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家徐燧生平及创作新考

吴江徐燧是清代乾嘉时期较为重要的戏曲家,以创作《写心杂剧》和《镜光缘》传奇而著名,然而对于其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的实证研究仍有许多薄弱之处.本文针对前人成果之不足,借助方志、别集、戏曲作品、郡邑总集等文献资料,对徐燧的籍贯、生平、交游、心态均有新的揭示,并钩稽出其诗歌、道情作品多篇,对其戏曲创作过程和版本的认识也更为细致、准确.     

戏曲家徐爔生平及创作新考

吴江徐爔是清代乾嘉时期较为重要的戏曲家,以创作《写心杂剧》和《镜光缘》传奇而著名,然而对于其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的实证研究仍有许多薄弱之处。本文针对前人成果之不足,借助方志、别集、戏曲作品、郡邑总集等文献资料,对徐爔的籍贯、生平、交游、心态均有新的揭示,并钩稽出其诗歌、道情作品多篇,对其戏曲创作过程和版本的认识也更为细致、准确。     

皖北旧方志中明清女性文学史料探析

皖北旧方志中保留了明清时期该地女性文学创作的史料,虽少而零散,却蕴含有丰富的性别/文化信息,部分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皖北女性的文学生活状况,得以在旧方志连篇累牍的节烈记录中,展示入史女性的另一种面貌.明清皖北女性的经历与创作,体现了中国更广大的内地女性之生存状况,成为全面了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态势的重要资料.     

从女性墓碑文看晚明节烈妇的表彰

晚明女性墓碑文中存在大量关于烈女节妇的记载，这些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其时社会各阶层对于节烈事迹的表彰事宜颇有参考意义，应得到重视。本文具体论述晚明从朝廷到地方以至于士大夫阶层对节烈事迹的表彰。我们将看到晚明的节烈观念怎样通过国家机器运作以及民间权威的活动而被强调和宣扬，并进而成为女性最高道德规范。     

略论清代皖志的发展——以明清皖志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重要方法。以明清皖志比较为例,分析了清代皖志的地位、特点。清代皖志是在明代方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沿袭明代方志内容、体例、体裁较多,但也有较大发展变化,内容更为丰富,体例更加完善,为后世方志的编修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颂扬与抵抗之间——论老舍、丁玲抗战时期的"节烈"叙事

鼓吹节烈与批判节烈两种原本相互对立的话语在抗战时期重新激活、交错出现,并共同以民族救亡为旨,这一看似合理而又矛盾的现象值得深思.老舍信仰"国家至上",创作了颂扬女性殉国的节烈剧本,丁玲则承接"五四"的批判精神,在小说中表达了鲜明的反节烈立场.两位作家都遭遇了现代性的困惑,老舍的救亡热情难以协调节烈书写,丁玲的启蒙理想也难以抵御道德偏见.在颂扬与抵抗之间,映射出传统节烈观的现代变奏以及启蒙与救亡话语在现代中国复杂的发展变化态势.     

论清代安徽方志的编纂体例

清代是安徽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方志的编纂体例更加成熟，纂修者博采众长，取法诸体，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等诸多体例，或是创造新的体例，以记载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现象与现实情况，保存了丰富而系统的历史资料。从清代安徽修志实践中编纂体例的实际运用情况进行考察，纲目体最为流行，这反映了安徽方志体例发展的总体趋向。     

"方志"观的历史演变——兼论方志的学科属性

方志的学科属性是方志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人们着眼于方志的某些局部特征,或以方志归属历史,或以方志归属地理,实际上忽视了方志的本质特征,即方志本身的学术追求.自方志产生之日起,方志本身就存在一个跨学科的、全面反映地方情况的学术追求.宋以后方志为"一方全史"的提出,并非是志书变成了史书,而是方志追求内容完备化的必需手段.章学诚与戴震的争论,长期被人们用作清代方志史地之争的依据.实际上清代并没有一个与历史派对立的地理派.民国时期,学者们努力用现代学科观念来判定和改造方志,但无论是历史说还是地理说都有其局限.在各学科强调跨学科研究的今天,方志与各学科的联系更加密切.但方志所追求的多学科综合,全面记述地情的学术追求恰恰又是方志区别于它学科而独具的特征.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     

东坡词的艳情本事

许多有关苏轼词创作缘起的记载,均与艳情相关.如果细加考证,就会发现这些记载多属虚诞不实之词.本文认为,苏轼词艳情本事的大量流传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苏轼词的创作大大拓展了传统词体的疆域,而当时许多人的词体观念则相对滞后;二是当时大量读者、听众的非审美性的接受动机,也造成了对苏轼词的曲解与误读.     

