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政策“空转”及其矫正 ——基于模糊—冲突的分析框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近些年，国家陆续出台若干政策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相关政策文件逐渐形成一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制度支撑，但农村环境 政策受到政策文本模糊与地方政府执行冲突的影响，在实际中遭遇文件性、文字性、不作为、无效率等形式的“政策空转”困境。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受到政策目标与责任分工模糊的影响，执行动力有强有弱，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职能设置、政策工具的冲突影响下，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效有大有小。执行动力与利益协调的结果影响执行客体的配合情况，产生农村环境政策执行不同的作用反馈机制。相对良好的反馈机制是强执行动力与协调顺畅的执行过程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政策得以有效落实的检验标准，而执行动力不足与执行过程协调困难则导致了农村环境政策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空转”的状态。     

德尔菲神谕：模糊性、制度和多源流

“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广泛应用的工具，缺乏制度因素的考量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将制度因素融入多源流框架是十分有必要的。制度通过倡导价值等方式促进或限制决策，而模糊性引起制度理解上的多样化，模糊性程度和政策执行内容的双重作用又形塑政策变迁的方式。同时，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对政策执行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由于个人特质和操作技术方面存在差异，制度和行动者策略会影响到决策者的注意力、方案选择乃至政策产出。尽管制度变量没有改变多源流理论的内在逻辑，但是制度因素对多源流理论产生的影响是未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方向。     

高职院校学制改革政策执行分析

目前,正在试行的高职院校学制“三改二”的政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其关注的程度异乎寻常,观点不尽相同,各执一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制定这一政策的目标,文章阐述了该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其执行要素,并从政策问题的特点、政策本身及其以外的条件等方面对影响该政策执行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的精确性、政策执行者的培训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等方面对该政策的执行提出了建议。     

政策执行研究的范式转变

以往对政策周期过程的研究视角多数集中于政策制定与政策评估等环节,政策执行成为一个“遗漏的环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政府实施的政策中大部分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使得人们对政策研究的视角逐渐由政策制定转向了政策执行,提出了许多有关政策执行的理论和模型.政策执行研究的范式,经历了由“以政策为中心的途径”或“政策制定者透视”的“自上而下”范式向“关注影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的“自下而上”范式,再向“试图建立一个集前两者优点于一身的整合性概念框架,并对执行进行动态探讨”的“整合—系络”范式的转变.     

政策评估能力评价的模型构建

一、引言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执行了一段时间后都应当、也能够成为政策评估的客体。因此，我国的政策评估理论普遍没有将确定“可评估性”或“评估能力评价”（evaluability assessment）作为评估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纳入研究的视野，政策评估的客体似乎只是公共政策的投入、效率、效益和效应等。     

中间层级政府“放管服”改革政策执行的效能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中间层级政府、政策执行效率差异大，政策执行的可执行度相对较差，政策的机械式传导与非合理性安排等现象广泛存在。文章运用范·米特和范·霍恩创立的政策执行模型，分析了目前中间层级政府政策运行中面临的分析效能障碍、运行能力障碍、政治支持障碍和政策环境障碍。认为改革要重视中间层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效能建设，通过切实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解决中间层级政府政策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政策执行过程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指出社会建构论为政策执行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认为社会建构论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与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张行动与规则之间的构造关系；在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中引入社会建构论，通过展现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行动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及其他们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揭示现实的政策执行过程，而且有助于重新认识政策文本与政策行动、政策执行与制定的关系。     

沟通式动员：县域上下级政府间政策协商机制及其功能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客观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和体制失衡等现实困境,然而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上级“层层加码”的空间也是下级“讨价还价”的空间,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构建了“外部压力—内在共识”的分析框架,以C县公共政策执行为例,剖析了县域上下级政府部门在谈判过程中的沟通机制,探讨了上下级协同治理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客观性归因、组织化协调、制度性反馈、差异化激励等沟通式动员,在上下级之间构建了层级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执行共识,由此形成了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非问责体制有限动员和地方执行自主性空间三种政策动员效果。沟通式动员,作为多层级单一制政府体制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实施路径,实现了政府体制的自我调适、增强了政府体制的制度韧性。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够牢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必须选择克服这些障碍的合适路径: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面临的问题之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但是在贯彻这项刑事政策的过程中，还面临著很多问题。重刑主义的司法理念阻碍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行；贯彻宽严相济政策与实现刑罚预防功能之间存在“两难”境地：立法不明确，缺乏统一的“宽”“严”标准，宽严相济操作困难；非监禁刑执行体制不完备，宽严相济难落实。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修改法律、制定量刑基准、加强教育、侧重预防和完善非监禁刑执行机削是必要的。     

