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诗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及理论推进

民国初期兴起的"歌谣运动"号召文人到民间乡野采集歌谣,称歌谣是"原始社会的诗""民众的艺术",掀起了"眼光向下的革命"。在东方民俗学研究以歌谣运动为先声,在西方口头诗学理论对困扰着无数古典学者的荷马问题做出了当代回答,在地球的两端几乎同一时间掀起了重视非精英文化、非主流文化的人文思潮。随着全球化的普及和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口头诗学理论与实践出现了"数字化转向""多媒体转向""非遗转向"三个转向,这三个方向将引领和推动口头传统未来发展的趋向。     

试论历史上的文人入蜀现象

历史上文人的大量入蜀,形成了"自古文人皆入蜀"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唐宋时期达到了高峰。文人入蜀主要有宦游、避难、贬谪、漫游等几种形式。历史上文人入蜀,尤其是唐宋时期大量文人入蜀,不仅对文人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转变,而且对四川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汉代幕府文人集团及其文学活动

汉代幕府制度的变化以及将军对文人的器重与赏识,使得幕府成为文人的一种重要入仕途径,于是幕府文人集团逐渐兴起。汉代著名的幕府文人集团有窦宪幕府文人集团、邓骘幕府文人集团、梁商幕府文人集团、梁冀幕府文人集团、何进幕府文人集团等。幕府文人在承担军府各类军政文书之余,还不时撰文作赋,为幕主唱赞歌,幕僚与幕主之间以及幕僚相互之间常有书信往来。汉代幕府文学奠定了幕府文学的基本模式,对后世幕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隐逸之趣与平淡之美——解析中国文人画家的审美取向

文人的价值观与审美取向对中国画风格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人深厚的学养与性情是文人绘画形成的起因,文人的处世哲学不同程度的作用于文人的绘画理论与实践;文人的归隐行为成为其绘画平淡阴柔风格产生的客观条件;文人绘画作品阴柔之美与传统“道”的理论中虚实、阴阳互动的客观原理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虚实互动的阴阳观直接影响了文人绘画的审美取向。     

刘基与婺州文人

朱元璋主要是依靠淮西武人和浙东文人平定天下 ,建立明王朝的。而浙东文人中尤以婺州文人和处州文人居多。刘基是处州文人中的杰出代表 ,他与婺州文人中的宋濂、王、苏伯衡、张孟兼等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本文试图将刘基与婺州文人的关系作一叙述 ,以期人们对刘基的交游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论避籍制度与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以贵州为考察中心

清代边省文学发展迅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与避籍制度有很大关系。避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迫使不愿外出就职的文人选择回避制度要求相对较弱的教职,为边省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说来,避籍制度对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江山之助不仅促进边省本地外出文人的创作,而且边省风景与风俗也激发了入边省文人的创作,丰富了边省文坛。二是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三是避籍增进了主流文坛对边省文学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边省文学的传播。避籍促进了文人的互动。     

论《琵琶记》创作的文化心理背景

高明受元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出于对文人生存命运和立身扬名的关切、对儒家文化经治病乱社会的眷恋、对宋元以来文人形象塑造的普遍不满、对民间戏曲创作的偏颇和缺憾的批评以及对历史文人在民间谬传的责备和同情,创作了为文人立心的<琵琶记>.     

中国文人艺术的审美取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文人是从事艺术活动的特殊主体 ,文人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本文通过对文人书画、文人诗、文人音乐等文人艺术样式的深入分析 ,归纳出了中国文人艺术与宗教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比较之下的一些独特而突出的形态特征 :布局上倾向于“疏简” ,色彩上倾向于“素淡” ,技法上倾向于“生拙” ,表现上倾向于“含蓄” ,趣味上倾向于“天然”。     

宋代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透视

洞霄宫是宋代杭州的著名道观,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数量颇丰。北宋时期,游宦东南地区的文人将洞霄宫与隐逸文化联系起来,将其作为停留休息之所。其中,苏轼对洞霄宫的歌咏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至南宋,重建后的洞霄宫成为了御前宫观和道教中心,文人游览题诗者骤增。洞霄宫道士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也是文人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宋代特有的宫观官制度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有提举洞霄宫的经历,这对其社会地位和受文人关注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宋代文人对谣谚的传播与批评

