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变文集》“V＋（X）＋了”中的“V”的产生看“了1”“了2”的产生

“了1”的形成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从“V＋了”后添宾,从“V＋O＋了”前移,“V＋O＋了”中“了”的句法位置,相关句法结构的影响等都可能导致“了”的虚化。考察《敦煌变文集》中的“V＋（x）＋了”,其中的“V”的不同类型影响到了．的产生方式。在吴福祥（1998）的分类基础上,我们认为还应该考虑动词的及物性,“了”首先是在“Vi瞬间＋了”组合中发生虚化的。“了,”“了：”都是从表“终了、完结”义的动词“了”发展而来,但从事态助词“了。”到“了：”的演变过程和“了。”的功能研究还有待深入。     

《周易》"时""位"观与中华人格

《周易》提出了“时”“位”两个重要观念。“时”与“位”有区别也有联系 ,两者都与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紧密相连 ,是“道”之“时”、“道”之“位”。儒家、道家和禅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 ,对这种“道”之“时”“位”观作出了回应 ,生成了各具特色的“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和“超越人格”。三者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中华人格。     

“替补”与“间隔”——从德里达“文字学”视域看汉字的哲学内涵

德里达的“文字学”对深入理解汉字有着启示性的作用。他视“文字”为“痕迹”,为“在场/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而“替补”与“间隔”构成了“痕迹”的双重运作。“替补”体现的是瓦解“在场”自身同一性的“延迟”运动,而“间隔”则体现了“时间生成空间”的差异化运动,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从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可以看到,在汉字的结构演变中,“緟益”体现了“替补的逻辑”,而汉字的书体演变则是敞开了原初综合的异质性空间。     

列维纳斯面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当代哲学关于“存在论”的争论

列维纳斯是当代法国急进的“异”类哲学的精神之父,向“存在伦”提出挑战的代表性哲学家。他颠覆了传统的“存在论-知识论”,“开创”了一个“异域”,即“价值”、“伦理”和“宗教”的“领域”,强调伦理学才是形而上学。不是“存在”“包容”了“他者”,而是“他者”“包容”了“存在”,“存在”“包容不下”-“包容不了”“他者”,“他者”“不在”“存在”之内,而在“存在”之外。“他者”“大于-强于”“存在”。伦理学问题得到了哲学上大幅度的提升。他不是完全否定“存在论”,而是把“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伦理学”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将“存在论-真理论”置于“价值论-伦理学”的“制约”之下。“哲学”研究、思考的“问题”,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科学,它不以日常经验之物为“对象”,但绝不是没有“对象”;“哲学”的“问题”常常不能完全“概念化”为一个“论题”,但绝非毫无“主题”。“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以“存在”为研究“主题”,仍以“存在”为思考“对象”,只是这个“存在”作为“对象”,并非完全在“客体”意义上来理解,而仍是一个“主题-主体”,该存在不仅展示为一物,展示为一“属性”,而且展示为一种“意义”,一句话,作为哲学“主题-对象”的不是“诸存在者”,而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自由的”“存在”。     

从齐家到治国--从"三妻四妾"看传统文化

电影《霸王别姬》的英语译文是“ Farewell my concubine”。据语言学家分析,“姬”又分为“歌姬”和“侍姬”,是对古代妇女的美称。“姬”的英文里只有一个词——“ concubine”,可在汉语中的同义词就多了：“贵妃”“妃子”“姨太太”“姨娘”“妾”“小老婆”“偏房”等等。国人还嫌不够,近年来又发明了“二奶”一词。 　　同义词中“如夫人”最为典雅——最尊重妇女。望文生义,就是“不是夫人、却如同夫人”。“偏房”一词又最为形象。“偏房”原指四合院的东、西两厢的房子。小康人家赶时髦,娶了个夫人回来也是自寻烦恼：男主…     

读《汉语大字典》杞记十一则

本文为《汉语大字典》读后笔记,先后对“亍”“丈”“两”“ ”“Ji”Bing”“令”“共”“ ”“兴”“兀”等字在形、音、义诸方面的解释作了考订,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说“了”——古代汉语中“了”字的意义和作用

“了”,在现代汉语中用在动词、形容词的后边作语助词,表示行为过程已经完成,有时是时态助词,有时是语气词。如:“天亮了”,“他走了”,“他到了好久了”。有时它只表示一种肯定的语气,如:“天快下雨了”,“他马上就来了。”有时它表示祈使的语气,如:“你可以走了”,“你就别操心了”。有时它又表示感叹的语气:如:“糟了！”“太棒了！”“好极了！” “了”字在古代汉语中也有作语助词的。现代汉语的语助词“了”,也是从古代汉     

水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存在一种“以水喻文”的批评范式。古代先哲在对水的自然特性的观审中,产生了各种微妙的审美体验和联想,铸就了东方文论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先贤对水之“清”的感悟,逐渐形成古典文论中的“清”“清浊”等系列范畴。大量与水相关的词语如“源”“流”“深”“浅”“渊”“浮”“润”“溢”“淡”“游”“清淡”“清秀”“清疏”“清逸”“清华”等也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水”与古代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第二,水之“源流”启发了文学流派批评,古人一方面以“流派”为喻,阐释学术门类、文学风格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寻源溯流,阐释文学发展中的传承与创新关系。第三,“水无常形”催生了“文无常法”的文论观。宋代苏洵、苏轼父子或以“水机”喻“文心”,或以“风水相激”喻指创作中的“情文相激”,或以水之“随物赋形”喻指“自然成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说》)已经将“以水喻文”阐释得淋漓尽致了。总之,“以水喻文”折射的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活生生的审美经...     

