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大夫庙记》碑

《西门大夫庙记》碑原立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北丰乐镇东的西门大夫庙内。西门大夫庙约始建于汉代,据记载,北齐、宋、明等朝又先后几次加以修葺。庙宇今已不存,但基址仍明显可见。现有宋、明、清三代撰刻的石碑。《西门大夫庙记》碑,一九六三年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的拓本曾于一九七四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碑刻画象石拓片展览赴日本展出,因此驰名于中外。碑文为研究北宋中期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已在原庙址上建楼妥为保护此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新考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唐史方家向觉明先生在《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周至大秦寺略记》中对唐代景教流播作了详尽研究，（《燕京学报》专号之二，1933年10月版）但对于大秦景教碑的出土地点、碑的史学和考古学价值，困于资料，未能做出定论。后学为澄清唐代外来文化中这一疑案，历时三个月，多次到周至凭吊大秦寺遗存，查阅资料，并去碑林研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获益匪浅。景教是从基督教的反对派开始的。景教，基督谐音。景者，大也、烟也、光明也。景教开山祖──聂斯托尔于428年至431年任君主坦丁堡主教期间，力主圣母玛利亚…     

皇权阴影下的“燕许大手笔”——《凉国长公主碑》的御书刻石与文本流传

凉国长公主是睿宗皇帝的第五女,开元十二年去世时她的兄长玄宗皇帝恩诏其墓陪葬桥陵,神道碑敕使当时的大手笔苏颋撰写,并由玄宗皇帝御笔隶书上石。文章考察《凉国长公主碑》在后世的流传情况,认为它是玄宗的隶书目前留存下来最早的最大型纪念物,是大唐盛世文化的软实力在玄宗时代石刻表现的先声。《凉国长公主碑》在后世分别以石刻拓本和文集本的方式流传并产生影响。《文苑英华》收录的碑文文字与拓本歧异,是其为别集本系统的明证。明清以来,金石著作里对《凉国长公主碑》的讨论,集中在公主的名字、卒日、婚嫁等方面。碑刻中失载凉国长公主与薛伯阳的第一次婚姻,反映了唐代公主失去自由的婚姻悲剧。《凉国长公主碑》记载的主体虽然是凉国长公主,但她的人生不是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她的书写者唐玄宗。     

《二圣庙碑》产生时间辨误

正《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八册,第213页所收《二圣庙碑》,题为"北周刻",无具体年月。细读碑文,发现此碑并非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所建,而应是五代后周建造,且有制作的具体时间。或许因首题有"大周潞州大都督府泽州陵川县龙川、普安、鸡鸣等三乡共造",编者遂误以为"大周"指北周,其实不然。     

安阳修定寺塔年代补证及历史价值

安阳修定寺塔的文献信息、建筑形制、石雕风格、砖雕风格等,将其始建年代指向北齐天宝年间,唐代晚期有过大规模整修。修定寺塔历经两次灭佛事件的破坏、近代的盗卖和破四旧的摧残,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承载了很多历史信息。     

《堕泪碑》考

《堕泪碑》原为襄阳百姓为纪念西晋开国元勋羊祜所立的纪念碑,梁大同十年重立时时人合此碑与羊祜的学生为其所立《羊祜碑》为一,《堕泪碑》碑文在碑阴,《羊祜碑》碑文在碑阳。此后,晚唐、北宋、元、明又四次重立或修复,清中叶以后废而不存。《堕泪碑》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影响深远,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考证《堕泪碑》及其碑文的历史,厘清人们的混乱认识,无论是对襄阳的地域文化研究还是对湖北的历史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读《张迁碑》辨疑——与程章灿先生商榷

东汉官宦多为单名,但平民阶层的"双名"也相当普遍。《张迁碑》碑阴题名存在着"双名"现象,与东汉民间社会的习俗相一致,足证其为东汉的"乡里刻碑"。碑文写入非张迁直系先祖的张氏名人,符合汉碑常例;对张迁官职的记载也符合汉代官制;至于用典中的错漏之处,恰恰证明其为东汉乡里俗儒所做之"乡里刻碑";明代赵均、都穆等金石名家对此碑也多有著录;可见其为真正的东汉碑绝无可疑。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将该碑断为伪碑的新说不能成立。     

元上都遗址申遗的新成果——《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碑文被发现

随着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深入,有关元上都的历史研究在国际上也取得了新成果.近期,日本明治大学樱井智美教授在《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中发现了收录在该书中的蒙哥汗六年( 1256年)的《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碑文.此碑文全文如下.     

杭州慧因寺的元代白话碑

《慧因寺志》中有一件元代白话碑,它是元仁宗根据瀋王(高丽忠宣王)王璋的请求颁发的诏书,旨在保护慧因寺的利益。这件碑文有助于元代硬译公牍文体的研究,亦是有关元代杭州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校读

《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对研究唐代中期西域、河西地区的民族关系,敦煌地区的行政设置,郡守官员的任命等同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许多学者都对此碑有过识录.由于年代浸远,碎石破损严重,残存文字漶漫不清,以致各家录文多有讹误,甚至有错简之处,从而对此碑的研究造成许多不便.有鉴于此,本文依据《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原石对碑文重新进行标点断句,逐字识读,并参照前贤录文进行校勘,以期使之能够对西域历史及敦煌学研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好太王碑拓本收藏著录及其年代

