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杂议

春秋董氏学》在康有为公羊学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加之两岸过去相当程度上对于该书意义的忽视,因此,我们需要对《春秋董氏学》的结构、内容、主题、与维新变法的关系以及其所蕴涵的“广东特色”进行认真探讨。     

《孔子编年》编纂考略

由于宋代统治者对祀孔崇经活动的重视,促使不少文人志士趋向于孔子的相关研究,《孔子编年》便是当时形成的较有价值的书籍,但存在一些贻误或者争议的地方,故笔者从《孔子编年》比较有争议的作者以及编纂时间、编纂缘起做出了考证,望互相商榷.     

孔子作《春秋传》史实考

孔子作《春秋》非“春秋经” ,乃“春秋传”即《左传》蓝本。孔子后半生主要从事于此伟业。其“厄陈蔡”“过郑”“适楚” ;读《易》序《书》等等 ,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探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两部著作的研究入手，探讨由此反映出的王应麟的经学思想。在其学术渊源以及时代背景等多 方因素作用下，其经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融汇百家，经、史、小学并举；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兼具；通经致用，内圣、外王相合三方 面。     

孔子对颜回的“偏爱”——从“学”的角度看

细绎《论语》,"学"含有"效仿"与"觉悟"二义,但并非善于效仿或悟性较高之人,就可得到孔子如颜回般的偏爱。孔子对颜回的称赞不全系于颜回对"六艺"的独到见解;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颜回对"道"的孜孜追求,在人不堪忧的环境中,颜回仍学道志道。而其在追求"道"的过程中,享受到了"乐"。通过孔子的"偏爱"与对颜回形象的描绘,《论语》呈现出了儒家的理想人格,颜回则是这一理想的典范式人物。     

孔子＂五十以学《易》＂辨正

历来对“五十以学《易》’的解释都不够圆满、周延,其原因是未能厘清此章言说时间与“五十”之间逻辑关系。经由义理、文势、事证等方面的论证可知,此章应是孔子暮年归鲁后的企求、哀叹之言,应解为“再让我多活几年吧,（这样我）五十岁已经开始学《易》历程,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孔子开始学《易》的时间是五十岁时,与老而好《易》、晚而喜《易》并不同时;其五十岁开始学《易》的促因可从思想与现实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孔子易学态度的转变可表述为从早年斥《易》到五十学《易》再到晚而喜《易》、老而好《易》的大致历程。     

孔子“慎言”观考

在对待言论这个问题上，孔子持有的态度基本是保守的。他认为过多的语言外呈与装饰会让人流于浮华，使人性躁，甚至会刻薄伤人；轻言不利于政府与个人良好信誉的建立；莽撞多言会为自己招来祸端；言过其行可耻。孔子认为以上种种不利于一己内在精神的培育，他警戒人们要把急于表达的冲动内化为勤勉实践的动力，他认为“刚毅木讷，近仁”。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进呈本的思想宗旨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进呈本以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为论敌,通过对三代文明的重新评价,否定章氏抬举周公为文明“集大成者”和作为权力掌控人主导“治教合一、官师无二”状态的宗旨,及其“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的观点;通过强调孔子以布衣身份创教改制的论述,揭示“德高于位”、“道尊于势”的素王制法论,进而树立孔子作为仲裁者的“治教合一”的政治理想.     

孔子思想再阐释——以《论语》中的“远”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思想体系建立在他对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三种关系的理解之上。"远"作为这三种关系的一种描述方式,在孔子思想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对《论语》中"远"关注较少,因而以"远"为线索梳理孔子思想不仅饶有趣味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论孔子哲学思想中的“仁”与“学”

孔子哲学思想中"仁"与"学"思想的研究是把握孔子思想之真义的重要环节.作为人性至善理解的"仁",不是以"学"为手段而成"仁","学"是一种生命的思想与目的,"学"的过程就是"仁"不断实现的过程."仁"与"学"在人性的意义上是相通的.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哲学思想更为真实,并体现出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价值.     

