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女性学学科体系和设置女性学课程的初步构思

中国女性学学科体系包括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三个部分.女性学课程设置由四大块组成,包括理论部分、女性发展史部分、研究方法和分支学科.而要想促进中国女性学发展,应该进一步推广女性学学士点、硕士点建设,着手博士点建设,解决"四无"问题;在学科课程建设方面,应加强对已往理论学科的有性人和证伪批判,理清中国女性学科发展史;进一步创办女性刊物和加强对外交流.     

孙犁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述评

孙犁塑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新中国新女性形象,她们独特的个性特征令人们常读常新,综观孙犁以往对其女性形象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文革"前、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今.每个阶段对女性形象的把握都有不同的表现,同时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她》时代的时尚女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传媒的市场化,伴随了一个明显的女性化转型,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女性成为媒体的宠儿,二是将女性的"时尚化"视作"现代化"的必然条件,三是将女性的"时尚化"视作女人本身价值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大众传媒女性时尚化类型的描述和概括,认为:大众传媒所建构的"时尚女性",反映了大众传媒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与女性现代化角色变迁的交叉运作与紧张冲突.     

视点聚焦、乡土认同与男性想象: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个维度

陪都电影为服务战时体制的需要,首当其冲成为承载革命叙事使命的媒介工具,并逐渐由原本的宏大叙事向女性叙事转型,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木兰从军"(女性革命叙事)、"革命的罗曼蒂克"(女性爱情叙事)和"娜拉出走"(女性成长叙事)三种模式.在这种叙事模式的指引下,视点聚焦、乡土认同与男性想象又成为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个维度.无论叙事模式还是叙事维度,其本质都是革命叙事的"同质异构".     

三"体"合一的李贺女性观--由诗歌中的女性世界读取

李贺诗歌中的女性形象颇为丰富,可从诗中建构的女性世界中去读取李贺的女性观.其女性观由三"体"合成,即感情共通之载体、情爱渴念之载体和理想生命之载体.女性成为他抒发复杂情感的理想载体,从中可以体察李贺对女性生命价值的一种认可.     

论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全部创作.从"‘莎菲型’女性与中国女性文学"、"<‘三八节’有感>与丁玲的女性文学"、"丁玲与新时期女性文学"等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新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丁玲创作的影响,这一重大影响关系足以确定丁玲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奠基人的地位.     

从和谐的角度看全球不同女性及性别文化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当"女性"分析范畴尚属一片空白之时,"男性"却在民族志研究的中心舞台上拥有了一席之地,研究者丝毫没有顾及到潜在的文化元素,不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即内部构成上的或外部结构上的),"男性化主义"都被当成了社会的人造产物,而未被看作是生物自然力量的结果.以往的许多研究对更早前该学科过分男性化(或者只考虑男性)的趋势采取了一种应对和纠正的态度,认为其缺乏对女性真正的关注.在近30年里,许多形式的人类学调查、分析以及理论构建都非常认真地关注着女性(指妇女和女童)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机构设置、身份认同等,它们发展迅速,在理论与文化层面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     

中国文化元素的女权主义表达——试论《女勇士》

为了研究美国华裔女作家金斯顿的代表作《女勇士》中大量中国文化元素的意义,以"文化"为切入点,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研究金斯顿对三组女性命运描写的不同处理,从构建女性的主体地位、彰显女性的权威、争取女性的话语权与写作权三个方面论证了作者反抗一切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宣泄其女权主义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     

“母亲情结“:五四女性写作中的独特景观

"母亲情结"是五四女性文学写作中的独特景观,它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母亲的依恋;向母怀的回归;对"母职"的认同.通过对五四女性文学话语中"母亲情结"的剖析,可以审视五四女性走出家门的艰难与走出家门后的脆弱,以及走出过程中的女性"性人格"特征.     

女性:弱势的群体--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解读

通过对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女性形象进行评析,认为:祥林嫂是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爱姑是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抗争者,子君是女性弱势群体中闪光一时的弱者.她们被强大的"杀人团"所包围,同时由于自身的性格特征以及存在的程度不一的精神缺陷,因此挣扎、抗争、"出走"都无济于事,都是悲剧结局.而鲁迅描写女性弱势群体及三女性的价值意义在于:反思五四的"人的发现",反思五四妇女解放及启蒙的时效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而长久的影响.     

