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五臣注平议

《文选》五臣注平议江庆柏唐代注释《文选》的有李善与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目向、李周翰）两大家。历来的《文选》学家对李善注评价甚高，而对五臣注则一向认为荒俚浅陋。我们认为这有失偏颇。公正地看，五臣注也有其独到的、不容否定的成绩。本文试图从文字、注释...     

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来源辨析

校堪发现,当今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与北宋国子监本《李善注文选》吻合之处数量很少,而且其吻合处多同于早期写钞本《五臣注文选》.由此证明,陈八郎本木记中所谓“监本”并非宋监本《李善注文选》,而是今日已佚的宋监本《五臣注文选》.陈八郎初刊本应是纯粹的《五臣注文选》本,它来源于五臣单注本系统,反映了《五臣注文选》与萧统《文选》的原貌.     

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以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中心

现藏日本足利学校的宋明州本五臣-李善注《文选》,是国内不传的南宋早期刻本,也是现知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文选》刻本中李善注系统、本善-五臣注系统均有通告本问世,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五臣-李善注版本。此中秀州本已不传,翻刻本以明州本时间最早,明州本又以足利藏本为最早、最善,无一叶补版,1962年被定为"日本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该本,正补《文选》研究之急需。本文梳理了《文选》版刻、注释与流传中的历史文化变迁,并讨论了足利藏明州本的重要版本价值。     

关于《文选》五臣注本

南朝梁萧统《文选》,至唐为显学,先有李善注本六十卷,后有五臣注本,仍为三十卷。今行两本合刻之六臣注本及由六臣注本析出之李善注本,均六十卷。至于五臣注本,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及,清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录“五臣注文选三十卷”。钱曾《读书敏求记》亦记,并见《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晚近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云,敏求记载宋刻三十卷本,今不知存佚。四库称未见。钱侗辑释《崇文总目》,据天一阁抄本录。胡克家撰《文选考异》,近人高步瀛著《文选李注义疏》,均未见是书。沪、京、浙大图书馆善本目亦未见注录。今见台北1981年据“中图”藏影印五臣注本,各卷前题“文选卷第某”,目录前题“重校新雕文选”。书前有开元六年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与今见六臣注本前附同),并两木记,其一谓:“凡物久则弊,弊则新。文选之行尚矣,转相摹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矣,所谓久则弊也。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试正,的无舛错,其亦弊则新与。收书君子,请将见行版本比对,便可概见。绍兴辛巳,龟山江琪咨闻”。另一记谓“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善本”。辛巳,为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     

李善与五臣注《文选》之比较

《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 ,对后代的影响极深 ,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并曾一度成为一门“显学”。而作为文选学奠基人的李善和五臣 ,在历史上却有不同的命运 ,世人多重李善注而非五臣注。这对于五臣是不公平的 ,也不利于文选学的发展。公正地看 ,五臣注也有其独到的、不容否定的成绩。应该说 ,李善注与五臣注二者是各有优劣、各有千秋 ,不宜厚此薄彼。     

太康文学二题

一、《文选》左思《杂诗》注辩误 胡刻李善注《文选》卷二九收左思《杂诗》一首,题下注曰:“冲于时贾充征为记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诗。”胡氏《考异》卷五谓“此二十字于例不类,非善之旧,必亦并五臣也。今无以考之。” 《文选》注误。唐修《晋书·左思传》不见贾充之征,而谓“齐王同命为记室督,称疾不就。”此亦不确。容略述之。 一、《杂诗》并非作于辞贾充时     

“《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御注文选表解》探析

《文选》成书之后,很早就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研究《文选》在日朝两国流传、刊刻、翻译、注释、评论、模拟之学,可以称之为"《文选》东传学"。《御注文选表解》是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纪传儒菅原和长对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详细解说。"御注"可能是平安时代大学寮博士菅原家的遗说,其注重对语汇的解释以及文义的疏通;而"愚解"是对李善《表》以及"御注"的进一步解释与发挥,其特点是引用了大量典籍对上述文本进行详细注释,还援引当时流行的朱子学对李善《表》进行阐释。菅原和长的"愚解"是当时讲授的讲义,其不但对李善《表》进行分段解说,而且还对此表的结构与写作特点予以详细剖析。总之,菅原和长的《御注文选表解》是现存第一部详细解释与研究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著作,对于研究日本中世纪传儒的《文选》学以及建构"《文选》东传学"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司马迁忍辱求生的原因——“仆又佴之蚕室”的注释问题

<正> “仆又佴之蚕室”语见司马迁的《报压安书》: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饵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乎!悲乎!上引文字,系据萧统编的《文选》。其中“仆又佴之蚕室”一句,《汉书·司马迁传》作“仆又茸以蚕室”。此句文字略有出入,注家解释颇殊。《文选》李善注引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五臣注因袭并补充李善注云:“佴,次也。蚕室,汉行割刑(引者按:谓腌割之刑,即腐刑,亦曰宫刑)之室,使其避风养创者。言     

奎章阁本《文选》增五臣音注研究

奎章阁本《文选》五臣注中,有多处音注在五臣单注本中并不存在.经过考证,这些音注全部是奎章阁本所增,且来自于李善注.也就是说,奎章阁本在合刻五臣注和李善注时,将本属于李善注的音注转变成了五臣音注,从而混淆和模糊了两者的界限.     

