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卡夫卡生命之本色

卡夫卡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期,作为时代精神的先行者,卡夫卡是绝对孤独寂寞的。他那世纪的创痛无人能够解读,而那与生俱来的伤口也无人能够抚平。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民族身份、特殊的家庭及敏感的天性,成就了一个独特的、永恒的卡夫卡。孤独是卡夫卡生命的本色,他的陌生感和孤独感是透彻骨髓、萦绕生命的哲学意义上的孤独。     

卡夫卡思想与创作中的犹太情结

新近在我国首次翻译出版的勃罗德的《卡夫卡传》,披露了供我们“立体地了解卡夫卡”的极其重要的资料,证明了思想与创作中的犹太情结。在勃罗德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打开了认识卡夫卡问题的一个新的窗口,使得有关卡夫卡的研究,不仅具有全人类性,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     

论《伙计》中的负罪、牺牲、救赎

小说《伙计》中的主人公弗兰克在犹太人莫里斯一家的感召下实现了道德上的重生,由一个罪犯变成一个犹太人。本文试图从自我和外界的关系入手探究生命中的负罪、牺牲、救赎问题。     

向善灵魂的深重叹息——王维的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研究

负罪意识是王维个性心理的深刻内容,因负疚而引发的向善的忏悔精神则是其生命状态的最重要特征。王维一生始终辗转于忏悔和救赎的精神跋涉中,而在灵魂的深重叹息中了此一生。他在对自身罪恶的自觉清算中,表现出对于旧我的奋力超越,而其人格人品也在这种超越的精神运动中得到自我完善的新生     

卡夫卡创作中父论亲情结的演化

卡夫卡的作品中存在着普遍的父亲形象，最能体现的是创作成熟的“三部曲”《司炉》《变形记》例决》，其中都赋予了“父亲即上帝”的内涵。随着卡夫卡作品中的主人公走向社会，相应的父亲的形象就演化为各种各样的绝对权威事物，这些作品中无不凝聚着卡夫卡对这个荒谬世界的深刻认识和生命体验。     

孤独感、倾诉意识与追问意识——冯至早期诗集《昨日之歌》解读

本文从孤独感、倾诉意识、追问意识这三个现代性表征入手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被忽视和简单化分析的冯至的早期诗集《昨日之歌》进行一种新的解读 ,并考察了它与冯至与另两个诗集《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具有的内在连通性 ,从而确认了冯至早期诗歌创作中的哲理化倾向和现代主义气息     

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探析

悲剧意识是张爱玲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悲剧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悲剧的阴影里。本文试从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来源着手,通过对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深层次地探析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     

中西悲剧意识中的海明威

海明威作品中的悲剧人物具有西方传统的个体受难、抗争的内涵 ,悲剧冲突具有西方历史—现实感和东方道德感 ,而悲剧效果的含蓄与中和则有更多的东方色彩。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下篇)

悲剧是由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 ,但这两个要素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悲剧意识而言 ,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不是更少于西方文化 ,恰恰相反 ,全部中国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悲剧意识的基础之上的 ,都是建立在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悲剧性分裂和对立的观念之上的。悲哀 ,是中国文化的底色 ,但在这个底色之上 ,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分化及二者之间的复杂组合 ,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 ,同时也带来了全部中国文学审美特征的复杂性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

悲剧是由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 ,但这两个要素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从悲剧意识而言 ,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不是更少于西方文化 ,恰恰相反 ,全部中国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悲剧意识的基础之上的 ,都是建立在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悲剧性分裂和对立的观念之上的。悲哀 ,是中国文化的底色 ,但在这个底色之上 ,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分化及二者之间的复杂组合 ,带来了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的复杂性 ,同时也带来了全部中国文学审美特征的复杂性     

论郭璞游仙诗中的悲剧意识

纵观郭璞的游仙诗,有一种悲剧意识贯穿始终。在其游仙组诗中,既有山河零落、生灵涂炭的家国之哀,也有才高位卑、有志难抒的愤恨怨愆,进退失据、仕隐两难的犹疑徘徊,岁月流逝、时不我待的生命局促。这种悲剧意识在郭璞游仙诗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使得本以歌咏长生、悠游仙界为主要内容的游仙诗一改旧日风貌．变为假借神仙之说而承载有志文人理想、激情、愤懑之载体,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族、文化、生命悲剧意识的交织——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精魂

悲剧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超越传统文学的个体和群体的审美文化自觉。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审美意识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悲剧审美意识主要体现为以悲剧的理念方式表现社会人生,感知传统文化的负面对于现代文明的阻拒,探究人的价值的毁灭以及民族生存困境缘由,是一种既具个体色彩更具群体乃至时代色彩的悲剧情思。浓厚的民族意识、文化悲剧意识和生命悲剧意识,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精魂。     

