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与“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为一动名词组,是一种以记载描述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而后者则属于小说题材类型之一种,是小说发展演进中一种较为规范和定型化的创作模式,故后人又称其为"志怪模式"。从其产生和发展看,由"志怪"到"志怪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其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看,"志怪小说"基本上是"志怪"这一创作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这使得"志怪小说"更接近于后世小说的概念。     

志怪小说概念的发生

"志怪"与"小说"两词在《庄子》中各处不同语境,含义及用意皆有差异:"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为论据;"小说"处于比较语境,成为贬义。它们在汉代之后先后变成目录学领域的类别概念,小说属子部,志怪先附史部后又退至子部。由于两类作品都存在虚构性,后代史家据此便将它们归为一类,从而生成新的类别概念:志怪小说。     

略论六朝志怪小说向唐传奇的演变

六朝志怪虽不脱"丛残小语",但在叙事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穷怪录》是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选本,其晚期优秀之作已呈现出向唐传奇过渡的明显迹象。在初唐到盛唐的百余年间,唐传奇从初创到成熟,并作为一种正式文体卓然确立,从而开启了我国古代小说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庄子》“志怪”“小说”用意探微

志怪小说在现代是指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可在《庄子》中,"志怪"与"小说"并不相关,它们在各自语境中有各自的用意。"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意在于求真;"小说"处于比较语境,用意在于凸现"道"境界的高低差异,同时在诸子争鸣中轻贬异说,突出庄学。后人往往在"志怪"与"小说"的虚构共性上曲解其原意,混用"志怪""小说"两个词,最终使之融合成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志怪小说。     

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

汉唐时期,作为历史叙述的"五行志"与神异虚诞的志怪小说在思想、内容、风格方面存在交集:阴阳五行学说、鬼神观念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共同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志怪小说的作者常从五行志中寻找创作灵感,或摘抄感兴趣的内容;史官在修撰五行志时,也从志怪小说中择取材料.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在文体功能与创作目的上的差异,使二者存在分化;五行志重推占,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神鬼异常之事进行理论解释,推验祸福,指导国是.因此,五行志的叙事尽量淡化故事情节,重在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志怪小说对故事始末刻画得细致委婉,情节比较复杂,在叙述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及人类普遍的情感.     

唐代小说类型考论

从小说叙事性的角度对前唐及唐代小说观念所作的历时考察表明,自汉至唐,各种小说类型的兴起与不同时代学术主流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唐人对不同小说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唐“小说”源出魏晋六朝的“志人”而增加了叙事因素,但与杂史有别;唐“传奇”源出魏晋六朝的“志怪”并融合了史部杂传类的人物别传,而与唐“志怪”有别。三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却沿着各自的道路分镳并驰。故在小说研究中,对唐小说各种类型作出较为严格的区分,并以唐人的小说观念作为界定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这样做似更符合唐人小说的创作实际。     

《荡寇志》主题“救世”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荡寇志》"反动说"几成定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开始摆脱阶级论的政治思维,《荡寇志》的人物、叙事艺术、认识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人们对作品的主旨却往往避而不谈。立足于文本,联系作品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身份来考察,可以发现,《荡寇志》与其他水浒小说一样,都是古代士人救世情结的流露,《荡寇志》以救世为宗旨。     

论经传神学对六朝志怪的影响

神秘主义是儒家建立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汉代经传中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六朝志怪提供了知识来源与价值支撑。通过梳理政治神学这条线索,可以看到汉代经传赋予古代"志怪"的叙事逻辑和政治价值。经学对六朝志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志怪袭用经传神学的故事和阐释灾异的路径;经传神学赋予"灾""异"重要的认识价值;经传神学塑造了古代小说道德劝善与"怪力乱神"的叙事模式。儒家的政治神学赋予各类怪异以政治和学术的价值,形成了志怪小说"称述异事""殊怪必举"的特点。后世学者如洪迈、纪昀等热衷于志怪小说,应在经史之学的知识传统中予以理解和阐释。     

论《聊斋志异》对志怪小说儿童文学题材的发展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志怪小说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中有不少篇目以其生动的趣味性深受儿童读者的喜爱,可视为儿童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对传统的志怪小说中儿童文学题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主要表现在题材内容更丰富全面,现实主义精神更强烈,幻想色彩更大胆有趣,而精神境界也更高等方面。     

魏晋"志怪"的社会新闻文体论证

魏晋"志怪"这一文体一直被划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领域,其历史原因是概念内涵上的模糊、对志怪文体错误的定位。实际上"志怪"的内容是中国早期的社会新闻,它在内容上属于"实录"性质,不是虚构,因此不属于小说;"志怪"在采辑过程中很讲究时新性和知新性,文字多重奇闻怪谈,因而也有别于史传文字。     

