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形义辨识音读——也谈王氏父子“形音义互求”的汉语言文字系统观（上）

王念孙、王引之是我国传统小学的集大成者,在校勘古书、疏解词义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集中阐释了“形音义互求”的训诂思想和治学方法.其中,“综合形义,辨识音读”是“因声求义”的相反施行,是它的转换或变通,但在“破读通假、重审字音”,“订正讹字、注明字音”,“区别字形、澄清字音”,以及“辨别词义,区分多音”的过程中,父子二人的语言文字系统观同样得到集中体现.     

论“知人论世”阐释方法在清代词学中的运用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构建了中国诗学的千年阐释传统,并辐射到词学阐释领域。清代词学阐释系统的建构承袭了古典诗学的阐释方法,并灵活运用到词学批评阐释之中。清人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历代词人的传记资料,编写词人年谱,搜集作品本事,辑纂词林纪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揭示词人词作的相关背景知识,起到论其世、知其人的功效,达到帮助读者了解作者本意与作品本义的阐释目的。     

论李煜“以诗入词”的方法

李煜是晚唐五代"以诗入词"运用得最多、最好的词人,其点化前人诗句,每每能别出心裁,真正地为己所用。李煜"以诗入词"的手法多样,大致可以分为"新瓶装旧酒"法"夺胎换骨"法和翻案法。降宋前,其"点化之笔"往往因袭源语诗意,于细微处加以规模,情感内容上未脱"小家子气",境界不够宏大。降宋后,李煜将故国之思与人生之慨融入词中,其点化往往突破源语的束缚,情感与思想都有较大的开拓。可以说,李煜的"以诗入词",归根结底是指向"情"的,即本于内心的真情实感。李煜点化之笔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的词是诉衷的心曲,是生命的歌咏,是人类共同情感的真实书写。     

论临桂词派在清代词派发展中的定位及其意义——“临桂词派”系列研究之五

临桂词派需要在清词三期及其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比较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定位,也需要在晚清词坛流派纷呈、社团林立的社会时代大环境中定位,立足于临桂词派渊源、命名、领袖、团队、宗旨、纲领及其理论基础等文学流派构成要素的研究,才能认识临桂词派对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超越和创新,也才能更好理解临桂词派作为文学流派的价值作用,确立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论“词中有画”——以柳永词为中心

自古诗人就发现诗与画之间存在某种契合关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精神已得到广泛认可,但”词中有画,画中有词”的理论还鲜有人提及。柳永词绘人写景具有融画入词的特点,其艳情词类似于肖貌传神、气韵生动的人物工笔画,羁旅词犹如细致鲜丽、苍润淋漓的山水图,而都市词则像繁华富庶的民俗风情画。     

以“民间说话”为词——论宋词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向

当词学研究者指出宋词发展不断向诗文学习,表现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倾向时,他们所指的只是文人雅词.俗词虽然与雅词同属于抒情性文体,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与叙事性俗文学样式民间说话等保持着亲近关系,并从中汲取营养,因此对于宋词尤其是俗词而言,以民间说话为词才是对其发展倾向的恰当概括.这主要从叙事、虚构以及俳谐手法等的学习上可见一斑.如果我们的研究仍然忽视俗词,不能打破对俗的偏见,那么就会忽略词坛半边的风景,更无法从整体上对宋词发展予以通观.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张炎《词源》辛弃疾评语疏证——兼论张炎“尚雅”的词学审美理想

张炎《词源》评价辛弃疾《祝英台近》词"景中带情,而有骚雅"与"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体现了"尚雅"的词学审美理想。张炎的评价虽然与辛弃疾在词学史上的实际地位有所偏差,但从"骚雅"的角度予以了肯定。张炎对辛词"骚雅"的肯定,不仅是具有艺术性与审美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论李清照词与苏东坡影响──兼论“易安体”的特征

李清照是宋词“婉约之宗”,她主张词“别是一家”,应抒写个人的离愁别恨和身世之感;但南渡后,在现实中备受国破家亡、夫死遭诬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磨难,而在词中自然接受了苏轼豪放词家国精神的影响,创制了她独特的“易安体”,形成其既婉约哀怨又豪放沉郁的统一格调。     

《论语》“何有於我”解——兼论所谓“不难之词”

《论语》的两处＂何有於我＂历来存在四种解释,归纳分析《论语》同时代典籍中＂何有於Np（Vp）＂结构的句子,可证＂何有於我＂是＂我又算个什么＂之意。它与＂於王何有＂类句子形近而实有别：后者的＂於＂处在焦点位置,其残存的动词性得以凸显,因而是＂‘对於’王有何难＂之意。     

浮生若梦 为欢几何——论苏轼词中的“梦”

