰度、总丰度、空间结构及其主题功能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比较。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行政学思考

长三角一体化主要是指在长三角区域内的资源、要素、人才、产品等能够自由流动,以及工业、金融、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包括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要求政府调整职能,尊重企业的选择,放开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流动,因此,共同市场建设首先是政府行为。各地方政府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推进长三角的区域合作,消除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区域整体优势,才能提高整体的竞争力,达到共赢的局面。     

基于“长三角”、“珠三角”经验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在三角洲的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在国家大力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政策背景下,随着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具备了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该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发展的经验,依靠区位优势,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引进人才,实现产业升级,建立以东营市为核心的城市群,走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评价逻辑与空间特征

推动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提高区域一体化成效,对于建设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意义重大。在深入剖析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基础上,构建涵盖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效益的评价体系,据此研判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结果显示：顶层制度逐步完善推动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快速上升,增长动力转换与发展效益变革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高质量发展“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明显,上海周边地区呈现多中心抱团取暖的高高集聚特征,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苏州、杭州、宁波、南通为战略支点,以效益提升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南京、合肥两大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差异明显,呈现“一城独大”的单中心格局;杭州周边城市多数毗邻上海、苏州、宁波,受杭州和沿海中心城市的双重要素“虹吸”导致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杭州在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中心性特征较为明显。区域间差异是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都市圈尺度的区域间差异小于省市尺度。新时期推动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重点在于发挥都市圈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核心带动作用,增强中心城市与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推动邻近都市圈的融合发展。     

基于“长三角”、“珠三角”经验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思考验开发黄河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在三角洲的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在国家大力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政策背景下,随着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具备了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该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发展的经验,依靠区位优势,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引进人才,实现产业升级,建立以东营市为核心的城市群,走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城市群GIS建设研究

世界级城市群如波士华城市群已经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长三角城市群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但是与世界级城市群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其发展面临着协调制度及协议规划的约束力不够,交通设施存在重复配置,产业同构、同质竞争现象严重等问题。而长三角城市群GIS的建设可以为城市群管理或协调机构提供管理平台,为城市群城际交通及布局提供规划支持,为城市群产业分工和协作提供决策支持,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分析工具。美国城市群GIS的相关实践——MetmGIs对长三角城市群GIS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长三角城市群GIS的建设可成立GIS建设委员会,并在充分调动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分阶段实施。     

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演变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由此引起了长三角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和上海之间发生的产业区域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演变,揭示了时间序列下上海和浙江之间存在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正是这种区域间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的存在,推动了长三角制造业产业重心的迁移,进而在长三角内部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空间结构和产业分工结构,并使得以上海为地标的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扩展到了整个长三角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