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范畴与资本市场属性

资本范畴与资本市场属性宋冬林一、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问题的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当前我国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在发展金融市场的过程中，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     

中国应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不仅仅是要在总量规模上把中国资本市场推上一个新台阶,更需要资本市场能够形成一个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体系。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要求,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也是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论市场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过渡

市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标志,是由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扩张到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在内的全面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从生产者与市场的远近关系可以将市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剩余产品约束型市场阶段、数量约束型市场阶段和成本约束型市场阶段。农业分化和农民分化在市场经济的形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这两种分化,机器大工业、信用制度和股份企业制度就难以产生,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也就不能真正地确立起来。     

新时期北京发展中小科技企业创业风险投资分析

创业风险资本是联接高新技术成果和生产力之间的桥梁,发展创业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针对北京创业风险投资业发展现状,根据发达国家的创业风险投资业的经验及创业风险投资理论,本文提出建立以国有资本为主导与民间资本为主体的融投资模式,构建多层复合资本市场体系,疏通退出瓶颈,改善投资主体内部治理结构,增强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活力,加强北京创业风险投资运营管理。     

资本原始积累的伦理批判

资本原始积累是市场经济得以原始发生并运行起来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形式完成的,虽未经历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过程,但资本原始积累的这两种形式都涉及公正的历史形式问题,亦即涉及世俗合理性和历史合理性问题。对资本原始积累进行伦理辩护和批判是必要的。     

论资本经营的存在基础

资本经营是指买卖资产与企业的经营行为，它是我国企业经营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经营的直接存在基础是生产经营，生产经营的扩张与发展也离不开资本经营。资本经营存在的体制基础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其具体要求一是健全产权市场，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健全资本市场，完善有效的中介机构；三是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四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大企业集团发展趋势、模式及演化形态

本文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运行机制过程中，通过市场形成大型企业集团，是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充分实现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需要。文章论述了企业集团形成的基础及本质，认为以资本为纽带是企业集团有效运作的保证，并指出其发展方向。     

监管转型与证券行业经济资本管理

在简政放权的监管转型背景下,监管当局赋予市场更多的权力,证券行业应不断完善风险监管体系。作为盈亏自负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亟须建立一套内部管理体系,平衡资本、收益与风险,适应行业发展。基于国内外监管机构及先进金融机构的实践经验,提出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与监管资本相配合,实现证券行业全方位的风险管控。建议监管机构完善监管资本的计量方法和限额管理方案,证券公司逐步推动经济资本在证券公司内部发挥管理风险限额、指导绩效考核、优化资本分配的作用。而监管机构通过培训、传导的方式,进一步完善行业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管理方案,推动两者相互协调配合的良性发展。     

国内市场整合趋势下的经济增长研究:1985—2011

国内市场整合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利用冰川模型测度市场分割指数,通过1985—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国内市场出现整合趋势,但"囚徒困境"仍存在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之中。同时,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市场分割出现传导途径多元化、传导手段隐蔽性的特征,其作用效果的体现主要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度、地方保护和国有经济比重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深化分析。其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减少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健全区域合作利益补偿机制,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     

多层次资本市场:北京金融产业的新增长点——“十三五”时期首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思考

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常态下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首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已具有一定基础.面对“十三五”时期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首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新目标:将北京打造成中国最活跃的创新创业资本服务中心、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资本平台和中国资本市场第三极.对实现目标应逐步完成的重点任务和保证措施,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北京经济

资本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要素 ,资本市场的发展能够极大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 ,北京市在资本市场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为此需要利用北京市开创知识经济的良好契机 ,积极开拓资本市场 ,促进首都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分析与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表现出了双重国际化模式,即传统的生产国际化和新兴的资本国际化。前者包括自有产品与技术的直接出口企业、对外合资或独资的企业和开展跨国并购的企业;后者包括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和其他具有外资股的中国境内企业。中国企业应结合业务特征和产品市场结构,寻求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国际化模式。一方面,积极扩大产品的海外市场,特别是开辟具有增长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追寻全球生产链中的最佳位置;另一方面,引进战略机构投资者或寻求境外上市,加快企业内部重组与机制创新。     

企业知本转化的市场价值

知识经济为企业提供了获得高技术价值的机遇,其精髓在于如何进行知本转化。知本的核心内容是其知本性,它不仅强调以知为本,包括知识、智力、创新能力,而且强调其转化的市场价值。企业要获得知本转化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必须研究知本转化的市场价值特征     

跨国资本与中国中产阶级的生产:以在华跨国公司中方高端劳动力为例

本文认为,在跨国资本的作用下,中国形成了三位一体金字塔式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跨国公司巨大的资本优势建构了高端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市场化和高端劳动力的碎片化。在华跨国公司高端劳动力人员与公司的权威控制关系受到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影响,在任务管理取向下,高端劳动力人员超强劳动,且因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激励效应而呈现甘愿性顺从的倾向;此外,高端劳动力人员依靠自身的专业技术资格与竞争能力发展出积极的职业生涯策略。跨国资本在建构中国分层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重组造成影响,产生了新的阶层--中产阶级。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和市场构建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而我国在走向资本大国的过程中,必须克服体制机制缺陷,尤其缓解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只有我国股市建立了一个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优秀的上市公司成为市场主流,监管者审时度势依法进行管理,投资者理智而成熟,股指和市值才可能和宏观经济琴瑟相谐,中国资本市场也才能真正进入黄金发展期。     

求职过程的宏观-微观分析：多层次模型

本文针对中国大城市不断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对求职过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笔者从新制度主义的宏观与微观的联接理论出发,使用内生互动模型作为实证分析工具,揭示了市场制度的发育具有强化市场行动主体的偏好,即市场化程度、市场不确定性和市场规范性等三个市场化制度的重要特征的发育,均具有增加个体收入的效应,证明宏观制度的演进与诱导微观个体的制度偏好具有亲和性。本文同时证明了边燕杰提出的网络作用空间的“倒U模式”假设。     

黑龙江省2001年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与政策建议

黑龙江省2001年上半年工业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总体态势良好.国有工业运行的良好势头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国际国内宏观背景下,黑龙江省2001年下半年乃至较长一个时期更需要重点关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战略性升级;建立、发展、完善地方资本市场;作好应对加入WTO准备工作;实施国企战略重组;加强对俄经贸和科技合作;把握大局,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     

现代社会人本伦理诉求下的生活价值体验

生活作为人生命活动的展开方式，是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进行的生命活动，是人全面本质的展开，本真生活是属人的，以人为本。现代社会实质是以资本市场逻辑和技术理性为主导逻辑建构而成的物化社会，置身其中的现代人的现实生活实质上趋向物，处于异质生活境遇，怎样在现代生活境遇里获得生存的意义，过有价值的生活，回归“人本”生活状态，关键在于对“物本”异化力量主导所形成的现代人的异质生活境遇的超越，即对生活的价值体验。     

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模式的比较与借鉴——基于两个典型农村社区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是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数量,改善结构,弥补政府与市场缺陷的重要模式。A社区与B社区是实行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模式的两个典型成功案例。它们的社区化模式各有特色:在路径选择方面,一个走内源式道路,另一个走外源式道路;在社会资本运用方面,一个以传统社会资本为主,另一个以现代社会资本为主;在权威作用发挥方面,一个以自然型权威为主,另一个以法理型权威为主。这两种模式对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可得出几点启示:依托"内源"力量,调整"外源"力量;充分利用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发挥自然型权威的作用,促进自然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