《孟子》“顽夫廉”解

通过全面考察“顽”与“廉”词义发展的线索,再参证其它相关文献,可以看出“顽夫廉”中的“顽”应指“愚妄无知”,相应地“廉”应指“有操守”,“顽夫廉”意为“糊涂而不知礼仪的人也变得行为端正有操守了。”从而否定了赵岐等“顽,贪”、“廉,廉洁”的传统注释。     

从唐代"窗"诗看唐人文化精神

“窗”、“牖”入诗始于六朝,到了唐代,随着“窗”意象在诗中的不断出现,“窗”诗成为了唐诗国度里的一个独特景观。唐代“窗”诗通过“窗”构筑了别致的诗境,丰富了“窗”的美学内涵,折射出唐人多棱的文化精神。     

《红楼梦》对中国小说“传奇”精神的拓展

本文认为,无论是从创作方法的“虚构性”、创作动机的“审美性”、还是创作主题的“言情性”来看,《红楼梦》都是一部具有浓厚的“传奇”风韵的小说作品。其中就“虚构性”而言,它实现了“幻”与“真”的互动;就“审美性”而言,它实现了由“趣”到“味”的提升;就“言情性”而言,它实现了由“爱情”到“人情”的深化。     

“是”的逻辑学的价值论意蕴

形式逻辑把“是”与“应当”绝对对立起来,陷入了“是”与“ＱＤ应当”不能统一的窘境之中。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以生活和实践为基础,唯物辩证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把人们的视野带人了“是”与“应当”相统一的新天地,为我们展示了辩证逻辑中关于“是”的丰富的价值论意蕴。一．“是”的形式逻辑的误区在形式逻辑中,“是”作为肯定概念,只是从思维形式的角度单纯地表示‘’肯定”、“对”、“正确”等等意思。“是”作为判断词,也只是单纯的思维形式的断定。这就使“是”陷入了一系列简单对立而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首先,‘’是”与“否…     

马克思“世界历史目的”的双重结构

按照康德和黑格尔的说法,认识分为“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与此相对应,人类对世界历史目的的认识就有两种,即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和“反思目的”。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上述双重目的。基于“历史科学”所发现的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而基于“历史哲学”所发现的人类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则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一方面,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通过“知性目的”为“反思目的”确立了经验基础,即为世界历史进程找到了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探究“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思辨关系、“三形态”的辩证逻辑以及知性时间序列的颠倒等,使“反思目的”为“知性目的”提供了价值归宿,并且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终极意义。     

《世说新语·文学》的文学观

《世说新语》“文学”门分为“学”与“文”两部分 ,两部分记载的事例各自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学”的部分主要记录了关于注解经文的佚事 ,“文”的部分记录了创作诗文的佚事。“学”与“文”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也有所区别。辞、旨的命题共同出现于“学”、“文”二者 ,而“情”的因素则是“文”所独有的。“学”的部分注解经文的方式从阐释经文到独出新见 ,其中蕴涵着个人性与创造性的因素在“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世说新语》“文学”中的内容表现出“文”与“学”的联系与分离 ,显明了“文”的特征及其逐渐独立的发展方向。     

評薛宝釵

《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在历来的评论中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曾经形成所谓“拥薛派”和“拥林派”——前者称之为“大贤大德”的“贤宝卿”,后者斥之为“虚伪”、“奸险”、“一心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而害死黛玉的“罪魁祸首”,甚至有人为此“一言不合,竟挥老拳”。无耻地自誉为“半个红学家”的江青及其御用文人,更把其拉入什么“父党”和“母党”的“斗争”,纳入了评儒说法的轨道,作为“和贾政一样”的“浑身浸透了中庸之道”的“大观园里的女儒”来批判。     

寻言得 ，得 忘言——王弼语言哲学探微

王弼对语言的认识很深刻 ,他提出“言”“意”“象”三个概念来论语言与对象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从儒家的基础出发 ,站在更高层次上 ,既提出了“对言得意” ,“言尽意” ,又提出了“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言不尽意”。为了得到真正的“意” ,领悟“意” ,就必须“忘言”、“忘象”。对“言”“象”加以取舍 ,就得到新的本体论玄学。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从句法语义和语气词系统特点看"无"取代"不"

汉语史上“无”取代“不”,并最终演变为疑问语气词“吗”,与它们的句法语义特点及当时的疑问语气词系统有关。“不”的否定语义强度明显大于“无”,“不VP”远多于“VP不”,而“无”一般不能与“VP”组合成“无VP”。南北朝时期,“乎”、“耶（邪）”等疑问语气词还有较强的生命力,限制了“不”向语气词演变;而入唐以来“乎”“耶（邪）”等明显萎缩,给“无”的演变提供了契机。     

再论“了2”不是语气词

现代汉语语法学界一般将语法成分“了”分为动态助词“了1”和语气词“了2”.本文认为“了2”应该再分为“了2”和“了3”,带“了 2”的语言片段能被更大的语言片段包容,“了2”不是语气词;“了3”是“了2”和另一个语气词的合音.     

19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英“商约”谈判

1902年后,继《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在上海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涉外的“商约”谈判,首签了中英“商约”。由于这一“商约”列入了“裁厘加税”的条款,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似乎“商约”的签订,为清政府争得了一些“利权”,是一次“外交胜利”。当时,负责英国政府进行修订“商约”谈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