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中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主要以父亲特质或者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地位组合来代表家庭背景,母亲的影响却没有真正被重视过。母亲在子代教育和地位获得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基于地位获取模型,将家庭背景中母亲的影响因素单独提出来以检验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采用CGSS2010数据,通过建立三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越高,其子代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相应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要高于父亲的影响,对子代收入获得的影响与父亲的持平;母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父亲的影响。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教育等其他变量后,认知能力中,数学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非认知能力中,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能显著提升个体的职业地位。此外,在决定劳动者职业地位的作用上,非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具有独立性,但认知能力所起到的作用略高于非认知能力。以上研究结论为促进劳动者职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的文化再生产与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自布劳-邓肯模型建立以后,教育一直被当做获取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变量.文章采用2011年CSS的相关调查数据,着重讨论了教育对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作用力大小.通过考察教育对人们经济地位、职业地位和城乡地位的影响,发现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收入无太大的相关性,决定个人经济地位的首要因素还是勤奋与个人的努力状况;与职业地位密切相关的中高级别技术工作却与教育密切相关,只有接受了较高层次的教育,从事技术性工作的概率才会高一些;从城乡角度来看,国家较为公平的高考制度使更多的农村学生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考上大学从而流向城市.在目前我国社会阶层还未固化的前提下,教育仍然是个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     

社会经济地位与老人身体功能健康的关系——以锻炼和医保为中介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根本要素之一，行为论和环境论对影响机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文章采用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和KHB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国老人身体功能健康的影响，并以个体行为方面的锻炼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医疗费支付方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影响发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维度对老人身体功能健康的影响具有不同方向，教育和经济状况与老人身体功能健康显著正相关，但只有富裕老人与贫困老人身体功能健康的显著性差异，部分是通过锻炼这一中介因素实现的。锻炼和医疗费支付方这两个中介变量部分抵消了职业和居住地对老人身体功能健康差异的直接影响，发挥了压抑效应，且锻炼比医疗费支付方的贡献大。文章表明，在社会经济地位对老人身体功能健康的影响机制上，行为论和环境论都有一些解释力，但个体因素的锻炼比环境因素的医保制度中介作用大。      

性别差异:地位获得中的非制度机制

利用来源于干部职业群体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不同性别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及其使用进行研究和比较.结果表明,在干部职业群体中,两性的社会网络资源并无本质差异,但职业地位的获得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了社会网络资源;不同性别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别,其中社会网络因素对于男性干部职位升迁发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女性干部的职位升迁无明显作用.     

职业地位取得的社会性别差异

本文从描述被调查夫妇之间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出发，分别勾画出他们的地位实现模型。首先验证了不论性别，教育地位都是决定职业地位实现的首要变量；但也正是在教育地位的实现和向上流动(再求学)中，伴随婚姻生育等生命事件的发生，无形的结构性制度因素(意识形态层面的性别制度、性别规范和性别文化)正如后现代主义试图解构的那样依然支配着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使扮演双重角色的妻子或无意识地或有意识地遭遇了丈夫不为之所累的两难困境，并最终阻碍了女性的教育地位、既而是职业地位的实现。本文最后提出了三点建议和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女私营企业家地位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女私营企业家的地位认知(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本文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对女私营企业家的经济地位有显著性影响,但对她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显著性影响;个人收入对女私营企业家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显著作用,但对女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没有影响。在综合模型中,文化程度对女私营企业家的地位评价(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显著性影响;个人年薪和企业地位是决定女私营企业家综合地位评价的基本变量。总之,女私营企业家的地位认知与她们的教育程度不相关,但与她们的先附性因素(如家庭出身、丈夫职业等)和企业经营绩效相关。     

新中国女性职业地位变迁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

使用2008年CGSS调查数据,通过对"职业获得模型"的改进分析了新中国女性职业地位的变化。依据生命历程理论中"时间"的三个维度,发现在"历史时间"的影响下女性职业地位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并在"社会时间"作用下出现分化。职业发展历程具有浓厚的"社会性色彩",从另一个视角诠释了人口转变理论,将其引向深入。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变迁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是反映社会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采用CSS2019调查数据,分析男性和女性在教育地位获得、经济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性别差异,并与之前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2001年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同样受到社会制度、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竞争上越来越多地拥有同等的机会,与男性共同竞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

对2008年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以父母亲为表征的家庭背景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获得,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初次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和现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这预示着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高;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低。由此可见,1999年之后高等教育的扩张,给社会上层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社会下层的收益,使中国社会增加了封闭性特征而非开放性特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平性,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     