从土家族的哭嫁婚俗解读土家女性世界

本文将通过对土家族婚俗、土家族哭嫁歌形成原因、土家族哭嫁歌唱词等进行分析研究,把土家族女性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通过再现土家族女性出嫁时心中的真情实感,透析其内心世界反映的文化内涵。我们从土家族哭嫁歌的起源与发展可以看到土家族女性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不同的地位。本文旨在通过进一步认识土家族哭嫁习俗,为促进土家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中晚唐七律向齐梁宫体诗的功能扩张

七律与五律在形式、来源、起源时代等方面各不相同，早期七律在功能上与以齐梁宫体诗为代表的早期五律也有很大差异，但在元和以后，七律已承担起了早期五律的主要功能，包括赋题、咏物、体写女色等。中晚唐七律兴起的艳情诗风可视为七律的功能向宫体诗方向扩张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些功能在五律中却呈现出萎缩的倾向。这种现象表明，在不同源的文体之间，后起文体可以承担起固有文体的功能。     

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

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由林语堂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上海左翼作家的指责。之后,一直没有作打油诗。1940年,他却重新开始写打油诗,应该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判为"汉奸",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感到"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把打油诗易名为"杂诗",开始大量地写杂诗了。探讨周作人对杂诗持有如何意识与看法,从而进一步探讨杂诗的两种形式(七言绝句与五言古诗)之间的差异。     

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

中国古代女曲家活跃在元、明、清三代,她们中的大部分从事曲的创作,小部分从事曲作批评活动。同她们丰富的创作实践一样,女曲家们的批评实践也洋洋大观———其批评的重点在于女性创作的散曲、剧曲和男性曲家表现女性生活和心态的作品。中国古代女性曲评家的批评实践风格细腻,有女性独到的视角和见解,是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妇女文学批评史、女性曲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魏野并非晚唐体诗人——以七律创作为主看魏野诗风

魏野从方回划分宋初"三体"之时便被认为是晚唐体诗人,但其诗作的内容及创作手法皆体现出鲜明的白体特征。以七律为例,就内容而言,多为送行交游及朋友间寄赠唱和之作,且偏重于叙事、言志、写意,类白体七律;就创作手法而言,语言大多明白晓畅,出语自然,不事雕琢,且言意好尽,不太讲含蓄,发挥了白体善于铺叙的功能,有明显"以文为诗"的倾向。这是魏野七律最突出的特征。其五律等诗体亦大多如此。因此,就诗风而言,魏野更倾向于白体诗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晚唐体诗人。     

唐代酒令与令词

酒令是唐代酒筵间十分常见的一种有规则的游戏活动。盛唐以后,酒令普遍采用了曲子歌舞的形式,因此,作为酒令节目的酒令著辞大量涌现。酒令著辞的创作和演唱表现为依调撰辞与依曲唱辞,从而直接推动了按谱填词、以词合乐的小令创作,并孕育了令词。所以,唐五代小令词体在曲体形态上带有不少酒令著辞的痕迹。     

《三国演义》诗词歌赋的艺术价值及其不足

白话章回小说在叙述中穿插诗词歌赋,这是《三国演义》的一种艺术创造。《三国演义》的诗词歌赋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们不仅放在小说中具有多种作用,值得人们注意,即便单独抽出来阅读,也同样具有艺术感染力。尤其是那些借鉴古典诗文的作品,艺术成就尤为突出。但也有一些作品则缺乏艺术魅力,甚至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苏轼词作的艺术风格

本文首先肯定了苏轼词作的开拓性意义,然后通过对其全部词作的简要分理,及其思想与身世的追寻,认定其词的主导风格应是旷达,而非豪放。     

古代诗词移情手法的历史溯源

移情是我国古代诗、词中最具抒情的表现手法之一,但长期以来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举例论述了移情在古代诗、词中的发展过程,并指出这一表现方式的基本完善是在唐、宋时期。最后试将移情的表现手法分出类别,并分析不同类别在表达感情所起的不同作用。通过对移情的举例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古代诗、词这一独特抒情表现手法的理解。     

《诗经》句尾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入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未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