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仕隐观念与宋前士人的仕隐心态与行为

在传统的仕隐观念中,儒家虽主张"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最终目的还是"仕","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道家基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主张隐遁避世,全身远祸。出世的佛教虽然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日渐世俗化,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入世只是出世的方便法门。但儒佛道三家的任何一种仕隐观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弭士人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心理困惑。无论是汉代士人"道"屈于"势"的人生困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调和出与处、仕与隐矛盾的努力,还是唐代士人所选择的"终南捷径",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融通儒佛道三家核心处世理念、折中传统的"大隐"、"小隐"形态而提出的"中隐"思想,更为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传统士大夫仕隐、出处观念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士人的仕隐心态和出处方式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宋代居士的“三教融合”思想及其影响

宋时,出于自身发展的要求,儒、释、道三家之间的斗争开始缓和,相互的融合逐步加深。但是,儒家的入世与佛教的出世之间的矛盾,成为宋代众多排佛的士大夫抨击佛教的理由。以苏轼、张商英、黄庭坚、王安石、李纲、王日休等为代表的居士们纷纷提出"儒释无二、三教融合"论,对儒家和佛教之间矛盾进行调和,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进一步融合,对后世的"三教融合"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乐天的痛苦与逍遥──白居易心态特征论

白居易是中唐时代一位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心态、思想极为复杂的一位诗人。他的一生中，兼济与独善、仕隐与出处、讽喻与闲适充满了矛盾与斗争，他既有儒家的积极用世、博施济众之心，又有道家的安贫乐道、虚无恬淡之趣，更有佛禅的看破红尘、超越世俗之意。而这各种矛盾又是交织在一起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这就使他的诗文创作与人生追求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白集》中《醉吟先生墓志铭》有一段话，对白居易这种复杂的思想与心态有一个简要的说明：乐天幼好学，长工文，累进士，拔草、制策三科，始自校书郎，终以少傅致仕…     

严儒释之辨,破图貌之误——论戴震的佛学观

戴震是清代卓然的考据学大师和独具个性的儒者.拙文在简要回顾清朝前期佛教现状基础上,就戴震对于佛学的基本观点进行探讨.戴震既主张“老释同质论”,又反对儒释调和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佛学观;戴震不加区别地将老释并作批判鹄的,且严厉指责儒释融合,既有缺乏严谨之处,又有不够宽容之嫌.尽管如此,戴震为了“求观圣人之道”而不惧权威、大胆质疑的儒者情怀和批判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诗性人格与现实价值的冲突和抉择--李白人生状态与诗歌创作的哲学、心理学探寻

李白的人生坎坷壮丽充满矛盾,论者常常以进退为由总结为儒与道的矛盾.笔者以为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有进与退的问题,儒与道不能说明全部.作为诗人的李白的矛盾应该是在自由与约束、平凡与超越、诗性人格与现实价值的冲突和抉择中,完成了自己充满诗意的人生.     

论李商隐无题诗中的儒释道意象

李商隐是晚唐一位善良、正直而又具悲情色彩的诗人.儒家正统思想在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故儒学之思和政治抱负至死不灭,伤感悲怆的人生伴着日暮途穷的封建帝国演绎着晚唐的衰飒;坎坷的生活遭际,使他时常借助佛教世界麻醉痛苦的心灵;借助道家、道教思想修养心性、寄托精神,又望寻终南捷径.儒家、道家、佛教、道教对李商隐人格、情感、思想等的多元影响,构成李商隐无题诗丰富、深婉的意象.本质上,李商隐并非沉溺和笃信佛教、道教,但他了悟了不少佛、道之理,并借佛、道意象,曲折、幽隐地表达自己的理想、抱负和情怀.从无题诗中的佛道意象又可反观李商隐的家国之思和对政治追求的执着.     

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

正编者按:本专题集中讨论儒学、佛教、道家道教治理思想。李承贵教授从宏观上对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做了简要的概括与叙述,部分地呈现了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初步探讨了儒佛道治理思想特点,并对儒佛道治理思想之于儒佛道思想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当今政府的治理政策、人类遭遇的现代性课题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针对性分析与评判。辛小娇博士对王阳明治理自然思想展开了独到的发掘,认为"一体之仁"、"同此一气"与"等差原则"是王阳明"万物     

论白居易对陶渊明的阐释与融化

陶渊明是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精神作了全面阐释,并以自己独到方式刻意学陶.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入"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为吏隐之士找到一种学取陶渊明的独特方法,这也是白居易留给中国士人的一份特殊礼物.     

