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的缠绕——以《学衡》与《新青年》的对峙为例

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社团流派之争是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传统的关键所在.据此,《新青年》诸君与"学衡派"的论争已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与落后、激进与保守来概括,而应视为以学术为名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一次政治权力争夺.     

嬗变与建构的当代意义——论五四文学传统

五四文学传统是在阐释中建构起来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强调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性质和个性解放精神,推崇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左翼文学兴起后,对五四文学传统进行了修正,剔除其中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内容,同时强化了它本来就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到1940年代,五四文学在新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实现了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整合,它们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不过经此改写,五四文学传统便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五四文学自身了,这导致1980年代初发生了一场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讨论.这一讨论,顺应了思想解放的时代趋势,但注定不可能真正回归"五四".在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在现代性原则的基础上理解和重释五四文学传统,从而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理想的一个精神动力.     

学术与政治的缠绕——以《学衡》与《新青年》的对峙为例

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社团流派之争是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传统的关键所在。据此，《新青年》诸君与“学衡派”的论争已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与落后、激进与保守来概括，而应视为以学术为名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一次政治权力争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缠绕反映了现代中国政治压迫之下显现的脆弱的学术根基。     

回归还是超越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者之一,然而1919年游历欧洲后,却逐渐拉开与"五四"人的距离,被认为是回归传统文化.考察梁启超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思想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五四新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学术转型

五四新文化知识共同体基本上实现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转型.体现在文学史及其研究中,初步建构起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研究方式.特别是他们的文学史写作,具有自觉的文学史观念,并按照现代文学理论进行科学的分类.其"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在白话语体和人的文学观念方面.在白话语体的建设中,他们明确意识到语言与思想文化、语言与文学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并提出建设现代白话文的具体设想.他们的现代文学思想观念,是建立在现代人性论基础上的人道主义,以此批判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常.五四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为现代文学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模式,并在形成规约文学学科发展的学术传统的同时,留下了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     

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

人文主义是五四文学的旗帜与象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和追求。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实可能性。然而,人文主义原本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它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新文学作家又是怎样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的?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对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进行反思,认为五四文学是本土意识深度介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的结果。     

中德历史主义学派之比较——兼论历史主义学派的总评价

为什么历史主义学派在近现代德国史学界会获得主流地位,而同类的历史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只能屈居支流?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一战前,德国传统精英成功地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与自强,强调本民族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历史主义学派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个学式的学术理念与方法也得到了证实。而在近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国家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中国的激进文化精英不能通过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国的历史文化中找到救国救民之路,而只能通过类学式的思路在西方文化中寻求普遍的真理,并最终诚服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历史主义学派的总评价而言,本文认为,历史主义对史料、史实以及历史特殊性的重视,无疑是值得继承的史学理念。但个学式的历史研究在认识效率上是无法与使用系统科学概念与理论的类学式历史研究比拟的。历史研究不应该排斥理论,使用理论时如出现问题,根源不在于"公式主义"的方法,而在于理论的质量。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把握中西古今关系这一命题贯穿了百年中国现代史,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从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任剑涛先生认为,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代共和,并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陈卫平先生辨析了"五四"与全盘反传统、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方面的关系,以期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重建"五四"叙事;谭好哲先生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生论"文学观,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必须重视"人生论"文学观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精神启蒙价值和文学范式意义;方朝晖先生将中国文化心理特征概括为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迄今仍没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深刻;魏建先生以《女神》为例,通过这部最能体现"五四"抒情文学创作实绩之代表作的研究,总结了"五四"文学研究的历史教训;刘悦笛先生从世界文明的大脉络当中重新审视"五四",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在结合本土传统后,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六篇笔谈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为肯定"五四"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向度与新的思考,对于相关研究将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散文主体性理论的形成

本文认为,现代散文主体性理论的形成,与文学现代性中激进的“反传统”、“人的文学”及“国民性”问题的探讨相关。     

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

"五四"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她的发生发展与西方小说的引进介绍不可分,但她与传统文化、文学的联系更不容忽视.现代小说生成之中,其小说结构形态(文类)的形式背后,也联系着宇宙观、人伦精神、"士"阶层特征、"逍遥"人生的自由追求等诸多传统的内涵.最重要的是,现代小说家一方面自觉地对传统进行着创造性的转换,一方面在其创作中始终抹不去一种传统精神的保留.因而,她昭示了现代小说中国化的某些本体和核心命题,以及"五四"小说现代性究竟是如何再造传统和精神延续的.     

在解构中沉潜:上海沦陷区小说的“五四”底色——兼议抗战时期文学民族化

一般认为,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的严酷统治武力切断了新文学传统;狭窄言路下上海文学的异常繁荣被认为是畸形的、偶然的;异族统治下文学民族化的追求也被视为不可能.然而,异族高压、民族情绪、市民文化等多种话语力量的交错博弈形成了沦陷时期上海的异质文学空间,推动了理论与创作上极有文学史价值的“五四”重审.上海沦陷区小说一方面对“五四”经典主题、情节、人物进行着反讽叙事;另一方面也在题材选择和文学接受的调整中,继承发展了“五四”的精神实质.这一解构与沉潜并进的过程,促进了“五四”先锋质素的落地生根,展示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另类经验.     