《幽明录》的志怪体式及其文学价值

刘义庆编撰的《幽明录》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幽明录》内容丰富,兼备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和谈佛论道体等志怪体式,并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其中很多作品透露出了“有意为小说”的信息,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明代志怪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德观念

通过对明代志怪小说中以鬼为中心的女性形象分析,发现志怪作者秉持着儒家教化观,在女性形象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浓重的女德观念,其具体表现为生育与持家;加之它又是建立在明代士人的修齐治平理想之上,所以明代志怪女性形象承载的是男性作者的女德观念。同时又与男性的内在欲望结合,成为了男性单纯的性幻想工具。女鬼形象由道德的木偶变为人性的反映,从而扩充了明代志怪女性形象的内涵。     

“异—常”相对结构:《阅微草堂笔记》等清代志怪小说的叙事方式

"志怪"作为中国特有的小说文体,其叙事有独特的深层结构和方式。其中,"异—常"相对结构,是历代志怪作者普遍选用的阐释方式。这种叙事表达,同时也体现出志怪小说与史书共生的特点。"异"和"常"分别代表不可知、不稳定的事物和人们一般的认知经验。怪异的发生,表明常态的人间秩序被打破。清代志怪作者强化了这一结构,常在故事中将二者对举,但他们叙事的目的是使"异""常"达到一种平衡,以符合人们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期待。叙述者一般通过"导异为常"和"化异为常"两种形式,对怪异之事进行解释,或者利用道术将其化解。对《阅微草堂笔记》等清代志怪小说叙事方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志怪叙述者所持有的共通的知识结构和社会伦理观。     

志怪小说与诗赋

志怪小说与诗赋的关系,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诠释,一是诗歌与志怪小说在素材使用上的共同性,比如说神话传说、释道仙灵既可为成为诗歌创作的素材,同时又是志怪小说表现的主要内容。二是志怪小说中诗歌的穿插与使用,这样不仅使得志怪小说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也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志怪小说与诗赋的结合,反映了不同文学体式间彼此借鉴利用的情况,为我们全面认识志怪小说的发展演化提供了依据。     

佛教传入后志怪叙事性格的变化

随着佛教的传入与迅速发展,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经历了一场潜移默化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形式上,从"史学"的一部分发展为注重故事性、趣味性的"文学";内容上,从对自然世界的关心转变为对人性的关心;结构上,从单线直叙完善为人物复杂,因果错综,情节曲折的志怪文学.这种变化兴盛于佛教在中国迅速扩大的晋唐之间,形成了不同于初期志怪的佛教类志怪,并推进了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     

论唐代文言小说分类

长期以来 ,文言小说的分类法和类名一直较为混乱。在尊重古人小说观念、小说分类法及类名的基础上 ,唐代文言小说可以先分为志怪、轶事二类 ,再作第二层细分 :志怪分为杂记、杂史杂传、地理博物三类 ;轶事分为逸事、琐言、辨订、箴规四类。在文言小说分类实践中 ,要摒弃一些不准确的分类法和类名 ,逐步建立文言小说的分类体系     

略论两汉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

两汉的杂文杂传体志怪小说多假史实生发,内容驳杂,光怪陆离。既受先秦史传文学和汉代《史记》、《汉书》的影响,又受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以及学道求仙之风的熏染。较之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人物写得比较细致,思想也更具进步性,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战国小说说略

战国小说的单篇之作可分为志怪和杂史两类,《墓主记》《王会》等属志怪小说,《高唐赋》《神女赋》可视为赋体志怪;杂史小说有《太子晋》《说剑》等。战国小说的丛集之作有志怪、杂史及轶事三类,其志怪作品又可再分为地理博物和卜筮占梦两类,各以《山海经》《汲冢琐语》为代表;《晏子春秋》《穆天予传》属杂史小说,《韩非子·说林》可归属于轶事小说。战国小说呈现与子史“互体”的自在状态,标志着中国小说史的开端。     

莫言小说中的志怪传奇

莫言小说具有拟志怪的特点,着意于奇人、异事、异物的书写,并在小说中大量穿插鬼怪故事。这些创作连同讲述的方式都具有齐地民间文化和莫言童年生活的面影,是对民间生活的鲜活演绎,既魔幻,又现实,也是对文学传统的自觉回应,由此形成虚实相融、奇诡怪诞的审美风格。同时,讲奇语怪更体现出莫言对小说趣味的自觉追求和对神秘文化的迷恋,在趣味中包含着对历史、社会、人性反思与批判的伦理维度。     

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主体审美意识

志怪小说是魏晋小说的主流形态,它的基本表述手法是记录、写实,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表现出明显的不自觉性。但这不等于说志怪小说中没有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透过小说的具体内容,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深深潜藏在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就是饱含着魏晋时代气息的情感与愿望,具体表现为对自在自为的生存状态的向往、对长生的希冀以及对大千世界的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