好太王碑重新发现后,碑贾争相传拓,然而保留至今并经著录者不多。目前国内收藏与著录的有１７种,国外有１９种。其中年代较明确的有４种:酒(?)景信双勾加墨本,１８８３年;任昌淳藏本,１８８９年;北京大学Ａ本,１８８９年;沙畹拓本,１９０７年。依据这４种拓本的用纸、用墨及文字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可将年代较早的拓本确认出来。它们是:水谷悌二郎拓本,金子鸥亭藏本,傅斯年图书馆藏本Ａ、Ｂ,中央图书馆Ｂ本,王少箴藏本,北京图书馆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Ｂ、Ｃ、Ｄ本,水谷悌二郎剪装本。１９００年以后,经过“石灰涂抹”拓出的本子,质量与价值大大降低了。     

从千寻塔文物看大理国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千寻塔是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中的主塔。唐代开成年间修建,为四方形十六级密檐式砖石塔。塔外无柱梁斗拱,线条简练,风格朴厚,塔内有木楼梯,颇似西安小雁塔。但在结构上比小雁塔更为合理,塔基逐层加宽,塔壁增厚,因此,一千多年来虽经受地震和风雨的侵蚀,却仍巍然屹立。千寻塔表现了南诏文化独特的发展过程,别具地方风格,是南诏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它与大理国时期修建的南北二塔相互映衬,浑然一体,气象雄伟,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段怀穆建伽蓝残碑发覆——一块见证隋文帝开皇建寺事件的珍罕碑刻

通过考索段怀穆建伽蓝残碑,发现此石刻系隋文帝开皇年间诏令天下诸州普立寺院时,青州遵诏建寺遗留下来的碑刻.隋文帝广建寺院所立之碑迄今已极其罕见,这样段怀穆建伽蓝残碑就为研究开皇建寺事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金石文献资料.     

唐《御史台精舍碑》初探

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唐《御史台精舍碑》(以下简称《精舍碑》),是件难得的法制史文物。它以石刻史料填补了新旧《唐书》的空白,为研究唐代监察制度、监察机构、狱政措施以及立法状况与法制思想,尤其是宗教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碑文说明,唐朝在其封建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中,不仅设置台狱,而且于台狱之内又置精舍(佛舍)。这一重要的狱政措施,反映了佛教思想对唐代法制思想的影响。     

对日本“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文著三议

金代开创纪功碑“大金得胜陀颂”碑是中国历史名碑之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辞海》(1979年版)和《中国名胜词典》一都做了收录。该碑位于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通高320厘米,龙首龟趺。正面汉字碑文八百一十五字,奉政大夫赵可撰稿,儒林郎孙俣书丹,碑额篆书“大金得胜陀颂”六字,是国史院编修官、金代大书法家党怀英的手笔;背面女真字碑文约一千五百余字,是世界上女真文字最多的碑刻,两种文字对照。碑文中叙述     

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两个问题

北京回子营清真寺建于乾隆年间,它是清廷为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出资修建的,乾隆帝亲自为该寺撰写了《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该碑文成为研究清朝伊斯兰教政策的重要文献。本文就该碑文的著录情况作了梳理,并结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该碑文的史料价值做了阐发。     

尼山书院碑(拓片)

<正>此碑立于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陈绎曾撰文、李彦博书(正书,29行,行最多102字,全文2208字)、任择善篆额(篆书"尼山书院碑")。郝宝宝闾等建。原石高320厘米、宽110厘米、厚35厘米。位于尼山孔庙大成殿前西侧北石。拓本310厘米×95厘米,无额,曲阜师大馆藏拓本编号74。《山左金石志》卷二四著录,附注"碑阴上下两层官吏姓名,凡九十四人"。明刘濬《孔颜孟三氏志》卷二、明陈镐撰孔弘干续《阙里志》卷九、明戴光等纂《邹县地理志》卷二、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     

王国维研究二题

王国维研究二题陈鸿祥关于《宋安化王祠碑》《宋安化王祠碑》，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之子百家撰，编入其自选的《学箕初稿》卷二，附于黄宗羲《南雷集》刊行。据撰者自注，该卷文字起自清康熙丁巳（１６６５年），则碑文之作，当去此不远，或即在当年。这篇碑文，是为重...     

读《甲骨文捃》(二)

作为海内外的孤本,《甲骨文捃》的存在有其独特价值。《文捃》中马衡所藏部分为摹本,该部分摹本曾收录于多种著录书或拓本集,且同一版甲骨曾出现在六种不同的著录中,且著录情况多有不同,有些甚至出现四种不同的著录情况。同时,马衡所藏部分当中一些摹本与其在其他著录书或拓本集中的同版著录情况均不相同,所以这部分摹本有其独特的价值,深入整理研究这部分甲骨摹本及其著录情况,对于厘清该部分甲骨源流与传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道子与太极拳关系考——《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的可信性与价值初探

<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碑文的面世,为我们了解李道子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与相关史料比对研究,可以确定碑文的大部分信息比较可信.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太极拳的起源、三教合一论以及古老的养生文化是弥足珍贵的.但是碑文中述及李道子为无极养生功的创始人则难以成立.有些论者认为李道子是太极拳的鼻祖,则是更加不可能的.不过,太极拳与无极拳以及千载寺的养生文化却一定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承继关系.