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内嵌形象谚语的翻译技巧

谚语是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语言单位。在翻译内嵌形象的谚语时,要充分尊重语言的民族文化特点,采取适当的翻译技巧处理不同的形象。要忠实于原文、忠实于现实、忠实于读者,使译文读者得到的概念和感受等于原文读者得到的概念和感受,尽可能地缩小两种语言读者在理解上的差距;进而指出对英语谚语及其翻译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英汉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更好地服务于英语教学。     

赏析刘士聪的汉译文《快帆船》

本文指出译文不仅要适应原文的文体风貌,还要适应作家的个人风格,才能很好地再现原文的审美品质,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感受大致相同。     

音韵学术语英语翻译初探

汉语音韵学术语翻译为英语时,其意义转换有时存在阅读障碍,为了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能获得相似的理解与反应,翻译时要注意保持信息对等。     

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汉语成语翻译

汉语成语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其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本文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视角来研究汉语成语的翻译,发现该理论对汉语成语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汉语成语的翻译是一种认知-推理的交际活动,译者应充分考虑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等因素,灵活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选择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译文,努力实现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     

从接受美学视角下的读者关照看平遥景点名称的翻译

随着平遥旅游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景点名称的翻译成为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景点名称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明确的交流活动,其目的的实现主要依赖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在景点名称的翻译中,译者应充分考虑中西文化、语言和审美习惯的差异及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重视对译文读者的关照,而不能一味消极地迁就读者,要超越读者、创造读者,拓宽读者的＂期待视野＂。通过景点名称的译作向国外读者推介中国的特色语言、宣传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从而提高译文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修养,这才是更积极意义上的读者关照。     

译文影响本国文体

译文也是一种“文”。读者读作品,或者作家读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都是当作中文来读。越是好的译文越是这样。读巴金译的屠格涅夫．读傅雷译的巴尔扎克,读者就以为屠格涅夫和巴尔扎克就是那么写的。除非这读者是该书的编辑者或校阅者,他对照着外文读．必须品味外文和中文之间的异同。     

文化视野中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

翻译是跨语言(cross-linguistic)、跨文化(cross-cultural)、跨社会(cross-social)的交际活动。随着国际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迫切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归化”与“异化”是缓和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矛盾冲突的主要方法,也是处理跨文化交际的两种不同手段。译文归化能打破原文形式上的禁锢,是对原文的一种“再创造”;译文异化忠于原作,保存异域情趣,拓宽读者视野,是文化融合交流的需要。一、语言和文化在跨文化翻译中的影响1.翻译与跨文化翻译。讨论如何翻译之前,我们首先最好了解翻译和跨文化…     

文本类型理论视域下的旅游翻译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旅游翻译为例

当前民族地区的旅游业欣欣向荣,然而却因为旅游翻译存在诸多问题,如语言不规范、译名不统一;生硬对译和中式英语;欠额翻译、文化内涵缺省;翻译范围狭窄、信息陈旧等诸多问题,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为此运用文本类型理论对旅游文本的功能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以下对策：译者须采用交际翻译法,遵循“读者至上”的原则,可以根据译文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心理感受,灵活采用各种翻译策略,使译文地道流畅,实现文本的预期功能。     

主体间性视阈下的译者元语篇意识构建

在主体间性理论视阈下,译者应如何在语篇翻译中构建元语篇意识这一问题很值得关注,因此,可以通过对主体间性理论和元语篇概念的阐释指出:由于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处于不同的交流层面上,在语篇翻译中,译者应建立元语篇意识,要能够通过原文中的元语篇手段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评价、鉴赏原文作者试图表达的思想和命题内容,并借助这些元语篇手段和方式,与译文读者对话,增强与读者的亲和力,达到主体间的视阈融合.     