李善注《文选》征引《左传》考释

李善注《文选》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征引式的注释方式,主要通过征引大量古籍故训来指出文句的出处和解释词语的意义。李注亦大量征引了《左传》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与现存传世文本相合,有的却相左。文章从对这些材料分析的入手,对李善《文选》注征引《左传》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考查。     

《文选》联绵词李善易读音切续考

[1]《南都赋》：“琢狎猎，金银琳琅。”（71页）“猎”（来，叶），善音：“土（崇）甲（狎）切”。李善音系统“来”母绝不与“崇”母相混，“叶”、“押”两韵亦不相杂。谨按；李善音”猎”以“上甲切”，当为联绵字的易读。”’狎”．善音“胡（匣）甲（狎）切”，是知李善将“狎猎”视为迭韵联绵词。李善注：“狎措，饰之貌。”《六臣注文选》吕向注：“众饰貌。”“狎猎”亦表示“重接貌”或“花叶参差貌”。如《文选·西京赋》：‘’披红葩之呷猎。”李善引薛琼注：’‘狎猎，重接貌。”《六臣注文选》张铣注：“狎猎，花叶参差貌。…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原既有“移”,亦有“难”,即其所分本为“三十九类”。今存《文选》,无论是李善注与“六臣注”之种种宋刻本无“移”、“难”,还是“五臣注”之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缺“符命”、“史述赞”,均为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从“史”之角度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之贡献不应被遗忘,尽管其《九条本文选解说》未提及《文选》的分体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研究《文选》分体,需结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而后者只有在《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这一前提下才具有必然意义;所依证据,当先“验”其有无问题;不要将两回事当一回事,并需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     

关于《昭明文选》篇章作者的署名问题

《昭明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昭明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误以为《昭明文选》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之原因就在于《昭明文选》五臣注之误导作用。《昭明文选》之五臣注基本上没有学术价值,《昭明文选》之五臣注原则上绝不可作为考证材料而用于学术目的。     

主编《文选全译》的两点体会

本文为’95文选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交流论文．本文强调古籍名著的评注工作重在校勘与注释，而校勘、注释工作的重点又在于在借鉴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完善。故编写《文选全译》，校勘方面注意对胡克家《文选·奇异》的增补与改误；注释方面则注意对李善注的政误、补正与增补。前者举二例以证，后者举十例为证。     

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

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包括赋作解题、赋家小传、文字校勘、辨识通假字与异体字、标注音读、训释语词、串讲句意、揭示主旨与写法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观点稳妥。注释中大量征引先唐时期的汉赋注释以及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详释语典与事典,资料富赡,识见卓绝。李善《文选注》堪称是汉赋注释史上的高峰与典范,对有唐以来的汉赋注释与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文选》李善注引用《通俗文》评述

以征引旧籍来注解《文选》是李善注的显著特征，也是李善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原因。作为我国第一部解释俗言俚语的训诂专著《通俗文》，在李善注《文选》时曾被多次引用，以解决《文选》俗语词的训释。李善征引《通俗文》基本达到了其训诂目的，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如应当征引却未征引，以及个别地方征引失误。考察李善注征引《通俗文》的情况，是完成《文选》训诂问题的课题之一     

试论《文选》李善注的训诂成就和局限

《文选》李善注的成就在于首先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文学文献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其次是为后世研究语言提供了资料和课题,并对后代训诂和选学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李善注也存在训诂局限,但同其成就相比,犹白璧微瑕。     

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敦煌唐写本《啸赋》残卷校理

敦煌所出《啸赋》残卷,依据李善注本抄写,卷次又符合《文选》三十卷本的特征。这一差异反映了唐代白文本《文选》的一种产生机制,即正文依据李善注本,卷次依据萧统原本。《啸赋》的比勘印证出尤袤刻本的复杂性,既存在文字擅改的一面,也有符合残卷文字面貌而具有早期底本来源的特点。残卷里的注音或注解,有合乎李善注本同时参考五臣注本者,有合乎现存明州本《文选》正文附音者,也有合乎包括《晋书音义》在内的唐代文献者,整体属于唐代音系。《啸赋》残卷正文的抄写、注音与点读三者的具体生成时间不尽一致,但综合抄写的文献来源和注音特点,判断整体文献内容皆产生在唐代,属于唐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