谣谚作为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其传承与繁荣却与文人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不仅积极参与日常传谣,而且将其融汇于文章诗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探讨.在中国古代谣谚从口耳相传到与文人创作融合进而出现学术批评的进程中,宋代文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代文人积极参与谣谚传播与批评,一方面使谣谚文化进一步繁荣,拓展谣谚内容并提升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对宋代文人的文风、旨趣发生深刻影响,对创作风格的整体趋俗发挥重要作用.谣谚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内在融合.     

燕雀相逢堪自得懒随黄鹄薄天飞--袁中道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文人生活方式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要尽力还原现实生活对作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对某种类型文人、作家的具体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研究,了解文学创作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生活中进行的.而对文人、作家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是这种研究的起点.本文就袁中道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探讨,期望对晚明文人生活有一个具体的认识.     

文人集团与赋体创作

两汉时期的文人集团以“梁园宾客”与“邺下文士”最为著名。这两个文人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中心对文人的吸引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中心的主人(梁孝王与曹氏父子,特别是曹丕)不但自身爱好文艺,而且能以较为平等的宾主关系与文人相处,为文人集团的活动提供了较为自由的艺术环境。这种文人集团对文学创作,特别是赋体创作有积极的影响:它保证了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有利于作家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另外,它还成为后世纯粹的文人社团或文学流派的前奏。     

两汉文人身份的文学化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的文学家身份经历了一个由文人的崛起到文人文学家色彩的彰显、加浓,再到文人文学家身份的确立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过两汉文人文学创作活动的不断展开,文人文学化的印痕愈来愈鲜明。这为以后文人文学家身份的基本确立积蓄了比较充分的力量。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交际意图探究

汉代文人五言诗有着作者丰富的交际意图,这些交际意图是通过诗歌中的前景化设置和话语暗含表达出来的。"游子"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仕途的追求;"思妇"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爱情的渴盼。从话语暗含的角度来看,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追求仕途的寄托之作。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究其成因,主要有儒家思想学说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自身经济状况的压力、文人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这三方面因素。这种政治情结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玄学对中国文人气质的影响

中国文人的气质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其中魏晋玄学对塑造中国文人的气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影响了文人的思维方式,锻炼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了他们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的习惯;二,启迪文人士大夫脱离烦琐压抑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三,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出处问题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在出处间自由游走;四,培养了文人的山水隐逸情怀,为中国文人钟情山水诗、山水画找到了理论源头.     

论地理环境与江西古代客寓文人之关系

江西古代客寓文人以赣鄱流域作为生活场景,他们人数众多,文学创作丰厚,形成了江西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道别样风景。江西地理环境深刻影响着客寓文人或客寓文学:自然环境直接驱动了客寓文人的江西书写,人文环境影响或濡染着客寓文人的情感或审美。同时,地理环境与客寓文人之间存在双向同构的地缘关系,不仅地理环境影响着客寓文人,而且客寓文人也反向影响着地理环境。     

清初僧人色情故事的流变与文人身份危机——以《五色石》卷三为中心

清初小说中的僧人色情故事,以改编晚明淫僧故事为重要编创方法,反映了清初文人划分身份界限的欲望。清初拟话本小说《五色石》卷三《朱履佛》的大部分情节都改编自晚明僧人色情故事。即使系据清初大臣赵廷臣断案传闻敷衍而成的皮匠故事情节,也与晚明淫僧故事《耳谈·徽富人某》十分相似。《朱履佛》对前代故事的改编明确以建构文人身份为目的,不仅增加了僧人迫害文人的情节,以僧人恶行衬托文人在道德上的优越,并通过叠加三则文人惩处奸僧的情节,确认了文人在与僧人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朱履佛》的改编策略,既回应了《五色石》区分文人与僧人身份的立场,也是文人在危机中寻求自我证明的特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