母亲职业地位与子女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平等有长期影响。通过使用CGSS 2015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并辅以工具变量,重点探讨母亲职业地位对其子女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发现母亲职业地位正向影响子女教育获得而且性别差异缩小,这种影响独立于家庭中父亲职业地位。重新对样本进行筛选并变换子代教育水平测度方式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母亲职业地位对教育性别差异的改善仅存在于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等级较高的家庭组别,在较低的家庭组别未见显著性影响。家庭背景中母亲职业发展因素对教育再生产以及女性教育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子代教育优势累积以及减轻子代教育性别不平等。     

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健康的风险影响

选取城镇女性劳动力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检验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风险的关系,研究对建立女性群体的健康风险防范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表明:(1)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健康风险呈正向相关,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健康风险下降;(2)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通过中间变量生活方式影响女性健康;(3)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度量指标中,教育程度与职业对女性健康风险的影响较显著,收入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山东省城镇劳动者经济地位的获得路径与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经济地位研究关注社会资源占有和收益的性别差异,注重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所依赖的不同资源。按照是否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高教育劳动群体和低教育劳动群体,由分析两类群体人员经济地位获得的不同路径——对高教育群体经济地位提升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人力资本”,对低教育群体经济地位提升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其在单位中所处的“结构”,进而进一步探究不同劳动力市场所需资源的性别差异更有意义。研究发现,低教育群体显著的性别差异来自于女性群体受到更多的结构性限制——管理职务对女性的排斥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大龄女性的歧视;高教育群体趋向于性别平等,原因在于影响该群体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教育、年资和培训经历趋向于收益率的性别平等化。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分析——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

文章使用CLDS 2014年截面数据,选取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因素和控制变量共五类16个变量作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潜在影响因素,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识别并分析各变量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参与会显著提升个人社会地位认同感。这说明人们在自评社会地位时,虽然参照了身边的社会环境,但更多地是参照自身的主、客观因素。此外,文章在识别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采用模型变换的方式,深入分析了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先赋优势会通过提升子代的收入、教育和户籍等因素来提升子代的主观社会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身心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改善幅度更大,但对其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逐渐减小;农民工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职业角色不同,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不同。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身心健康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促进农民工参加学习教育以提高农民工认知、获取和运用健康知识的能力,提高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以增强农民工的健康投入能力,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以增强农民工对职业角色的适应性等对策,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水平。     

内部控制、市场地位与公司绩效——以中国交通运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交通运输业关系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为完善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管理制度,充分利用企业的市场地位,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角度同时促进企业有序发展,选取2008～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交通运输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内部控制、市场地位和公司绩效一并纳入一个理论框架之中,然后按照中介效应检验的步骤进行实证检验;以内部控制为落脚点,分别研究其对市场地位和公司绩效的影响,同时将市场地位作为中介变量,分析其在内部控制影响公司绩效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认为,就中国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来说,公司绩效与内部控制呈正相关关系,市场地位与内部控制呈正相关关系,公司绩效与市场地位呈正相关关系;市场地位在通过内部控制影响公司绩效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内部控制通过部分影响公司的市场地位,进而影响公司绩效。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班级变量对学生抑郁影响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是时代发展对教育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目标之一。本研究抽取29个教学班级,29名班主任,989名学生,采用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SES）、教师支持量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为研究工具,主要考察学生变量、教师变量和班级变量在个体水平和班级水平上对抑郁的影响,发现在班级水平上,班级的平均感知教师支持对中学生的抑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班级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围观就是力量吗?——影响政治参与有力感的因素分析

互联网风起云涌,流行口号"围观就是力量"经得起学术研究的检验吗?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对政治参与感有什么样的影响?利用CGSS2010的数据进行分析,显示网络变量对政治参与有力感的影响在没有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是显著的。逐步加入其他变量后,模型显示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教育程度、是否党员、是否体制内单位、是否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等,是政治参与有力感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一些问题,如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社会信任的城乡差距、政治参与感的动态变化等,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关系的元分析

众多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已有研究结论存在分歧。采用元分析的方法,筛选出发表2002-2022 的 8篇实证研究进效应统计效应验结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标及其各单项指标与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均显著相关。学段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与小学阶段相比,学前阶段儿童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人与儿童汉语阅读能力的相关关系更强;汉语阅读能力测量类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汉语阅读能力测量类型不同,父母职业和家庭收人与儿童汉语阅读能力的相关关系存在差异。上述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关系密切,同时还应考量儿童学段和汉语阅读能力测量类型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