错位的对接:论实用科学理性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用科学理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从"实验主义"的科学接受到"求真理"的思想共识,最后落实到和俄罗斯拯救意识深度结缘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种在科学和人文错位的对接中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转换为五四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全过程,都是在实用科学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完成;这真实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张扬西化同时又游离于西学的双重矛盾:既反映了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性认知问题上的思想茫然性,又揭示着中西方文化与文学融汇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实用科学理性和"为人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失去对五四新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近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本文在对近年来有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应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关,是真正中国的文学现象;它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股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的一种"中国式"概括;"五四"没有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思潮,它形成于与左翼文学论争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有一种极力拔高乃至全盘肯定的倾向,为给其以公正评价,本文分析了其无可逃避的逻辑悖论性.     

五四前后激进主义思潮演进的语文学观察

五四前后,在"汉字革命"这一特殊领域,"激进"实现了从"态度"到"主义"的历史演变。实践上,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压力产生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了激进主义产生的双重引擎;理论上,科学主义、进化主义、工具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等,成为了激进主义断章取义的理论基石。而在演变路上,"激进"也由对待语言文字单一对象的激烈否定,向儒道乃至整个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否定,呈现出一种内容泛化、运动加速的趋势。一旦激进文化获得了系统化理论化飞跃,其中偏执者甚至可能将其上升为一种对待所有事物的行为哲学。本文力图从语文学角度,观察与审视现代激进主义思潮的兴替历史及其复杂成因。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共同起点,它们之间互为联系、影响、呼应。"五四"观念上的变革、理论上的倡导和现代传媒的推动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的建构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深入的交互。"五四"儿童文学从理论、创作到编辑出版,逐步地完成了它在发生期的成长历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也与主流的文学话语、机制密不可分。     

"大众语":五四白话文精英色彩的祛除——对1934年大众语问题讨论的一个观察侧面

20世纪30年代是"大众的崛起"的时期,民族危亡形势赋予大众更大的历史责任,而要使大众明确自身的历史重任,就必须让他们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这个基本要求,五四并没有让他们达到。不仅如此,五四的半文半白的"欧化"白话文,比文言文还要难懂难学。因此,这场俗话运动就从五四的"洋买办白话"开始了。左翼语文家对于五四白话文的不满是它的水准远远高于底层大众的接受能力。白话文没有走向大众,仍然是"少数人"的语言,因此,必须祛除其精英色彩,建立大众语。大众语必须为大众所完全熟悉,必须满足大众"说"、"听"、"看"、"写"四项标准。论争中,有些论者注意到了大众语的多元特性,主张根据大众的需要,从普通话里、从白话文里吸收尽可能多的养分。大众语讨论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必须抛弃自己语言观上的精英意识,向大众、向大众语做无限靠拢。     

五四新文学的儒学文艺观渗透

脱胎于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新文学,以激进的姿态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极为深刻的颠覆与反思,努力实现着与儒家文化的割裂.然而五四文学无法回避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重大影响,其文学理念又与儒学文艺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暗合;在创作实践中,儒学传统因子也悄悄渗透于各类文本中,且赋予了新鲜的时代特质.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民粹取向及其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但也充满浓厚的"民粹"意味,白话文运动表现得比较典型:五四人认为民众语言最明白、活泼、精细,"知识阶级"语言最含混、死板、粗疏;大众文学最高明清新,"贵族文学"最愚蠢腐臭;语言文字改革上,民众是革新者,知识阶级是保守党;在价值判断上,只有民众的方言才是最有价值的语言。文学上,强调民间文艺是最真切、最精细、最自由的文艺形式,把民间文艺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国语建设和新文学建设的出路在于到民间去,向民间文艺学习去。周作人当时对这些认识给予了及时的提醒。这种倾向对以后历次语文运动影响深远:大众语运动、民族形式讨论、延安整风等都从语言入手不断强化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疏离感,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五四推崇"民粹"的片面做法对后来的语文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消极影响不小。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

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开始了现代转型 ,而非五四时期之前或之后 ,具体地说是 1 91 8年。这一转型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现代的人学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学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的。从此 ,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世界现代性文学的潮流 ,并与传统的古代文学形成明显的区别 :这不仅表现在文学观念的变化 ,也表现在文学创作的主流倾向上。五四文学的现代特质主要体现在 :以人的解放为目标 ,以人的生活、生命和心灵为本原 ,以人的个性化表达为准则。“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性文学 ,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更自觉、更充分地实现了文学的“人学”和审美的双重本质。因而 ,将五四文学确立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