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艺德观”构建论析

"艺"与"德"的辩证统一关系及其审美品格,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观念的鲜明特色和重要内容。先秦儒家首先构建了"乐者,与伦理通者也"的"艺德模式",打通了"艺"与"德"的内在融合以及互化通道,提供了由"德"向"艺"的审美化转化途径,主要包括对"心"的认知和表达、对"性"的理解和肯定、对"情"的呈现和把握。强调"艺"与"德"的和谐统一、融合一体,在内容表现上要做到"尽善尽美"的理想审美境界,在为艺做人上要具有"德艺双馨"的高尚道德情操,才能实现"闻乐识德""以乐育人"的功能作用,使"艺"的感性体验与"德"的精神境界融合统一,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审美标准和道德品格,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些年关于“道统”人物研究的综述

近些年道统人物研究具有以下特点：越是有争议的人物,研究愈深入;道统中的关键人物依然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力;研究者有意转换思路,从各种角度,运用纵向、横向比较等方法对旧有问题进行全新阐发。研究中的不足也很明显：在文本细读方面做得不够扎实;对道统人物还未进行细致的分类;对于近代新儒家、国外传承者的专论还不够。传承道统在现代文化构建中究竟有多大价值,如何发掘道统人物的精神力量,思索道统缘何在当代文化环境中未能成功建立起来,等等,都是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的课题,应当予以深入探研。     

康有为、谭嗣同的经典观与国学观

在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最为相近。两人的国学研究都以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为基础,对孔子的推崇也最为契合。无论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研究还是国学理念的建构,都在两人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中得以贯彻,并且以更直观的形式反映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与经典观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人对国学经典的个案解读既构成了其经典观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其国学观的一部分。通过比较,既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谭嗣同解读国学经典的不同心态,又可以深刻领悟两人国学理念的不同意趣。     

林语堂与国学（笔谈）——林语堂的国学观

所谓"国学",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数术方技等;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1].     

论先秦儒家的和谐社会观

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一是社会政治和谐;二是等级秩序和谐;三是社会关系和谐;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其实现途径是:以“仁”化之;以“礼”节之;以“乐”和之。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儒家的“礼乐”观在汉、韩、日语中的体现

儒家的“礼乐”观是社会关系的指南：“通过端庄的举止与宇宙和同胞生活在和谐之中”。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的基础是平衡与和谐。许多亚洲国家对“交际”一词下的定义强调和谐，尤其是在有儒家传统的文化中更是如此。儒家思想对人际交往有五方面的影响，而对语言也有种种影响。中国人见面时的客套话、韩国人对敬语的使用、日本人用含蓄、委婉、模糊曲折的言语等风格，都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     

试论中国早期儒家的人性内涵——兼评“性朴论”

性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它的基本内涵包括生存之初和气.早期儒家之性,或是“浩然之气”(孟子),或是不正之“材”(荀子),或是正邪兼备之“质”(董仲舒).气的不同属性意味着性不是初生的白纸,而是具有规定性的事实.它对成人具有基础性作用.故,性不仅有性质功能,而且具有性质的内涵.性是性质.作为性质之性,显然不能够被理解为“朴”.“性朴论”的标签是不符合事实的.     

南宋晚期“道统”谱系再构建——以真德秀的“道统”观为中心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道统”传承问题后,“道统”论述成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广为流传。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真德秀,一方面从“心法”等理学内容上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并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熹在“道统”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真德秀又试图结合“执中”“建中”“敬为修身立政之本”等内容,将国家“治道”也纳入“道统”论述中,并在其“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于朱熹的论述。总体而言,真德秀的“道统”观呈现出根源朱熹、兼顾治道的特点,反映了南宋晚期朱子学理论深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     

儒家的“合一”观所蕴涵的管理哲学思想

管理哲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合一"观的角度,儒家管理哲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唯人则天"的管理本体论;二是"知行合一","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三是"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框架。     

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

家心性学说的创建,别开生面地建构起了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探究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有利于深化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凸显儒家"心性论"的价值意义.     

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

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道统与政统相互作用,共同起到儒学的弘扬、光大和振兴的作用。从地域上说,道统起源于鲁儒学,政统是在齐儒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与政统的分野体现了弘道与取势的分别,也体现了对"内圣"与"外王"的不同侧重。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道统借助于政统的势来弘道,政统以道统作为学理基础。儒学的重振与复兴,需要道统与政统的有机整合。     

方以智“三教合一”的超越性道统观

方以智吸收了《周易》及道家、儒家等学派对道的解读,提出了道即自然变易的中道,并认为这一道为三教及百家诸派以不同的学术方式诠释着,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复合式道统谱系,从而超越了儒家以尧、舜、孔、孟为核心谱系的单线条道统模式。从学术心理上探究,这种超越性的道统观是方以智内心深处奉儒家为正统的保守政治信仰与融三教百家于一炉的开放学术思维之间冲突与调和的产物。     

早期儒家秩序观中理想与现实的“二重奏”

早期儒家的秩序观包含两种并列但又存在张力的诉求:一方面儒家围绕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构建了一个德位相配的理想秩序;另一方面,儒家又有以恢复和维持现实秩序为目标的现实关怀.在理想主义追求与现实主义关怀的共同作用下,儒家思想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内部张力与妥协:其一,关于尊君之位,由正名发展出现实主义的绝对化尊君与理想主义的革命两种倾向;其二,关于正君之德,分别提出理想主义的禅让和向现实主义妥协的谏诤两种方案;其三,关于化民成俗,儒家主张礼治,而后在现实主义关怀下逐渐礼法融合.     

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儒家“仁爱”意识与“天人观”

在儒家仁爱精神和学说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为一般所说的两个方面的"限制"感到困惑,一个是儒家的"仁爱"同"孝"和"礼"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爱有差等"的差异意识,它不像墨家的"兼爱"和基督教的"博爱"那么普遍和一视同仁.     

刘勰“风骨论”与儒家审美精神的历史关联

"风骨"是刘勰在魏晋六朝以来对于个体生命状态的关注、强调文学与作家个体生命之间相联系的文化环境中提出的一个美学范畴,其"刚健既实,辉光乃新"的内在要求与孟子"浩然之气"及"充实之谓美"的人格理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从这种人格观念出发,同时也形成了"风骨论"中所蕴涵着的传统儒家"弸中而彪外"的文学观和"辞尚体要"的文辞观,它们都构成了刘勰"风骨论"的美学内容.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有关认知的观念最为鲜明,亦最为系统和突出。但荀子在对认知之本性和结构作了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却又极言知之"所止",提出"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止乎先王之言,止乎礼义之道。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将儒家救世拯民的理想和整顿社会秩序的宏愿表达得恳切而急迫,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其间的长短得失,仍然是今天我们反省儒家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