从卡夫卡到辛格：中国先锋派的转向 ——以马原、苏童、余华为中心

先锋作家由"先锋"写作向平实"叙事"的转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先锋作家"由外国文学抚养成人",他们的转向同样离不开外国文学的背景.因此,这个转向并非纯粹的"回归平淡",也谈不上"完成历史定格",更没有"从西方外来影响下走出来",回到本土文化传统的轨道.先锋作家的新作,并没有偏离从外国文学汲取营养的生命线.在"转向"的背后,更多的是从以前较多地摹仿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派技巧,转向了以辛格为代表的创作方向.具体而言,作为中国先锋派不同发展阶段的领军人物,马原从"先锋的先锋"变成认同辛格反对现代派的批评家;苏童一度尝试摹仿现代派,但终因回到与辛格相同的平实叙事的轨道而显赫;余华由摹仿卡夫卡一鸣惊人,却因背靠辛格而走向成熟.三位作家分别代表了中国先锋派作家从卡夫卡到辛格转向的三种类型.     

生命悲剧意识与悲情意识：《秋风辞》的两种释读

《秋风辞》作者问题实可存疑，由此带来两种释读方式，且都深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理结构：1．若确为汉武帝所作，则是最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其“圣君”胸怀，是政治本体的极度乐感；却不能改变“衷情多”、“奈老何”等悲剧与困境，正是生命悲剧意识；其指向是对有限性、悲剧性的审美超越，进而事功追求。2．在作者“佚名”前提下，则体现了悲情意识。全面涵盖了感性生命，即时间、共在、欲求、价值等方面；融有多重悲情，所谓悲情意识是觉知到悲情是人生与历史的常态；更易“弥合”，消解方式即感性生命的深情体认和情理融合的审美境界。     

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

老舍的小说创作充满了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如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老舍的创作风格，源于作家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老舍小说的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是作家的一种美学追求，也是“爱”的另一种体现。他的带有苦涩味道的幽默，并非冷潮热讽，而是引导人们在笑人笑己中，把读者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词与悲剧意识三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不乏对人生哲理极其深刻而又卓越的艺术表达。李煜词中的悲剧性感发并不囿于个人世俗的悲欢离合,而是揭示了当人类置身永恒宇宙的对立面时的必然命运,揭示了生命的悲剧性本质,具有超越个体和时代的普遍意义。从作品的深层意蕴来讲,他在《相见欢》中所说的“朝来寒雨晚来风”,同样也是命定的必然。朱彝尊的《桂殿秋》就揭示了每个人都只能孤立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和谐、理解和沟通。苏轼的作品则集中体现了对这种命定悲剧的化解态度:正视命运,正视人生的缺憾,力求与命运的和解。这当中,有生存的悖论与现实的抉择,有精神的困境与超越,也有中国式的生命价值的自我完成。     

孤独:人类自我意识的暗点--孤独意识的哲学理解及其成因、功能分析

通过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哲学剖析,可以进一步明晰孤独意识的概念。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具体形态之一,孤独意识是主体与对象相疏离而导致的一种深度的心理体验。基于这样的哲学思考,可以探寻到孤独意识的两个主要成因(即主体精神需要与实现可能性之间的冲突、主体超越意识与其超越有限性之间的冲突),深化对孤独意识积极意义的理解:孤独不仅是人际的重要补充,更是人类获得幸福与成功的有效途径。     

卡夫卡与扎西达娃的宿命意识之比较--以《诉讼》与《悬崖之光》为例

通过对奥地利犹太作家卡夫卡<诉讼>和中国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悬崖之光>的比较研究,一方面从相似性的宿命叙述过程中探讨宿命的先决性、必然性和体制化,并从相异性探讨<诉讼>中钟摆式宿命下过去预示未来的现实悲哀和<悬崖之光>中圆形宿命下循环往复的历史沉重.另一方面从历史环境中的专制、奴役社会的现实及作者对宿命的无奈感悟,探讨其相似性的原因,进而,又以卡夫卡身处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不幸经历,用现实体验者的痛苦来感受人身自由丧失的宿命,以扎西达娃对政教合一的西藏历史的思考,用历史体验者的阴影重负来感受自由被束缚的历史宿命,由此深入探讨其相异性的原因.同时肯定了二位作家在强大宿命下仍生生不息的自由意识.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表层意识与深层意识

本文通过对此从文部分小说的分析，概括出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表层意识和深层意识，即：独特环境下独特风情的再现，这种面纱掩盖下的是对现实的不满、沉重的民扶忧患意识和美好人性的呼唤及建立和睦友好的人际关系，表层和深层两种意识，形成作品的两条渠边。     

论拉斯普京创作中的宗教意识

将拉斯普京的创作置于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可知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宗教意识对拉斯普京创作的影响。拉氏小说主人公最后皈依上帝,旨在为俄罗斯人寻找精神回归之路,依托东正教的精神获得复活的力量,最终达到拯救俄罗斯灵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