董仲舒与“罢黜百家”

汉代尊儒以统一思想——学术是不以某一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选择。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的首倡者和直接推行者,但他自觉地把矛盾的"推明孔氏"与未必自觉的兼容百家统一起来,则改造和推进了儒学并帮助汉朝抑黜了百家。董生之学、汉代儒学以至汉代学术都对诸子有所兼容。这尊儒、抑黜百家而兼容之,是"百家争鸣"之外另一兼容百家的模式,是古代中国学术长期有所发展的现实土壤。     

康有为革命观念的再解读

在中国,长期以来,康有为在革命中国的时代相继背负“反革命”和“革命不彻底”罪名。笔者认为,这是政见之争掩盖学理后所引致的事实背离与理论偏差。实质上,面对同样的时代难题,与革命派殊途同归,康有为的革命观念更加强调和平渐进的变革方式;它为近代中国的革命之路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维度与现实可能性。      

文化自信视阈中的康有为孔教思想

作为尊孔保教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康有为力证是由于孔教的真精神没有得到彰显才导致中国的贫弱落后,作为人道教的孔教,自有其他宗教文化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华民族的维系与存在、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因相系,捍卫孔教之真义,延续文化之命脉,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实现国家自立自强的根本。     

解构与重建--试析康有为复兴儒学的思想

近代以来儒学遇到空前的危机。康有为试图通过对儒学内部仁礼二元结构和外部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的解构 ,并融合中西在儒学中注入西方现代精神 ,创建孔教 ,使儒学摆脱专制主义的纠缠 ,使之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灵魂 ,以实现儒学的真正复兴。本文试图通过探析康有为这一复兴儒学的思想以加深对康认识的深度 ,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现儒学现代性转化的可能路径。     

康有为政治发展观的人道主义向度

康有为既汲取了中国人文思想传统,又溶入了近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自然科学、社会政治文化精神和西方近代人道主叉价值观,形成其以人的解放和人类至善为目标的人道主义纲领。康有为的政治发展观中对君主立宪制和改良道路的选择,在其现实意义上表征了近代思想家对民族救亡的时代问题的回应,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体现了康有为渴望通过变革制度使得人性能得到圆满发展的人道主义价值溯求。     

试论康有为的终极关怀

康有为以大同理想作为终极目标,从道德和宗教两个层面同时建构其终极关怀体系,不仅实现了"仁"的本体境界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传统儒学的核心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首开近代终极关怀思想之先河,深刻影响了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终极关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康有为列为新儒家的先驱或启蒙,似不为过.     

康有为多重文化个性探析

康有为的一生曲折复杂而又充满传奇,其文化个性亦具有多重性和矛盾性,这是那个时代所赋予的.深入细致地考察其文化个性,将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康有为及那一段历史.虽然存在种种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康有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     

董仲舒《诗》学探微

作为汉代重要的经学学者,董仲舒的著述中保留有较丰富的《诗》学内容,对了解汉代《诗》学具有重要价值。其著作中的引《诗》、释《诗》有明显的先秦《诗》学“赋诗断章”特色的遗留,颇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其《诗》学主张也多有可与先秦学者如荀子等相参照之处。前人的研究多将其《诗》学置于汉代三家诗的范围之内,对此有所忽略,应从新的角度详加考察,给予必要的关注。     

从欧游看康有为的西方图书馆思想

关于康有为的图书馆思想,学界研究的很不够,这集中体现在20世纪初十年间康有为欧洲十数国游记资料的发掘和分析的缺失。在康有为的十数国欧洲游记中,英国游记所显现的图书馆思想最为丰富,此外,意大利等国游记中也有相当的体现。康有为对西方图书馆关注、宣传及推介的用意,在于开民智,这是其推动变法事业的基础。     

康有为人口素质教育思想初探

人口素质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三个基本方面.康有为提出针对人口年龄构成不同阶段的身体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倡导对教育从体制到内容的改革,重视德育教育,尤其注意到妇女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等,具有深远的人口学意义.尽管康有为的人口素质思想存在着局限性,但对我们当前提倡的素质教育仍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