土地制度形成中的农户作用—— 一个村庄调地过程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调地过程的微观描述,分析了中央出台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如何从一项“被制定的政策”,进入执行状态,成为“被执行的政策”,并发生变通的。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乡村干部、农民通过自己的理解和能动行为,使中央政策发生了“情境化偏离”,成为更接近乡村实际的“土政策”,理解并尊重农民对土地制度形成的能动作用的意义在于,我们出台政策应更多地考虑农民的需要,以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将好事办办好     

地方政府如何提高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执行成效？——基于政策执行系统理论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因政策差异而呈现出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分析典型政策的执行过程,总结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对于深刻认识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改进政策执行过程、增强政策执行效果具有积极意义。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是当前中国各地正在推行的典型政策,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借鉴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分析发现：政策执行资源、机构特性、系统环境以及政策执行者的价值偏好等因素,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执行成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自主性政策执行、曲解性政策执行以及象征性政策执行现象,导致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突出。据此,提出了矫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增强政策执行效果的政策建议。     

“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基于H省B县的实践考察

在“县管校聘”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所遵循的实践逻辑直接影响着政策效果,揭示这种实践逻辑对于进一步有效推进“县管校聘”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引价值。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段与主体利益四个维度对H省试点县B县的实践考察发现,“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主要有在稳定中求发展,分步分层实现政策目标的目标生成逻辑;完善相关政策内容,协同推进政策执行的政策协同逻辑;加强组织建设与学习宣传,使不同主体达成共识的共同体逻辑;注重竞聘弹性和过程公正,维护不同教师群体利益的利益协调逻辑。     

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罚执行

刑事政策与刑罚执行具有密切联系，刑事政策指导刑罚执行，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重要的实践路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基本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中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有利于我们转变刑罚执行方式、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有利于纠正我国当前刑罚执行领域存在的各种弊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好”政策何以带来“好”服务?——基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策的量化评估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策实施已满10年,对其进行系统检视的关键在于回答“好”政策何以带来“好”服务。一个创新性的评估路径是引入PMC指数模型对样本政策进行质量评估,并结合服务效果评估揭示政策与服务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发现,政策质量总体上达到了水平较高的“好”政策标准,无明显地域差异,但出现执行偏差,存在一定程度的逐级向下衰减问题。社会行政能力在“好”政策转化为“好”服务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催化作用,应将其作为重要政策工具和战略选择,在政策实施和评估研究中重视“过程-能力”视角。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过度偏离”现象探析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功能出现了障碍,尤其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政策执行活动不当甚至非法“偏离”政策目标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本文在假定我国政府的决策是合法正确的前提下,主要探讨当前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偏离”政策目标,进而导致不当甚至非法的政策执行现象,从公共政策的决策体系、执行主体、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县管校聘”政策的实施困境与破解策略

长期以来，我国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方面采取了城乡教师交流、城乡对口帮扶等相关政策与措施，“县管校聘”是新时代进一步破解区域优质教育均衡难题的重要探索。“县管校聘”政策实施以来，各省市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政策协调难度大、政策实施过程异化；学校执行走样、政策效果弱化；教师配合度不高、政策影响下降等。其原因主要有政府统筹不到位、学校权责不对等以及教师保障不充分等。推动“县管校聘”政策实施到位，要解决好公益与功利、放权与监管以及集体与个人三种核心关系，并通过强化政府统筹破解教师管理碎片化问题，通过科学设计强化政策实施协同性，通过强化监管以消除教师对评价的顾虑，通过系列配套措施与补偿手段增强政策执行动力，通过梯度推进降低改革难度，全方位提升“县管校聘”的实施水平。     

英国压力集团初探

压力集团是英国政治机构和政治决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人们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之一。压力集团试图影响政府制定执行政策，但不以取得政权为最终目的，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重要作用，因而被看作是英国的“第五种财产”和“政府的必需品”。它们是政府职能的重要延伸和补充；是社会各种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有效缓冲剂；也是维护和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有效手段。     

监督“虚脱”：妨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但在我国目前，执行系统的监督机制因体制的依附性而难以正常运转，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因其有“权”无力而无法完全履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因受行政干预而无法释放能量，社会监督因投诉不畅、缺乏保障而难以发挥作用，这些方面导致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虚脱”，应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由来与变迁

自中央政府文件《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发布以来,北京市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贯彻落实。然而,从北京市执行该文件的过程来看,“大学生村官”政策这一项内容相对执行得更为彻底,体现出了中央政策的地方选择性执行的特点。政策的地方选择性执行有其自身缘由和内在逻辑,是政策执行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辨证统一,也反映了政策执行的本土化自主创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