一条通向康德体系的新路——读《论优美感与崇高感》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是1763年康德撰写的一篇长文,次年在哥尼斯堡以单行本出版,题名为《对优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 这部书有两种中文译本:解放前胡仁源译本和解放后蓝公武译本。这两种译文中国读者读起来简直有如天书,比康德的原文还难懂。而恰好这本书是大学里读康德哲学的第一本必读书。三十年代初,何其芳在北大哲学系做学生时,就曾有“康德是个没趣的人”之叹,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读者一直因袭的看法。不但一般读者,就连哲学专业者大抵也只读他的《纯粹理     

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

“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而且,并不是任何乡土性、民族性强烈者,都能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还要看是否具备与世界相通的文学精神。中国现代极富地域性的作家中,出自沿海一带较发达农业地区的少,而从偏僻的乡土所谓“边地”走来的却相当多。这造成一种“五四传统”,即在批判封建性的落后、愚昧当中更接近中国的本相。包括由乡土加深了解中国都市的特色;由地方文化的不平衡性,更好领会现代中国的复杂性;由边地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察到中国文学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总是具有一种不断“寻根”的倾向。我们不妨将地域性作家的“寻根”看作是一种文化态度。但凡具备“大文化叙事”品格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经典”。这种经典文学从“地域”出发,最终是应超越“地域”的。     

晚清文化政策之调整:从"崇儒重道"到"中体西用"

晚清文化政策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嬗变,由单一的"崇儒重道"向杂陈的"中体西用"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化,但其始终以"崇儒重道"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论初现端倪的文化经济时代——兼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论

文化工业的勃起是现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法兰克福学派片面地夸大其消极方面,将其看成是资本力量与机械化生产对人类价值的全面剥夺、扭曲与压制的工具。实际上,文化工业通过生产与消费的“文化化”过程,发挥着对社会、经济和人性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当代社会不仅趋于“知识经济时代”,也正趋于“文化经济时代”。     

文化自觉与文化建设的推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略部署。这就要求对文化建设高潮进行理论诠释。文化建设高潮以文化自觉和重视文化创新、文化整合、文化普及推广为表征。以高度重视文化功能和价值、文化大师和文化精品、鲜明的批判性、较强的文化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为标志。文化建设高潮的生成需要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需要开放兼容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文化的不断积累。     

试论生态美学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

生态美学在美学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突破就在于从“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生态中心主义”。学术界对于这种“生态中心主义”的看法分歧甚大,有人批判其为“反人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生态中心主义”中的“生态平等”是人与万物在“生命环链”之中的相对平等,而不是绝对平等。因此,它实质上是对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充分尊重与保护,是一种更具普适性的人道主义,所以,它不是“反人类”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对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美学观的提出。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文化研究向何处去?

文化研究从英国伯明翰学派以来的发展,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印度乃至全球的影响有目共睹。但是,文化研究目前这种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现状也令人忧虑。文化研究究竟应该去向何方,这是许多关注其发展趋势的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文化研究在大学的地位堪称微妙;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传媒研究等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许,回归到文学研究之中将是它的最佳选择。     

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

“文化史”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至于什么是“文化的眼光”,这就要回到一般所谓“大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历史研究中,文化与文化史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的地位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中,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坐标系来确定。来自新文化史的启示,对于人们思考文化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具有积极建构意义,但与此同时,文化史研究者也应警惕新文化史内在的隐忧,借助新文化史提出的问题思考文化史研究的走向:首先,新文化史并非文化史发展路径中必经的一站,二者学术旨趣相近,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其次,文化史必须从它在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那里所能找寻到的认同点中谨慎选择,在“再现”与“建构”、“想象”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至于矫枉过正;再次,文化史必须致力于碎化历史与总体史的制衡。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三题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之基本价值倾向是主张现代化的,因而它亦应归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断是不成立的。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的转折点,虽然它的批判和否定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儒家中道思想与跨文化交际

儒家中道思想提倡"无过无不及",而且强调"时中",即随时随地而至中.这一哲学思想对跨文化交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疏解由于交际环境文化强弱之差和会话原则的不同而引起的障碍,缓解由于世界观及价值观的不和而带来的矛盾,消解由于规范规则和风俗习惯的差别而产生的隔阂,解决由于非语言行为迥异而造成的尴尬.中道思想也可作为跨文化交际中文化适应和全球化中文化融合的行动指南,根据这一思想,文化适应中的适应程度和文化融合中有关文化间的关系应该通过"时中"而达到"中和".虽然在跨文化交际中践行中道并非易事,但只要有"至诚"之心,交际双方的关系是可以通过调整而达到"中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