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限制开发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及配套政策探讨

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标准,四川限制开发区域划分为农业区和生态地区.农业地区的功能定位是:以提供农产品为首要任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使四川农业地区成为保障全省农产品供应与农业安全的主体区域,而四川生态地区的功能定位则应成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功能区的建设需要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应对气侯变化政策等7个方面的政策配套.     

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

建立科学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是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而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实现管制对象的全覆盖和管制内容的全方位,是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要在全面推进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基础上,重视不同空间的功能融合;要为地方管理和创新活动留有空间,刚柔并济;要加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夯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基础;要加强生态保护补偿等配套制度建设,体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公平原则。     

论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的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策略

作为重大创新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能够助推民族地区实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亦会受到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影响,而教育发展也影响着规划实施的质量.主体功能区规划下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必须强调政府责任,在发展中全方位体现主体功能类型,并实现教育政策与其他配套政策的协调.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这些区域的教育结构调整、补偿制度建设和教育发展评价体系构建等方面推进改革,回应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     

安徽省国土空间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特征演变及分区优化研究

以安徽省105个县（市、区）为评价单元,通过数据构建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综合指标体系对安徽省2005～2020年“三生”功能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借助Moran’s I指数探究“三生”功能空间异质性演化规律,测算“三生”功能的比较优势指数,判定各评价单元的优势功能以进行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优化。研究期间内,安徽省“三生”功能综合得分整体呈上升趋势,生产功能、生活功能提升显著,生态功能略微下降,三生“功能”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在不断缩小。空间相关性上,生产、生活功能集聚程度较强,整体呈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和中部凸起的空间格局;生态功能集聚程度稍弱,其中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区生态功能值最高,江淮地区次之,皖北地区最低。优势功能区分布上,生态优势功能区主要集中在皖南山区、皖西丘陵、长江、淮河和巢湖沿岸的地区,生产优势功能区集中在皖北平原,生产-生活优势功能区主要集中在皖江城市带,生态-生活优势功能区集中在皖西南,生产-生态优势功能区集中于皖西北。最后,研究提出了安徽省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的路径,与目前偏重指标分配及多部门属性图层中叠加归并处理的途径不同,该路径注重发挥不同地域国土空间的优势功能,寻求国土空间...     

制度底线:确保中国国土生态安全的控制线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其中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基线既是承载国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又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确保国土生态安全的重点控制底线.生态保护红线遵循生态优先、分类管控、统筹实施的原则,实现重点生态区域永久保护,留给自然休养生息的时间空间,实现确保国土生态安全的制度底线.永久基本农田坚持最严格的保护制度,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严守永久基本农田控制底线,实现确保国土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的制度底线.城镇开发边界坚持合理规划城镇开发边界,确保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空间协同,实现国土空间治理的制度底线.     

我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下的主体功能区划研究

作为国家新的区域管理模式,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原则会深化不同区域之间利益的不平衡.笔者从产业、人口迁移和公共服务支出等三个层面对不平衡性产生的机理进行阐述,进而认为主体功能区划的顺利实施必须依赖于完备的区域间利益平衡机制,而生态补偿正是这些机制中的重要内容.生态补偿是诸多具有尺度性、区域性特征的政策、手段和方法的集合,针对不同主体其操作的原则和路径是不尽相同的.因此,笔者尝试性的针对主体功能区的特点,以平衡区域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为目标,设计切实可行的主体功能区间的生态补偿实施路径.从区域和局地两个层面,以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为基础,构建区域生态补偿体系,最后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重点生态功能区"点上开发、面上保护" 土地利用模式探讨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成为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重要纲领,其中指出：“重点生态功能区,要形成‘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的空间结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确定与重点生态功能区相适宜的土地利用模式。本文通过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和土地利用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了“点上开发,面上保护”与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和国土空间优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点上开发,面上保护”土地利用模式,可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具有较好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农业补贴政策的区域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典型主体功能区为实证

基于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划的分析框架,以武汉、黄冈以及荆门等典型地区的6个乡镇42个行政村的51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主体功能类型区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应,并运用HLM模型进行分层并讨论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存在提升效用,但因农业补贴强化了农民的承包权意识,因而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建立的情景下对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着一定的抑制性。（2）村庄和农户个体两个层面均有指标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存在着显著影响;在村庄层面,是否有公交对农户感知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在农户个体层面,村干部经历、自身自信程度、抵抗灾害能力、耕地块数、农业生产工具等对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也有着显著影响。（3）不同主体功能区受访农民对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评价存在着明显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生产所占收入比重较大,受访农民对政府农业补贴标准的敏感度较高,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评价略低于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民。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体系建设

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就是要通过对流域内空间资源的控制、规划、干预和影响,调节流域内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实现黄河流域的持续、协调和稳定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构建黄河流域空间治理体系有利于实现对流域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和有序管理,从而化解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现实矛盾、助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黄河流域空间治理体系建设要聚焦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民主化四项总体要求,构建科学严谨、流域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优化区域经济总体布局,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有机配合的空间治理模式。以高水平的科技手段、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完备的制度保障和有效的政策体系为重要支撑,促进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推动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省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验证——以四川省为例

借鉴已有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构建起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生态制度和生态文化五大系统,涵盖增长性、可持续性、和谐性、自觉性四个维度,兼顾积极成果和进步过程两个标准的共计53个具体指标的省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针对四川的实证分析,增强省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性还应结合省区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和全国生态功能区中的定位,相应调整指标或指标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