论薛家将故事的演化与繁荣

在说唐说宋的古代英雄家族故事中，薛家将的故事颇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是我国传统小说戏曲中四大家将故事之一。与杨家将故事一样，它经历了一个从史实到文学的演化过程。在我国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创作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民间文艺与文人创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元明时期的薛仁贵故事已逐步摆脱了史实的束缚，为清代薛家将故事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清代通俗文学领域，不但出现了许多薛家将小说，而且出现了大量的与之有关的戏曲、曲艺等文艺作品，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上可谓是别开生面。     

明清戏曲美学论纲

明清戏曲美学理论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戏剧理论史上具有先进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明代戏曲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教化说”的完善与背离之争,丰富和提高了戏曲创作论;二是以汤显祖、沈王景和王骥德《曲律》为代表的对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精细研究。清代戏曲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等为代表的戏曲美学的理论化、体系化;以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点为代表的对戏曲美学的核心问题———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入探讨。明清戏曲美学理论可分为三部分：戏曲创作论、戏曲表演论、批评鉴赏论     

《红楼梦传奇》在红楼戏曲改编与传播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针对戏曲在《红楼梦》由小说文本,向一种社会性文化现象的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清代道光年间泰州人仲振奎创作的《红楼梦传奇》,以及由之引发的其他清代红楼戏曲最终能够蔚为大观的现象进行了论述。进而全面阐述了仲振奎《红楼梦传奇》在红楼戏曲改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说明其在《红楼梦》改编与传播史上的地位显著,影响深远。     

从史传到文学——试论元明时期薛家将故事的演化

薛家将故事是我国传统小说戏曲中四大家将故事之一.与杨家将故事一样,它经历了一个从史实到文学的演化过程.通过探讨元明时期的小说、戏曲、曲艺中薛家将故事的演化,发现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以自已的观念对其进行改编和再创作,为清代薛家将故事的大繁荣做了准备与铺垫.     

明代戏曲评点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初年的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是戏曲评点的高峰 ,但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戏曲评点已经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 ,它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 :思想家李卓吾开启戏曲评点风气的奠定阶段 ,文人竞相参与的拓展阶段 ,创作、评点合一的深化阶段。清代初年金圣叹的评点《西厢记》正是明代戏曲评点的逻辑发展     

王船山《莲峰志》与地方志

方志是一门学问,它和我国史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方志起源于商、周;发展于汉、魏、六朝、隋、唐;定型于宋、明;鼎盛于清代。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编辑《中国地方志统计表》。他在该表序中说:“宋、元、明、清、民国五代之方志,总四千九百一十二种,八万二千四百一十四卷。”“有清一代集其大成,见有志凡四千三百零三种,占全数五分之四。”清代方志,盛于康熙,是和康熙之治与康熙皇帝大力提倡分不开的。从而使方志体现了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特点。王船山(公元1619—1692年)编撰的《莲峰志》,是清初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地方志。     

明代戏曲题材论新探

明代是我国戏曲理论繁荣发展的时期，论著极其丰富。其中，明代戏曲题材理论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但总结了宋元两代戏曲创作题材所取得的成就，对明清两代戏曲创作题材以及清代以来题材理论的发展，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今天戏剧、曲艺的题材理论与创作题材仍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题材是作家从广阔的现实生活中选择出来作为他所要描写的具体生活现象。描写什么样的对象、用什么作创作题材，对一部戏曲作品的创作来说，是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吕天成《曲品》记录了孙铲（月峰）对题材的重视。“我舅祖司…     

杨万里梅州诗歌考论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任职广东期间,在梅州写下了2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不仅记载了宋代粤东山区的人文和古生态景观,而且也使其诗风产生了变化;这对于研究宋代粤东历史和杨万里的创作历程,对于订正和填补梅州方志,都有重要意义。     

汤显祖与明代复古派文学思潮

汤显祖登上文坛之际正是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兴盛的时期,他与复古派的王世贞兄弟的矛盾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故意夸大。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其诗、文与戏曲理论差别较大。在戏曲理论与创作方面提出尊情观,对公安派有明显的影响;可诗学理论则受李、何格调派影响比较明显,与王世贞兄弟分歧甚小。汤显祖整体文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调和性。     

清代中晚期《桃花扇》演唱与接受刍议

《桃花扇》问世不久,即得到频繁搬演,孔尚任就曾多次在多地观赏自己的这部作品的演出。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桃花扇》流传和上演的地域更加广泛,但演出次数减少,有记载的演出仍多为全本搬演,但已有折子戏的上演。道光朝至19世纪末,有记载的《桃花扇》的演出绝大多数都是折子戏或清唱。《桃花扇》清代演出的流变,与传奇戏曲在清代的演出形态的流变、昆腔与地方戏的"花雅"之争的动态发展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