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佛教传入东土以后,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得其裨助,经过自唐迄宋的消化吸收,遂有儒家理学与心学别开生面的崭新发展。由此,不仅儒家自身彻上彻下的形上哲学义理世界得以建立,儒、道、释三家和合互动的学术生态格局亦逐渐形成,中国文化力求妥善安顿人之精神生命的特征与能力进一步强化。两宋大儒多与宗门禅德相往返,禅学实际上成为他们体道、证道的入门初阶,这既是当时"三教合一"历史潮流的具体表现,亦反映了华夏传统学术作为人类体认宇宙人生真谛之智慧成就在心灵安顿乃至宗教层面的文化调适功能。     

中国古代哲理诗的文化内涵与表现形态

一 中国文化以儒、道为根柢,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与智慧表现形态集中体现于儒、道思想文化之中。中国古代哲人即无不出自儒、道两宗或濡染两者之间者。魏晋以后,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促使中国哲学形成三教并存互补的局面,民族思维方式与智慧表现形态亦愈益丰富而多样。另一方面,作为民族智慧结晶的又一种形态,中国古典诗歌以其悠久的传统、精熟的技艺不仅在文苑中独领风骚,而且深涵宇宙、历史、人生之思索与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试论马祖道一禅法思想特色及其现代启示

唐代高僧马祖道一在佛教禅宗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创立了一套清新易学的"生活禅",突出禅的鲜明而强烈的生活意味,极大的推进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他宣扬"平常心是道",认为坐卧行据、扬眉瞬目之间即显佛性,从而把慧能开创的顿悟法门推向了极致,推到僧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以人为本位的禅宗风格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无疑有一定的净化和启悟作用.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禅与基督教本体论的对话--道、言与空、心

基督教顶礼上帝,以有神论问鼎社会,是有限.上帝,作为抽象的概念,其内涵则是真(理)、是生(命)、是道,依然是超越有限,不可言说的无限!上帝借"言"创生天地万物,又是以"言"表述其终极关怀的,无限又寓于有限.禅奉佛教无常缘起之理,视事物生成乃相互对待,此有则彼有;破对待而灭,此灭则彼灭,大千世界万般皆空.如此否定本体尤显示存在的无限性.同时又以缘起为不变之自性,"尽在自心",非本体的无限性,顺化而为"心"本体的有限性.从哲学上讲,基督教上帝创世的神本体论,以道、言,与禅缘生的非本体的本体论的空、心,实现它们之间有始→未始→有始→未始的本体论对话,同样表现出它们对超越有限的终极关怀.无论是基督教的神本体与道本体论,还是禅的非本体的性本体论与心本体论,既是非相之性,亦是实相之性,理论上的相通之处,充分说明在现实中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它们自身在思维上的冲突,及其在实践中矛盾对立的概念的并存与应用,即宗教社会学上的二律悖反.     

略论禅与诗

中国文人较普遍地接受佛教,是在东晋以后。从那个时期开始,诗与禅就逐渐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唐代以后,禅宗大兴,以诗明禅、以禅入诗成为风气;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两宋以禅喻诗的诗论。近年来,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论及诗、禅关系的论著。笔者不惴浅陋,亦就此略献刍议,以求教于各位前辈和同道。     

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所记禅宗法统释证

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融合百家.在"释"方面,他对天台、净土、律、禅诸宗都有评论.以往的学者注意到他一方面撰写大量禅师碑文,一方面对禅宗的教理颇有微词,并将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柳宗元在义理上认同天台宗,从而拒斥与之矛盾的禅宗.但这一解释不尽充分,不仅是因为佛教名理繁复,单凭义理断定并不可靠;而且如此则无法解释柳宗元为何大量撰写禅师碑文.其实,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与台禅两宗法统上的矛盾有关,他对两宗的态度是从"正统”和"旁传”的角度出发而非义理上的简单认同和排斥.同时,通过与李华的碑文比较可以看出,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主导的教风转变是如何影响到了奉佛文人的信仰态度.     

权德舆的儒释道观

中唐名相权德舆,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由于受其家庭和所处时代的影响,他的思想较为复杂,明显表现出浓厚的儒、释、道三者调和的痕迹。他的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中庸、守正,佛教的轮回、禅定,又有道家的反朴、归真。三者共同和谐发展。这种调和的思想观念伴随着权德舆的一生并真实地体现在他传世的五十卷诗文集当中。     

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然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佛教思想实际上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思想。刘勰以儒为主、儒佛并重的人生观和亦儒亦释的价值取向,是当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典型反映。     

徐复观论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突出贡献即在于它所阐发的儒道美学思想的会通.徐氏以"心的文化"为前提、背景和哲学基础,对儒、道艺术精神展开诠释.分析、提炼徐氏关于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的观点,有利于总结儒、道两家在人格修养、工夫、境界、为人生而艺术四个方面的相通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