苏词中的“梦”既有“真梦”也有“喻梦”;其“梦”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复杂多样的情感类型、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等特点 ;苏词中的“梦”表现出作家在革新词体、开拓词境、改变词风、提高词品等方面的努力与成就 ,也反映出作家的情感与生活、对人生的思索与态度。     

周代“雅言”——《关中方言古词论编》节选

关中语言是汉语中一支很古老的方言。周代“雅言”即镐京话，是有典籍可考的第一个汉族通语，是关中方言的源头。     

词论的聚焦与突破——关于明清以来以“豪放”、“婉约”论词问题的回顾与反思

“豪放”、“婉约”是今天用以研究宋词的两个最广泛概念,它们是明代学人建立起来的。它们只是一对包蕴丰富内涵的历史范畴,当代学人在使用时有二个误区:第一,将其看成是宋词本身固有的;第二,将其理解成宋词发展史上相反相对的。其实在清代的中后期,由于新的历史背景,清儒经常从探讨宋词所包含的性情入手,已经表现出对以豪放、婉约论词的超越。     

论清代黔东南苗寨的纠纷解决 ——以文斗苗寨词状为对象的研究

清代黔东南因为林木买卖的繁荣,经济不断发展,民间的纠纷增多,衍生了黔东南独特的纠纷解决过程.以文斗的词状文书为对象的研究显示了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有不同的解纷方式,即神明裁判,官府审理,第三方主持下的调解.在纠纷的解决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态度.官府一般将自己摆在一个第三者的地位,不主动插手民间的纠纷,不告不理,且在解决诉讼到官府的纠纷时也依契约与情理结案.民众一般采用调解解决纠纷,即使诉讼到官府也是为调解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筹码.第三方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文斗乡间社会的和谐.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清代黔东南纠纷解决的真实图景.     

“抱布贸丝”等训释三则——兼论搞好训诂应把握的三种新方法

本文通过"抱布贸丝"、無通亡、生杖等词语的考释,提出训诂要重视当代考古学的成就,要关心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在探索中古汉语双音口语词的合成词词素意义时要和词的意义演变结合起来。所有这些为当代训诂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补充建议。     

以“气”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理论内涵

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理论内涵,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以＂气＂论文相契合。＂气＂既增加了＂以文为词＂的外在张力,亦是＂以文为词＂的精神内核,同时,它也是作者本人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气＂既扩展了＂以文为词＂的外延,又是＂以文为词＂的核心,它使稼轩词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刚柔相济的“花间别调”——论《花间集》中的边塞词

针对人们对《花间集》中的“花间别调”认识不足的问题,探讨了“花间别调”之一——边塞词在内容、形式与表达技巧、感情格调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有利于打破《花间集》诸如“郑卫之声”、“不过行奁组织之辞”等片面评价,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花间集》特别是＂花间别调＂。     

论孟子以心证性的修养方法——兼解“养浩然之气”

在孟子的思想系统中 ,人皆有仁义之性 ,又有心官之思 ,这是人之“可以为善”的内在根据和逻辑前提。极尽心官的作用 ,是人的仁义之性得以充分实现、使其成为体现在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的真实存在的关键。但心官之思是一个指向特定目标的过程 ,它由“尽心”而“知性”(知天 ) ,由“存心”而“养性”(事天 ) ,一步步把人生境界推向高点。孟子所描述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对这个过程的个案说明 ,在很大程度上有个人体验的性质 ,但孟子归纳、提炼了其中若干有普遍意义的环节     

运用文献资料开展苏轼相关研究个案分析——以“清代‘豪放’、‘婉约’词论研究”为例

词的"豪放"、"婉约"问题从宋代始即争论不休,延续至今。但此命题喧闹的外表下,是全面文献搜集和系统梳理归纳的缺乏。清代是词学发展的鼎盛期,表现在词的大量创作、词学流派的纷纭多样、词学理论的繁荣等许多方面,把"豪放"、"婉约"词论放到清代词学背景下去探索、归纳有其必要性。笔者以相关资料搜集整理为线索,并进行归纳整理,力图呈现此命题研究脉络,为词学研究提供个案。     

也谈“将文人趣味打并入艳情”——以文人词为视角看少游词的价值

历代以来,学人从情的角度、从词的特性角度所揭示的少游"以心为词"、"雅淡趣幽"等也的确抓住了其为词的要害,但有失笼统.自明代张南湖以来,关于少游词的评品又陷入了豪放、婉约之争的窠臼.历代关于少游批评的根本失误在于没有特别顾及元祐那个极具文化意蕴的时代大背景.从文人词视角论证,少游的魅力在于和柳永相比,他能直达情感、生命的极处,他也因此成为元祐文士代表之一;和苏轼相比,他又能将文人趣味落实到人情的日常,实现元祐文士高雅情致与平常日用在词中的完美结合.他的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是文人词的代表,这是他的词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